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草庵居士与国家领导人并列看中共政治新动向

本报特派记者采访业内人士得知，这份网络关键过滤词下发后引起很大的疑虑。“草庵居士”作为一位引起很大争论的海外政治经济评论家却成为与国家领导人并列的网络过滤词是中国首见。按照惯例，网络过滤词主要是防范有人对国家领导人进行恶意攻击，草庵居士被列入其中，很明显的是表示各网站不得刊登攻击草庵居士的文章，特别是部分官方网站在不久前曾得到解除对草庵居士文章管制的指示，各网站纷纷建立草庵居士文章专栏之时。据一位在某官方网站工作的人士透露，其网络负责人曾向其直属的中央某部门请示有关“草庵居士”文章的问题，结果这位负责人被召集到主管领导办公室被口头告知：“中央对草庵居士早有结论，草庵居士虽然言论过激，但属海外爱国人士，与国际上敌对势力不同。对草庵居士的文章可以采取不鼓励，不删贴，不争论的态度……”

另据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方人士私下介绍，潘岳，杨小凯，草庵居士是中共团系少壮改革派的三面理论大旗。这三人同系少壮太子党，潘岳之父原系中共装甲兵主管，中共军委主席刘华青的女婿，曾主持诸多的中共政治经济改革研究，潘岳的报告获得最高层认同。自一九九五年起，江泽民、李鹏和朱容基先后在各种场合强调制止国家资产流失的讲话，都是以潘岳等人提供的汇报材料为依据的。在目前，他的故事里又要加上“政改报告”与“宗教改革”，履历上又多了国家监督局副局长与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两个官职，已经成为中共少壮改革派的灵魂人物。

另一个人物杨小凯也颇赋传奇，杨小凯也是中共高级干部子弟，原名杨曦光。在文革中曾入狱两月，后写有一文《中国何处去》，因其思想、言论致“罪”、遭此磨难的不是普通的“走资派”，也不完全是省市一级的“新生红色政权”，而竟然是当时正权倾中央的一批顶级大人物：康生、陈伯达、江青等几乎整整大半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马。一个时年仅18岁的红卫兵，一个普通的小百姓中学生，竟然由这些排前几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出马，指名道姓的予以镇压，这不仅在“文革”中，就是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也属罕见。杨曦光是在1968年2 月，被作为重要“钦犯”而被捕入狱的，而到 1969年10月被宣布判刑十年，押往岳阳建新劳改农场“服刑”。杨当时仅 21岁。这次镇压发生在1968年1 月24日。当天晚上九点起，周恩来、康生等中央的大批领导人，接见包括华国锋在内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与湖南省一些造反派组织代表，就宣布镇压湖南的一个名为“省无联”的造反组织问题，作了一些很严肃、语气很重的讲话与指示。杨曦光当时并未与会，而尚在长沙街头贴他们的大字报。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内那一次中国最高规格的指控与“审判”，是在“被告”缺席的情况下，单方面进行的。之中，有着“党内头号理论家
”桂冠的康生，在其讲话中，几次点到了“一中的杨曦光”与杨写的《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说那是“反革命的‘战马悲呜’”。康还断言说：“我有一个感觉，他（指杨曦光）的理论，绝不是中学生，甚至不是大学生写的，他的背后有反革命黑手！”而高居中央文革组长的陈伯达，则在他的讲话中竟然号召：“凡是受周XX、杨曦光这些人蒙蔽的人都要回过头来，不要被他们牵着鼻子走。。。”。“第一夫人”江青对杨曦光则更来得直接：“（杨曦光）那个什么‘夺军权战斗队’，让他见鬼去吧！”这周XX，当时也不过是一个大学生，杨曦光则纯属中学生一个，时为中央第四、第五号领导人、并有党内理论家美誉的陈伯达、康生，还有那个红透了天的中国“第一夫人”，却竟然将周、杨视为洪水猛兽一般，真是天大的笑话！所以，当初杨曦光在长沙听到这些情况后，会大吃一惊而对人说：“想不到康生的水平这么低！”使杨曦光进入中国“文革”历史的还有一个超级大人物。在中央文革的大员们还没有发难之前，时为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第二把手、副组长（组长是解放军47军军长兼）华国锋，在看到了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一文后，就连忙在当时的省级干部中打招呼，进行定性。有次，华国锋问一位前省委统战部长：“你对这篇文
章怎么看法？”那位统战部长连忙迎合说：“我看这篇文章思想很反动。”华则马上声色俱厉地说：“什么思想反动，就是反革命！”于是，很快，杨曦光的文章都被报送到了中央文革。杨曦光是在1968年2 月，被作为重要“钦犯”而被捕入狱的，而到 1969年10月被宣布判刑十年，押往岳阳建新劳改农场“服刑”。杨当时仅 21 岁。在后来的20年，一连串的轨迹，记录了杨小凯新的拼搏新的奋斗：　
1981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硕士学位；
1982年，被武汉大学聘为助教、讲师； 　　
1983年，考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生；
1988年，被正式授于博士学位； 　　
1990年，被澳洲莫纳什大学聘为终身教授； 　　
1992年，出版专着《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书； 　　
1993年，被澳洲社会科学院选为院士； 　　
1994年，出任美国路易维尔大学经济系教授、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客座研究员； 　　
1995年，出任台湾大学客座教授； 　　
1996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1997年，任美国《发展经济学评论》编辑；在中国出版《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一书； 　
1998年，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 　　
1998年，出版了令经济学界关注的《经济学原理》一书。

