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光曾在香港设立“秘密”账户？

既如此，记者且把柳杨、董向功、刘迺强三位被采访者的“叙述”如实写出来。－－柳杨，原中国青基会财务部负责人，她说：“我的记忆，徐永光在香港至少设立过一个没有对外公开的外汇捐款账户，我不知道这个账户到底收到过多少捐款，但因为一个偶然机会，我知道那个账户至少收到过一笔捐款！因为这个账户从未被审计过，因此我把它称为‘秘密账户’！”

－－董向功，原中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曾在1994年一次性“追加”审计了希望工程 1989年至1994年的总计五年的财务收支状况，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曾就希望工程是否在海外开设捐款账户问题，多次当面问过徐永光，徐永光每一次都是很肯定地回答说“希望工程没有在海外设立账户”！

刘迺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保康食配公司行政总裁，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证实了柳杨的记忆。刘迺强说：徐永光在香港曾经委托我开设过接受希望工程捐款的账户，而且徐永光今年春节前还曾特意拨打长途电话暗示我：如果有人问起这个账户的情况，就说“忘记了”或者说“没开过”！

几个人的说法，截然不同。这件事，值得好好追踪。

让我们先来听听柳杨的说法。

柳杨说：1992年前后，曾在团中央工作的叶克东先生多次打电话给我，请我帮助一位在香港居住、担任全国青联委员的捐款人查询：“在香港捐出的希望工程款，为什么迟迟拿不到收据？”

我当然不敢怠慢，自己动手，也请人帮忙；从中国青基会的北京电脑里，也从希望工程在香港代收捐款的三家机构（明报集团、香港教联、工联）那里查。结果是：没有。我只好请叶克东转告那位香港捐款人，请他回忆：到底把善款捐入了香港哪家银行的哪个账户？信息反馈后，我忽然想起来了：“是的，中国青基会在香港确实有个账户！”

柳杨进一步介绍说：

在香港开设账户的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但肯定是90年代初。是徐永光指示我去办的，他说：“在香港设立一个账户，接受捐款比较方便。”开始的时候我认为不可能办下来，我们机构在北京，怎么能设立香港账户？但转念一想，领导交办的事，你没去试，怎么知道不行。是老徐给了我正式的盖有单位印章的申请书，经我多次交涉，中国银行总行的一位女处长总算答应，于是我拿到了一个正式批件。我把批件交给老徐，没过多久，老徐把我叫到办公室，给了我白色印鉴卡让我存档，印鉴卡的纸张和印刷都很精致，一看就知道不是内地印制的。内地银行开户，需要单位财务印鉴和单位领导的私人印鉴，但没有印鉴卡。香港不同，那边银行大约只认本人手写签字或受托人的签字。

印鉴卡上受托人的名字，我至今记得，是刘迺（“西”加“辶”）强。印鉴卡，除了留在了中行香港分行的，交给我的两份，财务存一份，另一份送到中国银行总行。

我把叶克东帮助全国青联委员打听收据之事，以及我想起了在香港开设了捐款账户而财务部又长期对该账户没能管理的事，写了专门报告，送给了老徐。徐永光看了说：知道了，此事由他处理。之后，这事就再没有下文了。不过，叶克东从那以后再也没有打电话追问此事，因此我猜想此事已经解决。但对这个账户，我一直心存疑虑。

记者：你见过刘迺（西加“辶”）强吗？

柳杨：没有。

记者：这件事，你会不会记错呢？

柳杨：不会。我虽然记不得帐号了，但我清楚记得，我们在香港中银的开户名也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我相信，在中银的香港分行，肯定可以查到这个账户。即使老徐把它撤销了，应该也有存档。

记者：中国青基会在北京还有另外的外汇账号，不知这些账户是否由你们管理？

柳杨：在中国银行的北京总行，我们开设了三个外汇捐款账户，分别是美元、日元和港币的户头。此外，香港明报、工联、教联也帮我们在香港接受捐款，给捐款人开具收据，不过，这三家机构在接受捐款时用的是他们自己的银行户头，接受捐款并集中后，从他们的香港账户上给我们转过来。与此同时，他们还会把捐赠明细表也传给我们。这三家机构代收的捐款以及北京三个外汇账户接受的外币捐款，都由青基会财务部管理，审计要查，国家外汇管理局也会定期来检查。

记者：你能肯定，老徐授权、刘先生经手的那个设在香港的账户，没有纳入财务部的管理范畴？

柳杨：是的，在我们财务部，这个账户从来没有显示、没有管理、当然也没有被审计过。如果不是叶克东请我帮助追查全国青联委员的捐款下落，我也早把它忘得死死的了，因为我们的账户确实很多－－那时候，许多单位都是这样的。

负责审计中国青基会1989至1995年收支状况的、原中华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董向功，则给出了截然相反的回答，她非常肯定地对记者说：关于中国青基会的海外账户，我曾不止一次地当面问过徐永光：“希望工程获得大笔海外捐赠，是否在海外设立账户？如果有，也应提交我们审计。”我们提出询问的理由是，希望工程在海外募集了那么多捐款，如果老徐在香港等地不设立银行账户，似乎不可能也不应该，因为那不方便呀！

