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年龄的增长，王朔下笔越来越讲究和慎重了，轻易没有新作品拿出来示众。害得王朔迷们望眼欲穿却总见不到他的新鲜文字。一些心急的媒体也纷纷搬出王朔的陈年旧作或当年观点重新包装后再鸣惊人。
不过为了纪念好友梁左，王朔最近终于拿出了新的文字，虽然不长但饱含深情。这些深情的文字是在梁左英年早逝之后，王朔在帮助整理梁左遗作选时写下的，同时也是该书的序言。
据出版梁左遗作选的华艺出版社负责人介绍，该书的书名将于近日正式确定，新书将于本月中旬面世。在此我们特刊发王朔这篇名为《回忆梁左》的序言，让读者先睹为快。同时也让我们跟着王朔这些文字一起“回忆梁左”。
一个人没了，说什么也是多余的，记着也好，忘记也好，都是活人看重，逝者已经远去，再见面大概也早忘了这一世的事。
这一世梁左是个作家，写了很多字，大部分是让人高兴的，也留下了一些对人对事的看法，这些文字是厚道的，其中闪动着他的为人。关于他的作品最好让读者自己体味，无论如何那是他写给他们看的。在这里，我更想多谈一谈他这个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很多，现在一想他，还能看到他生前的模样，忧心忡忡急匆匆地低头走过来，抬起头时眼镜遮住了半个脸，十分疲惫的样子，欲言又止。
我和梁左是1992年认识的，通过梁天。宋丹丹要拍一个喜剧电影，找我写剧本，我心里没底，想拉上一个垫背的。这之前听过梁左写的相声，觉得好，我所不及，就找梁天要了他哥的电话，打过去相邀。
听这人的名字，以为一定是个张扬外向的瘦子，左么。见了面发现是个胖胖的好好先生，和梁天一样的小眼睛，隐在度数很深有放大效果的眼镜后面，见人便带三分笑，说起话来字斟句酌，很在乎对象的反应，个别咬字上有点大舌头。没话的时候很安静，眼睛看着地，似乎怕人注意，有些讪讪的。后来翻拣他从前的照片，看到这副表情很小就挂在他脸上，几乎每一张照片只要他在笑，眼睛就是朝下的，很不好意思的。仅从这表情看，这人似乎很害羞，很谨慎，对这个世界充满紧张，是个自闭的人。
后来成了朋友，接触多了，不太注意他的表情，也见过他喜不自禁高谈阔论和吃饱喝足的样子，还是觉得他是第一印象里给人的感觉。他爱热闹，见生人又拘谨，给他打电话出来吃饭，他老要问都有谁呀，听说不认识的人请，在座的还有不认识的，他就犹豫，犹豫再三说，我就不去了吧。这犹豫中有别人都在花天酒地自己在家单吃的不甘心，也有拒绝别人时赔的小心。
听说都是朋友，就欢天喜地地答应，但还要反复来回摆架子：你们都想我，好好，那我就受累去一趟。到了地方又挑座位又挑菜，有时还挑服务员的礼，譬如小姐端着蹄膀上来，说“您的肉来了”，他就说怎么说话呢，什么叫“我的肉”呀，应该说“您要的肉来了”。后来大家成了习惯，请他吃饭先说这么一套：大家想您，没您不热闹，您就受累跑一趟。初次见面的人会觉得这人、我们这帮和他在一起的人都虚头八脑的，次数多了，知道是个好玩，也跟着说。
梁左好吃，鸡汤翅、沙锅鱼头、炖老母鸡是他的最爱。没人请就自己掏钱“做个小东”。遇到这几样东西，他都要吃两轮，先跟大家吃一气，待大家放下筷子，他就叫毛巾，摘眼镜擦汗，让服务员添汤、端到他跟前来，仔细拣着、一根骨头不拉搁嘴里过一遍，然后灌汤。他在平谷插过队，经常形容什么叫素、寡、肚子饱了嘴没饱。平谷是“京东肉饼”的发源地，那也是他念念不忘一说起来就垂涎三尺的美食。后来英达说，看来梁左是对的，吃什么都该点双份儿。
梁左是写喜剧的，读书的口味偏于历史掌故，我和他经常交换书看，他推荐给我的大都是这一类。我有一套《文史资料》，他一直想据为己有，我不答应，他就5本5本借着看，直到去世还有几本在他书架上。老看这些书使他的谈吐和打扮都有些老气横秋，一次他脚得了丹毒，穿着便宜的呢大衣、拄着拐棍出来吃饭，我说他你可真像人民日报副总编。我愿意和他一起出去，女孩见了都说，你们跟两代人似的。梁左嘲笑我的一个主题就是我认为自己还年轻，他说人老了的特征不在保守而在维新。他还爱说，我是一直没好看过，王老师年轻的时候好看过，现在就老忘不了，还以为自己好看。说完狂笑，然后戛然而止，抬头望天，愣在那里，再看人一脸正经。他大笑时就是这样，稍纵即收，好像自己先怯了，又好像被冥冥中一个声音喝住。