2001年4月24日上午，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詹姆斯·M·布坎南，在美国费城对来访的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的一位学者说：“有一个中国学者，他可能是目前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这就是杨小凯”就是这位在不久前更名改姓的中共异议人士杨小凯，在近期颇受中共欢迎，数次到大陆进行演讲，宣传土地私有和联邦制。成为中共新一代改革派太子党的经济理论专家。

在中共海内外改革理论旗手中最受争议，也最神秘的则是近几年快速崛起的草庵居士。在网络写手中受到最多人身攻击的也无疑是草庵居士。草庵居士也是移居海外的中共太子党，年纪与潘岳等人相近。此人据说也具有相当的美国教育背景。写出的文章尖锐深刻，极具煽动性。记者在追踪调查中发现，草庵居士的文章多次由一位被派驻海外的新华社王姓及李姓记者推荐并刊登在中共内部刊物《大参考》之中，其多篇文章也被中共理论杂志《理论与改革》刊登。由此可见，海外传言中共高层极为重视草庵居士的文章并非虚谈。记者曾采访草庵居士文中提到的已经出任某省副书记的中共团系新兴人物。在提到草庵居士时，这些政坛新秀均是避而不答，而非否认与其相识。记者也曾越洋询问流亡美国的前中共高级干部金尧如先生有关草庵居士的事情，在电话中得到了非常肯定的答复和称赞，并确认确有其人。

目前，在中共改革派中，已经形成了理论和实践的多重组合。草庵居士在去年率先在中共官方报纸发表文章，然后发文指责朱容基的经济政策。在最近又发表一篇措辞严厉的批判文章，直指中共的财政扩张政策。这个指责与国内的改革派理论及杨小凯的经济理论不“谋”而合，遥相呼应。就在草庵居士这篇轰动海内外的〈中国不亡，天理难容〉的文章发表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马上反击，在威廉亚洲官网 一期《求是》杂志上撰文指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是中国金融业的主体，对其不良贷款比例较高问题的认识，只有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来分析，才能得出客观、正确的结论。戴相龙认为，要用辩证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看待中国银行业存在的主要问题，绝不能单纯以不良贷款问题来否定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作用和改革发展所取得的成绩。应通过坚持深化改革、加快发展，从根本上解决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

据有关人士透露，草庵居士的这篇文章已经报送中共最高决策层，并得到了相当一部分人的赞同。在保守派的眼中，朱容基是个激进的改革派，但在少壮改革派中，朱容基的积极扩张财政政策支持的是濒临绝境的国有企业，阻碍了中国进一步改革，是中国改革的最大障碍。草庵居士极有针对性的文章在一个高层内部会议中引起了极大的争论，朱容基也不得不作出改变经济政策的承诺。近日，中共财政部长项怀诚在记者会回答财政问题时说：“积极的财政政策一定要逐步淡出。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没有一个国家的财政部长能够长期的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出问题。今后这一政策逐步淡出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下子淡出。要用几年的时间，还不能准确断言”。中共财政部长的这个讲话基本上宣布了中共在未来将结束执行了十年的积极扩张财政政策，也宣布了朱容基时代的结束，预示着中共将采取更开放的自由经济政策。

中共面临着“十六大”的召开，权力交接问题引发了未来政策之争。关注中共改革的人士可以发现，原先由潘岳独自发起的改革理论因为受到了中共国内保守派的指责后已经转移到了海外。通过身居美国的草庵居士发文后，再转往国内并引发争议成为了新的规律。中共少壮改革派的策略性变化也揭示了中共内部斗争日趋激烈。草庵居士在海内外遭受强烈的人身攻击也显示了中共保守势力对其恨之入骨，而又无法从理论上驳倒他的尴尬境地。中共这次下发网络关键过滤词则显示了中共少壮改革派的进一步胜利，和权力上的增强。通过上述的点点滴滴，是否预示着中国未来在胡锦淘执政期间将有重大变化也未有可知。

附：中共下发的网络关键词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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