去年我在江苏一家外资企业销售圣诞制品，兼带撰写文章、通信叙谈、广交朋友。读书、工作、游历──这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
但好景不长。今年9月25日，无锡市国家安全局将我找去，无端地将我扣押3天，并搜查了住处，没收了部份物品（主要是通讯录地址和正在撰写的文字材料）。最后，他们认为我写的文章丑化了共产党和国家，于是，不由分说，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名对我取保候审。这是一种强制措施，对我今后的行动做了种种限制规定。
我出于愤怒和不满向他们提出抗议，但无济于事。对双方来说，一面是专横无理，另一方面是忍气吞声，无处申诉。为我签保的老板看上去也很压抑。这件事肯定影响了我同公司的关系。我感到四顾茫茫，想到97年出狱以后，已经不只一次受到这样的对待。面对今后还可能出现的麻烦，我烦躁不安，对眼前的生活不再抱有希望。尽管多年来每遇到当局的骚扰和迫害，都会让我产生逃往国外的念头，但对家人的亲情和对故土的眷念，使我下不了决心。这次我认真考虑后，两害相权取其轻，我决定逃离大陆。
自由是人的天性。但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却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通向自由的路总是布满荆棘和坎坷。卢梭提到的“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指的往往是君主专制下的精神桎梏。我的一位颇有才气的朋友李维曾在一篇文章中描述了大陆持不同政见者在专制统治下遭受不公正的境遇、乃至迫害、被日益边缘化的命运。为摆脱这种命运，我就选择了逃离。我知道这不是获取自由的唯一或最佳选择，当我们做出冒险决定的时候，无疑对我的认知能力和勇气做出了考验。
出逃的经过大致如下：10月10日我找到一个出差去四川的机会。火车到南京后，我打消了最后的犹豫，改变方向换车南下。然后我关闭了手机（警方要求我外出后，定期和他们联系，便于他们“管理”），日夜兼程到达福建省厦门。我在海边徘徊了几天，终于雇到一条可以载我去外海观光的渔船。10月14日中午，我乘的船经过一小时航行后进入金门所属的大胆岛附近水域。一路顺风，所幸没有遇到公安的巡逻艇。我乘船工不备跳入水中，奋力向岸上游去。正应了一句老话“开弓没有回头箭”，无论怎么说，我这一跳，命运发生了变化。
登上大胆岛后，我向驻军表明了投奔自由的愿望。这里的台军官兵除了惊讶之外，对我的作法是敬佩的。尽管我随后被送往行政院海巡署海巡队接受身分侦讯，第2天依法律程序，我的案件移交金门地方法院检察署。由于案情简单明了，法庭询问时间不长。我听到检查官向专案组官员表示，如果证实我说的是实话，我一定能实现自己的愿望。而后，从专案组那里得知台湾政府不会遣送我的信息。我心里也踏实一些。
我不敢说大陆民运在海外有何种影响。单就资源和力量弱小程度来看，我们每一个逃亡者难免有悲观和失落感。但在审理我个案的过程中，我却从台湾媒体和民间组织、政府有关部门的态度上，发现他们仍保持着对大陆民运应有的尊敬。这与我的想象略有不同。
他们赞赏我投奔自由的勇气，并希望台湾政府给我政治庇护。从在金门等地受到的礼遇可看出台湾人支持正义事业的鲜明政治态度。
我到达台湾后，被安置在大陆人民新竹处理中心，等待金门地检署的审理结果。这是一个有强烈季风的海滨城市，也是我在台湾本岛度过时间最长的地方。台湾是大陆民运人士寻求经验支持所热望的土地。在这里，我的心潮象海浪一样难以平静。
台湾人权促进会、中国人权协会从一开始就积极为我呼吁，努力使我留在台湾或去美国最终获得自由。这些台湾朋友几次来探视我，并送来一些书籍，使我没有空度这段难熬的时光。刚到台湾时，我的确认为自己是孤独和无助的，但很快传来了朋友们关心和呼吁的声音。我10月14日登岛，便得到舆论的支持。台湾人权促进会主席林峰正先生带来王丹和朋友们的致台湾当局的公开信，国内、国外朋友们的声援，使我的身分得到尽快确认，更主要对我精神上起到很大鼓舞作用。我置身其中，并感觉到自己成为这股正义力量的一部份。
对台湾民众来说，“大陆民运人士”似乎已成为社会学的名词。它的概念含义当然和“79”、“89”等特定的历史有关。对它的褒贬不论，由于中共封锁信息和压制民主活动，我们很难具有有效的社会动员及与民众沟通的手段。中国人目前还缺少对它的理解。我初上大胆岛时，当那里的官兵称我为“大陆民运人士”时，我既惊奇、又感到一种善意的慰藉。在大陆，官方则把“民运份子”视为敌对势力。
同当地人聊天也感到，与其说他们对大陆民运整体了解并寄予希望，不如说是对我们这些人在追求理想过程中遭受苦难经历的尊敬。我从有限的空间里和人交谈，感到他们中许多人对大陆的经济发展持赞赏态度，但对其政治上的专制腐朽是非常厌恶的。
我有时在想， “大陆民运人士”作为特殊的群体毕竟是现实存在，已成为一种特殊的概念符号，它也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社会现象。如果说存在就是合理的，我们在经受了包括名誉在内的种种破坏之后，秉执理性知耻的精神，加上大多数人对理想的赤诚和我们尚未失去的人格力量，我们一定可以重新恢复元气并振作起来。
经过2000年大选的台湾，是令人激动的地方，也是世界上所有秉持自由民主理念的人民关注的地方。我刚到台湾时曾向陆委会和民间组织的官员表明了我想留在这里的愿望。台湾是华人社会第一个全面和独立地实行宪政民主制度的社会。它对有两千多年的专制制度传统的中国大陆，有很强的示范效应和意义。
我过去对台湾的了解是肤浅的，也从未完全跳出过“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的认识。但历史毕竟有它的独到之处。史料记载了清朝官员称台民的反抗如蛾扑火、从未间断的史实。而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国民党威权统治的初期，台湾人民都进行过反抗。统独的争论不能掩盖台湾人民固有的自由意识。成为世界公民的理想不是屈服和依附专制强权所能够实现的。就今天来讲，中国大陆的民主化是台湾人民提升自己尊严的最有效途径。
在新竹通过电视尽量观察台湾社会的一般面貌，正逢台北、高雄两市行地方选举和辩论。我想起在大陆时，媒体对台湾选举民主乱象的描述，现在亲眼所见却得到相反的印证。台湾的民主是真实的。我们看到朝、野候选人之间激烈的竞争，在竞选和公共政策辩论中，表现得十分理性，具有成熟的民主风度。新闻媒体报道和评论时也各取其长，显得客观和公正。各种迹象表明：台湾人民不但接受了民主制度，也已经适应了这种制度。举个例子，台湾渔业界为反对政府的某项现行政策，发动10万人，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这在中国大陆会引起什么样的严重后果是不言而喻的。而在那里，这样的大规模行动自始自终都井然有序。
台湾的民主化仍处在继续成熟并完善过程中。台湾政府宣示以人权立国理念的同时，立法机关正在制订包括政治庇护在内相关法律。我了解这方面的现状后，于10月24日向美国在台协会提出政治避难申请。11月29日，我在台湾和美国在台协会的官员安排帮助下，登上飞往美国的飞机。完成了寻求政治庇护，投奔自由的旅程。
（《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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