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疑虑记者有，读者也会有。我愿公开作答。
我是中国青基会的第一批工作人员，我曾经很佩服徐永光，甚至对他有点“臣服”。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青基会许多人都认为老徐聪明，有才气，与其他副秘书长相比，老徐的能力、气魄、口才确实高出一筹。
说徐永光曾一度器重我，也对。财务部的老曾、老张、老路，都曾是我的领导，但后来我却“后来居上”，成了财务部负责人。原因，主要是徐永光的违规投资不断出现麻烦，为“堵上”投资失败所造成的“窟窿”，徐便需要不停地冲帐、平帐，可是，每当老徐在小范围会议上说出自己的“奇思妙想”时，财务部的领导总是跟不上他的“思路”。
徐平时脾气还算好，但这时就会嫌财务部的老同志“反应慢”，甚至拍桌子骂人笨，结果几年时间，我的前三任领导都被调离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被任命为财务部副主任（主任空缺）。真是不“坐”不知道，一坐在那位置上，我才明白，我的前三任领导从老徐那里开会回来，为什么会抓耳挠腮、不知所措。
我是1996年被任命的。虽然我是青基会财务部的“老员工”， 但作为一般会计，上去之前，希望工程的许多投资内幕我并不了解。一开始，我总认为徐永光的出发点是好的，因为他常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即希望工程），要在全国各类基金会中做成最大的，给残疾人基金会，宋庆龄基金会等‘趟出一条路子来’”，“国务院的政策过去已被不断突破，今后还会被突破，我们要有开风气之先的勇气，所以不能只是存款、买国债，要敢于拿着捐款结余去投资”（参见《徐永光说希望工程》……老实说，刚开始听到这些话，真的让我热血沸腾。
也算新官上任，也算按规矩办事，一上来，我就用半年时间，一点一点把账目彻底查了一遍。结果发现，希望工程在老徐把持下，不仅投资数额大，涉及领域宽，而且投资管理混乱，损失惨重，导致善款很难收回。举个例子，我们把几十万、几百万的捐款挪用了拿去投资，可财务部竟然连一套完整的投资协议书都没有（今天也仍然没有！因为徐把投资亏损的账“做平”后，徐永光曾经投资的那个亏损项目就算“消失”了）！
还有部分投资，从财务凭证上看，大笔资金是被拨划到某一单位了，但你打电话过去问，人家说那笔钱“来”了之后又按照你们领导的指示立刻被划“走”了，等于不知去向（如财务凭证显示，希望工程曾投资700万给北京石景山区某公司建寻呼台，但实际上这笔钱是投给京协公司的；等我们去京协公司追问投资情况，人家又说：转来的700万投资款，你们领导早已转走了87万。后来发现，这笔钱是用来给领导在亚运村买住房了）。
但在当时，经半年清理，我还是满怀激情、傻乎乎地提出一项大胆建议：“必须全面整顿中国青基会的投资项目，彻底清账”，但徐永光坚决不同意，让我出乎意外！
导致最后我下决心提出离开的，是这样几件事：
首先是良心不安。为了催款，各地青基会财务部甚至秘书长常常会打来长途，第一，人家当然找老徐，第二找“希望办”（青基会内负责希望工程的部门）领导，第三，也会找到财务部负责人（就是我），希望财务部尽快把希望工程的救助款、建校款拨下去。因为他们已经有了“指标”、有了“名额”，知道捐款已经到达我们的账户，而且，他们很可能从老徐那里得到了动听的答复：“我（指老徐自己）没意见啊！我早就通知财务部尽快把款拨下去了……怎么，他们还没办，那好，我帮你再催催！”可基层同志哪里知道，不是我趁机刁难不拨款，实在是青基会的账户上没钱，真的没钱！但你又不能捅出去，说：“对不起，捐款都让老徐拿走投资去了，暂时收不回来，恐怕你需要多等等……”不行，我当年要是这样实话实说，老徐非把我往死里整不可！
痛苦，我真的很痛苦。东北、西北省份的秘书长有时言辞恳切，说北方希望小学的工程建设有周期，冬季不能开工，错过了开工期，一等就要等一年，求我务必于某月某日之前把款拨下去，听人家这样恳求，我还是束手无策，既不能说实话，也没钱拨下去，只能编个谎话：“我下星期就拨……”－－下星期？到了下下个星期能否拨款，也还是要看我们的账户上是否有钱！
这是我担任希望工程财务部负责人之后的最大难处。刚开始，我还一边忍受一边期盼，盼望秘书长老徐的投资能够有收益，有回报，到了后来，我已完全不抱幻想，也不忍心再去接人家的催款电话了。坦率讲，做普通会计，肩上没那么多压力；等徐真的提拔了我，我才感觉这“副主任”的差事，其实没法干。