梁左十分羡慕我的睡眠，他的睡眠是运动的，每天往后推两个小时，从黑夜推到白天，再一步步推回来。最拧巴的时间是晚饭当口，挣扎着吃几口就要回家眯一觉，醒来总是深夜，群众反映他经常一个人后半夜去各种酒吧独逛。为了拧巴回来，他一直吃安眠药，时而奏效时而起反作用。有一阵子他把睡眠调整到夜里十一、二点了，能连续睡五六个小时，他十分欣慰，比什么都幸福似的对我感叹，还是白天好，街上都是人，商店也都开门，想去哪儿都行。那几天他比任何时候都紧张，一到天黑就做睡前准备，也不打牌也不多聊，迪厅酒吧门都不敢看，生怕兴奋了。过了几天，我看他又坐得住了，还张罗通宵牌局，问他，他说又改早晨睡了。后来他家楼上装修，他又添了一个毛病，睡觉时开着电视或录音机。
我一般只在晚饭时给他打电话，没人接是关了铃在睡觉，接他就说在赶剧本，一年四季他大都是一个人在家。人民日报社前那条摊贩街没拆之前还见他孤零零出来买东西回家吃。我跟他说剧本是写不完的，钱是挣不完的。他说是是，我是早晚要写小说的。他在潘家园市场买了本解放初期一个小知识分子的日记，他准备根据这个日记写一部长篇，那里面有很多肺腑之言，掌握得当，能改变一代人的认识。他还有一个小说构思，跟《红楼梦》和红学家有关，听他讲已经很乖谬了，写出来一定是超讽刺。这两本小说都是一听想法就对，也适合他发挥的东西，写出来就占一席之地。我劝他，写吧，相声你也祸害了，情景喜剧你也是头牌，该往我们小说里搅和搅和了。他美滋滋地说，真的，全瞧我啦？他对虚荣有一种孩子似的喜爱，拍《临时家庭》投资方非要他做导演，一劝他就去了。我问他你导吗，他说我给他们说戏，不说哪成啊。蔡明说，他在现场就爱听人家管他叫“导演”，一听就绷不住，闭着嘴张着俩鼻孔往外偷乐。
大概是导完《临时家庭》之后，他说要写小说了，闲了半年，每天愁眉苦脸，昨天一万字了，今天只剩下三百。我说你就用刘震云那法子，先往下趟，最后一块儿改，这么弄，一个自然段就能改一年。他说道理我明白，可是做不到。他那不是写小说，是改笔路子，从电视剧下来都有那么个苦恼过程，在我看那甚至是改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写剧本和写小说是两种活法，一个直通欢场一个自断尘缘。他坚持了很久，又接戏了。一天说，没办法，得过日子，反正这俩小说在我脑子里，丢不了。
他说他有忧郁症，自己查书吃“百忧解”。
他说我跟你还是不一样，有些事你早看开了，在我这儿就是大逆不道。
他说你相信有天堂吗，上帝呢？他说我也想通了，以后好好过日子吧。他说有人给他算命，只要活过43，还有43年寿命，这后43年别提多可心了，想要什么都有。他说太好了，从来没这么好过，以后不玩了。
现在知道，他最后一夜自己在三里屯酒吧街转了两小时；10点左右给他一个在云南的朋友打过电话，说他父亲丧事的事；之后去了一个朋友的酒吧，想跟人聊天，可是所有人都在聊，他没能参加进去；凌晨4点去了“佰金瀚”桑拿，有朋友看见他脸上盖着小毛巾在桑拿室里睡着了，于是叫醒了他；上午10点邻居看见他拎着买的熟食回家；这之后没人再见过他。他的电话记录在傍晚6点来钟有打出去的电话，一个照顾过他的剧务在同一时间给他打进一个电话，问他在干什么，他说准备热点东西吃。
法医鉴定他是当天晚上10点至凌晨2点之间去世的。胃内无食物。见到他的人说他很安详，面带微笑。桌上的录音机正循环放着民乐改编的《梁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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