但徐永光明确回答：“希望工程没有在海外设立账户”。

董向功对记者说：“既然老徐坚持说没有，我们也只有相信了。”

记者随后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本港地区）、香港保康食配公司行政总裁刘迺强先生。

记者：我想开门见山，提出问题。我从中国青基会原财务部副主任柳杨那里得知，90年代初，徐永光在香港开设过接收捐款的账户，开户行是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开户名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开户时使用的是您的印鉴卡。请问这种说法属实吗？

刘迺强：是的，中国青基会曾在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开设过接收捐款的账户。具体经过大致是这样的：1990年，我在北京参加完全国政协会议，徐永光找到我，希望我能在香港帮助设立中国青基会的分支机构，帮助希望工程在香港募集捐款。当时还讲好，希望工程在香港的工作全权委托我，所有的捐款收据，都由我来签收。看到这对贫困地区失学儿童接受教育有好处，是一件大善事，我答应了。

在北京谈了一个大致意向后，回到香港我就开始行动。但我咨询新华社得知，国务院有规定，内地基金会不得在港成立分支机构。与徐永光沟通后，遂决定在港重新注册。不过，在香港注册一个新的慈善基金会，手续很复杂，要成立机构，要申请免税，审批手续很严格，很繁琐。

就在我办理新的基金会还没结果的时候，徐永光已经在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开设了一个接收捐款的账户，户名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账号我忘记了，但开设账户的印鉴卡确实是我的。

记者：时间相隔很久了，但您是否还记得开设这一账户的某些具体情节，例如什么时候开的？后来是否撤销？这一账户是否收到过捐款？如果收到捐款，您是否提取过？是否给捐款人开出过收据？

刘迺强：有关这个账户的有些情况，我记不得了，但印象较深的是这样几件事：

账户是徐永光在北京得到中国银行总行批准，再让我在香港办理的，换言之，账户不是我去开设的，我只提供了印鉴卡；开户的时间大约是91年；从开户到撤销，前后大约有半年时间；我是“印鉴提供人”，但开户时徐就和我约定，所有捐款必须全额汇往北京中国青基会指定账户，我无权从该账户提取捐款。再有，开户名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这一户名已经界定了该账户的真正“主人”不是我，而只能是中国青基会或徐永光。

另外，我从来没有在香港的报纸、电视台为这一账户作过募集捐款的任何宣传、推介，因为徐永光请我帮助开设的新的基金会，还没有办下来，机构尚未成立就大张旗鼓搞募捐，属于违法；但不知为什么，这一账户确实收到过捐款，我记得，至少收到过一笔数额较大的捐款；但因为我和徐永光在工作上发生分歧，因此我提出撤销该账户，徐同意了；收到的捐款，在销户时已全部经由中银转回北京了，我没有碰过那些钱，一分也没有；我也没给捐款人开过收据，因为徐委托我的“签收”许诺，后来并未兑现；我也不知道捐款者是谁，但我估计捐款人手里应该有银行收到那笔捐款的凭证；后来，希望工程名气渐大，但徐永光在香港展开的大规模募捐，从未与我联系，因此，希望工程此后在香港发生的任何事，与我无关。

记者：听您刚才讲，您很早就和徐永光在希望工程的募捐工作上发生分歧，您能否具体说说，你们的分歧主要是什么？

刘迺强：我至今仍坚持认为，希望工程在香港的“捐款募集权”应该“全权委托”给一个人或者一个法人社团，换言之，希望工程在香港的“受托人”应该只有一个，不应该是多个人，不能是谁都可以“受托”，谁都可以站出来大声说：“我是希望工程在香港的受托人，请各位把善款捐给我，我来代转！”但是，徐永光一面委托我在香港募集捐款，一面又把希望工程在香港募集捐款的“工作”授权其他的许多单位和许多人（记者注：在内地，希望工程的受托人，反而是每省一个省级青基会）。

记者：您用了“授权给许多单位和人”，但就我所知，香港似乎有只有明报集团、教联、工联三家，被授权作为希望工程的善款接收单位，是这样吗？

刘迺强：明报、教联、工联这三家是最大的，还有很多小的接收单位，在我的记忆中，“受托人”起码超过十家。我和徐永光的分歧主要在这里：这么多社团，这么多人都是希望工程在香港地区的“募捐代理人”，募捐工作就容易出差错，容易失控。就算我不怀疑你徐永光，但这样搞下去，你徐永光容易背黑锅，希望工程也容易背上黑锅。

我好心劝徐永光不要这样做，但徐永光不听。没有办法，我只好撤出来，主动表示“我不能继续做众多‘募捐代表’中的一个了”。徐永光也没挽留我－－他有了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特批件，因此可以授权一家、二家、七八家、十多家机构都来为希望工程募捐。虽然我已经招来几位朋友，已经开始帮徐永光运作了，但我还是决定抽身退出去。善后工作很简单，筹备中的香港新的希望工程基金会不申办了，账户撤销，账户里的捐款通过银行转回北京就是了。

对于我和徐永光的这一分歧，我至今问心蘩ⅰ⒐讨醇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