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为何英澳矿业集团Rio Tinto在中国耗时数年谈判却一无所获？为何英国国民电力公司经过多年谈判和数千万美元投资而建立的4个发电厂，最终却被放弃？为何某国际投资公司总裁在上海塞车的30多分钟里，用手机与香港商业伙伴谈妥一笔上亿美元的交易，而接下来与上海多名官员谈判数日却空手而归？为何在中国投入60亿美元的60多家国际证券基金，却“像屠宰场上的羔羊”？为何美国麦道公司投巨资在中国合作生产客机，最终却“折戟沉沙”？为何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中国蒙受高额投资亏损？为何众多国际知名啤酒公司在中国一一垮台？为何新加坡投资苏州工业园遇到挫折？
部分答案可在今年刚刚出版的《中国梦－－追寻地球上最后一个巨大未开发市场》
Dream:The Quest for the Last Great Untapped Market on Earth, Atlantic Monthly Press, New York）中找到。作者约· 斯图威尔 （Joe Studwell)是英国《经济学家》撰稿人，《中国经济季刊》总编辑。他在中国居住了整整10年（1990年－2000年），专门报道中国的外资情况。
总的说来，这是又一部“唱衰”中国的书。与另一部异曲同工的《中国即将崩溃》相异的是，本书虽然认为中共统治已“过时”，中国政府对经济“管理不当”，但并未断言中国政治体制将全面瓦解，而是预期西方对中国的巨额投资最终将化为泡影。
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
在作者看来，海外尤其是西方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中国争先恐后的大规模投资，是世界经济史的一大奇观。在短短10年时间里，中国以一个人均产值微不足道、经济规模仅相当于荷兰与西班牙之和的发展中国家，却吸引了多达3000余亿美元的外资。而同一时期，全球只有美国这个唯一超强，在吸纳外资方面好于中国。相形之下，同是发展中大国的印度和印尼、投资环境不亚于中国的东欧、俄罗斯，却偏偏得不到西方投资者的青睐。许多投资者即使在中国上当受骗、血本无归，还前仆后继，如飞蛾扑火，其奥妙究竟何在？
斯图威尔认为，中国对外资的致命吸引力，可在历史中找到根据。这正是此书的一大特色。
自古以来，中国即以其神奇的丝绸和瓷器让西方着迷。《马可波罗游纪》问世后，引发了16世纪葡萄牙商人为首的第一波中国“淘金热”。接下来是19世纪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以后以及20世纪初的另外两波“淘金热”。作者认为，西方的三次“黄金梦”都一一破灭，主要是幻想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因此市场需求庞大。而实际上，中国数百年来购买力一直极其有限，对外贸易额在上世纪20年代的全盛时期也不过占世界总量的4％左右，而这一记录保持到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中期才被打破。
两个“平行经济体”
作者认为，西方新一轮“中国热”始自美国总统尼逊30年前对北京的破冰之旅，而邓小平70年代末拥抱西方的姿态，更使西方政商界对中国想入非非。例如IBM主席开始憧憬“每100名，或每1000名，甚至每10000名中国人拥有一台IBM电脑”。邓小平南巡后，海外华人财团和西方跨国公司掀起了狂热的中国投资潮，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患了“健忘症”的西方资本已把过去几个世纪在中国遭受的失败抛到脑后，全心投入了这场世界经济史上最大的赌博，这个“最长的梦想”。
斯图威尔以其长期在华经历，结合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商业文化，剖析许多外资失败的过程，是本书的另一大特色。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对中国实际存在两个“平行经济体”的揭示：一个是较少受到政府干预的“资本主义经济”，如农业、出口加工业和私人企业，其目标是追求利润；一个是国家控制的“社会主义经济”，如政府通过银行源源不断“输血”的国有企业和政府投资项目，其目标是攫取权力和资金。在行政干预下，受到政府保护或扶持的“支柱产业”，如金融、建筑、电信、汽车、电力等行业，外资的进入肯定会遇到“结构性障碍”和不平等竞争。
作者认为，尽管中国高唱改革开放，但“私有经济”仍处处受到“社会主义经济”的限制甚至蚕食。因此，外资只能在众多夹缝中求生，在“社会主义经济”尚不具备竞争力或竞争力较弱的领域发展。外资面对的不但有效率低下而又庞大的官僚体系，而且有“世界上最巨大的商业许可证制度”－－从经营范围、地域，到产量、价格、销售市场及外汇转换，无不受到严格限制；还有政策多变、银行资不抵债、政府债务过重、国有企业力保垄断地位、企业管理纠纷、违背合同、贪污腐败等问题。在作者眼中，对中国市场经济乃至外资的最大障碍，就是50年来甚少改变的、由共产党包揽一切的政治体制。
本书预示，以大量公共和外来投资推动的增长是难以持久的，上海浦东的摩天大楼不过是“邓小平金字塔”。中国经济陷入危机之日，便是西方“中国梦”幻灭之时。当这一天到来时，在中国已有天文数字投资的西方经济，将受到难以估量的震撼。
联合早报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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