第二，很少有人知道，募集、管理希望工程巨额捐款的中国青基会的财务部，却无权管理本会的所有财务往来。青基会的账户比较多，不少账目往来根本就不归财务管。例如“基金部”负责捐款的保值、增值，负责希望工程基金的投资运作，基金部直接归老徐管，除非投资失败了要平帐，老徐才来找你；“办公室”也有自己的单独账本，有保险柜，那是徐永光的小金库，凡不便在财务计账的收与支，都由徐永光批准，由办公室主任顾晓今单独负责。
第三，1997年，我发现基金部刘文华拿了基金会的钱去炒股，且帐目有问题，于是专门写了书面报告，建议老徐授权财务部，把刘文华炒股的事好好查一查，结果，徐非但不支持我，反而把我骂了一顿。消息传到刘文华那里，刘也指桑骂槐骂我。这件事，终于促使我正式提出调离。
第四，徐永光等人用捐款悄悄给几位领导买房的事，是后来才暴露出来的。另外，老徐和刚从大学毕业、分到我们单位的女员工搞婚外恋，结果闹得人家寻死觅活自杀未遂的事也发生了。女员工在北京没有家人，结果老徐只好动员、组织青基会的女职工（包括我）去医院轮流陪护、看望、劝慰，我听这位女员工诉说了许多事，结果，徐在我心中的高大形象慢慢消失了。
第五，我的前任也曾告诫我：你要小心，老徐的有些做法迟早要出事，你可不要陷进去！人家是老会计，比我精明。我终于下决心决定离开了。
我是1997年提出调离的，徐永光提出挽留，搞到后来，甚至许愿给我提拔副局级、配备专车，但我也会琢磨：你越是这样，我越不敢留下来。就这样，一直拖到1998年，徐看到我开始消极怠工，特别是听说我离开之后也不会“害他”，才同意“放行”。
南方周末记者曾问：有哪些材料能够证明你在1998年底离开之前，就曾悄悄地抵制老徐的错误做法了？这方面的书面材料，至少有三：
第一，我在1997年曾撰写、递交书面报告，报告显示了我和负责投资工作的刘文华的严重分歧，我反对在希望工程“基金部”负责人刘文华在追讨债务过程中，直接在接受了我方投资的单位报销差旅费、并以差旅费“冲抵”投资收益，徐永光等人，在我的报告上有批示（参见未能正式出版的南方周末）。
第二，1997年，中银会计师事务所对希望工程的审计报告。我在青基会工作期间，虽然不得不按照徐永光要求，做了一些平帐、冲账的具体工作，但我还是在1997年审计时，私下向中银所的审计人员提出了我的意见。正因为我私下提供了相关证据，中银所的审计师才能够白纸黑字，把这些批评内容写在了当年的审计报告上（参见1997年中银所对我们的审计报告，我已向海内外记者提供）。
第三，我的牢骚，还在《创造希望》这本书里有明确表述。这本书的作者、清华大学研究员康晓光采访了我们单位的所有中层干部，我公开表示了自己的某种“不满”。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份审计报告和这些牢骚话，徐永光才更坚定地把我打入“另类”。
南方周末记者曾问我：你为什么直到2001年才站出来揭发？
离开青基会之前，我确实没勇气揭发。但在1998年底调离后，我就开始四处打听，看怎样才能举报、扳倒这个腐败分子。但所有的朋友都劝我打消检举、揭发的念头。我曾找过公检法的朋友，他们听我简单一说，立即批评说：“你太天真了，我的傻妹妹！老徐是全国政协委员，你怎么能够扳倒他。老徐的神通，太大了；希望工程的名气，太响了，最后的结果，肯定是老徐没倒，你却可能下场很惨。这就叫孙猴子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
我也找过一些单位的信访部门，结果听说，全国举报腐败案件的人很多，但有关部门最终能够受理的不过是一小部分，人手不够，忙不过来……我一听，没敢动。徐永光实在是太能狡辩了。我估计，一般的审计、办案人员，如果不是像我这样亲自经历过那些冲帐、平帐的财务人员，很难搞清楚徐永光的“腐败案”究竟是怎么发生、又是怎样被掩盖起来的。徐用光一狡辩，我估计检察官、纪检办案人员就会被蒙蔽了。
写到最后，我必须承认：在青基会，我也肯定做过错事。例如1994年，香港《一周刊》事件发生后，我奉命给他们发送有关材料，但是，就在传真《审计报告》时，徐还命令我们把最后一页的上半部分传过去，而把下半部分（有投资项目列表）用没有字的白纸遮盖起来，不让一周刊以及我们自己在香港聘请的律师发现……记得那时财务部有人曾开玩笑说：“柳杨，你手中掌握的材料如果偷偷卖给一周刊，至少可以卖个50万港币呢！”但那时的我，还是一心一意要保护老徐呢。
人都有弱点，我，也不例外。我只能借此机会请求各位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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