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国庆长假是旅游高峰期,也正是农民最忙的季节-----"春耕""秋收"。虽然人的第一需要是吃,现代人却忙于游山玩水无暇顾及"吃"的东西来自哪里,游客们很少注意到路边的农民正做些什么。
今年(2002年)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黔西南州粮食最歉收的一年,"十里荷花"是安龙县有名的风景点,附近成百上千亩的农田, 正是金秋时节,但它带给农民(及农场)不是丰收的喜悦,而是痛心和愤怒。除了糯谷和个别农户从广西托人带来的"718"号种子外,诸如"特优559","康优725","Ｋ优５号",长势与往年没两样,可是有些根本就不出穗,有些出穗但谷穗不下垂,即空壳或称秕谷,有些勉强出穗下垂,又得"稻曲病",穗粒上包裹着墨绿色的粉末,农民们把打出来的少许谷子盛在簸箕放进水沟里淘,并不浑浊的沟水立即变成黑水沟,有些黑粉漂到水面流走,有些黑粉怎样淘还是搓洗都不会干净,那些谷子晒干打出来的米肯定是灰的。
"往年亩产1000斤左右,今年最高的不超过两百斤,有些只得几十斤,甚至颗粒无收","有些人家到了田里,割也不是不割也不是,因谷穗几乎是空壳".仅是荷花池附近的那些田,减产最低也有20万公斤,包括其它乡镇如龙广、普坪、兴隆、平乐等，安龙县减产至少有! 五百万公斤.据各方消息,册亨、兴仁、贞丰及兴义、晴隆、普安、望谟都有减产,只是册亨、望谟两县温度较高的乡镇受灾程度较低而已。按最低估算,盘江八县减产两千万公斤以上.不知道贵州省其它专区,中国其它省份是否也出现类似情形。
平均每人每年损失不到十元钱(一公斤一元),数额很小,可是这笔损失只集中在一些农户身上,有些减产几百公斤,有些上千公斤,尽管他们不会因此逃荒要饭,但几百上千元对贫困的农民是个大数目,他们的一些计划,设想会落空,有可能借债度日,对于农民,粮食的意义非同寻常,少数农户去找农推站,去找种子公司,有些 提一小捆谷草去找政府,回答如出一辙, "今年的气候反常,与种子没有关系",或是"你们跟谁买种子就找谁去,与政府无关"。对此类解释,农民们无可奈何,自认倒霉,只是在和农民弟兄们言论时发些牢骚:"我们种了二十多年的谷子,为什么只有今年气候反常?""从广西托人带来的种子没有减产,从公家买的种子却成这样子","同是一块田，肥料、气候、水源、扬花、抽穗时间都一样,就是他们(公家)的种子减产,怪了!""肯定是假种子,要么是第二代产品,有可能已过期或是真种子里掺有假种子"。("稻曲病--高温多发病,糯米容易感病",情形与此正好相反。)
老百姓过上? 萌兆?政府的日子更好过,粮食歉收,财政收入却不会因此减少,政府不应该是"拥有这样和那样的权利"。而更应该是"承担义务和责任".什么事情会与政府无关呢?即使正如政府有关人士所说是因厄尔尼诺现象而导致的结果,这些受灾农户也应该得到一些救济.这并不是政府施舍,只是把人民创造的社会财富作一些微调.封建时代,碰上荒年,地主也会减免地租,(刚得到消息,某县某村2001年每人上交公粮22斤,今年10月份接到镇政府通知:税改以后,今年每人上交公粮52斤,"我们收的谷子还没有去年的三分之一,公粮又要多交".唉!!!)
做了好事,媒体不会漏掉,然而还未从州报或各县的电视节目中看到有关报道,不知哪一天,报刊也会成为农民的喉舌,纵然有记者写了稿子,政府里面也不乏为民办事的同志,可是政府的开销入不敷出啊!要是农户不是个人而是集体上访,当然性质就已经改变,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记者,无论是农民、 持不同政见的公民,都有同等权利,也有义务反映百姓疾苦,但如果因为是持不同政见人士的调查报告就不屑一顾,扔进废纸篓,那样的话,只让后人嘲笑执政党的心胸罢了。
此致
中央政府
贵州省政府
黔西南州及各县政府
韦登忠、曾宁
二００二年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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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登忠,中国民主党人,67年生,壮族.大学文化.原为贵州省安龙师范专科学校教师.93年因撰写<<论中国民运及其在基层影响的必要性>>被以反煽罪判刑3年.现在是贵州省册亨县私立实验中学老师。韦长期关注中国农民和农村问题，为民请命，赤子之心，让人钦佩。
曾宁，67年生于湖南，大专文化，89年入狱近2个月，91年因撰写《中国民主改革纲领》被以反煽罪判刑4年，95年因和陈西，廖双元，卢勇祥，黄燕明组织民主党被判刑2年，98年和韦登忠申请成立中国民主党贵州筹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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