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主编胡平专访高瞻

问：首先祝贺你平安回来。

高：谢谢

问：我想，被中共羁押的这五个多月的经历，在你过去岁月里一定是绝无仅有了。

高：这完全是没有想到的。

问：你能否讲一讲这次被抓的经历？

高：这次我与我丈夫和孩子是回家过年，纯粹的过年，并没有带什么学术项目。还有一个附带的因素，是想回去看看有没有可能在国内找到一份教职工作。但主要的原因还是回去过年。所以，有些媒体说我回去进行学术研究，那是不太准确的。

一、机场被捕，形同绑架

问：你是在北京飞机场被抓的吧？

高：对。今年二月十一日，我们当时在北京机场正准备出境，过海关时被进行了彻底的检查。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大祸即将临头，对搜查本身我是极度的反感。我向他们提出了抗议，但他们不理睬，连小孩的箱子都翻了个底朝天。我就问他们“你们到底要找什么？我可以告诉你们我有没有”，他们也不理我，然后搜查完了。我们正准备去西北航空公司的登机台，在离柜台十几步的地方，又给拦截下来了。他们很清楚地叫出我的姓“高小姐，我们有事要跟你谈一下”，我问“你们是谁”？他们回答说“你们到时候就知道了”。周围站了有二、三十个人，有的朝我们处看，有的朝别处看，但显然不是乘客。所以，我就问“我今天还走不走了”？便衣回答说“今天不走了”！

我们别无选择，因为我们的行李车也被他们推走了。我们跟随他们从二楼到了楼下的一个房间里，他们先要薛东华出去，薛东华从门边退回来说“我们一家三口一定要在一起”。一个满脸横肉的人说“薛先生，我们先礼后兵”！我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他们怎么连我丈夫姓什么都清楚？看来对我们做过一番研究了。薛东华沉默了一番，没有办法，只能跟着他们先走了。

问：那孩子呢？

高：孩子当时在我手上，我的右手牵着我的孩子。他目睹了这一切，他一直冷静地看着发展的事，我当时由于混乱，并没有时间注意他的表情，但是他并没哭，他是被强行与我分开后，单独被带到另外车里时才哭的。这是我释放回来以后，孩子告诉我的。薛东华被遣走了以后，他们把我与孩子带到了一个车子跟前，他们对我说要把孩子带走，我说“不行，孩子与我不能分开”。他们用同样威胁薛东华的话说“我们先礼后兵”，我没有理睬他们，对峙了四、五分钟后，他们把小孩从我的手上抢走。然后，他们把我推上了车子，里面已经坐着两个女警察，强行推上车后，她们就给我戴上一付墨黑的眼镜，外面什么也看不见了。开了大约四十分钟至一小时的样子，到了一个地方。我发现这是一个别墅区，应该是北京郊区，但我到现在都不知道究竟是何地。那里周围有十几幢三层楼的西式别墅，中间还夹着一、两幢办公大楼，我估计是他们安全厅办案的什么特别的地方。他们看守我的人至今也没透露这到底是个什么地方。

二、折磨家人 毫无人性

问：你父母亲他们是什么时候才了解到这个事情的？

高：我们刚被关的时候，我最担心的就是我的父母。我多次请求他们一定要让我打个电话回去，给我西安的婆家与南京的娘家报个平安，因为这是我们每次旅行完的惯例。我请求他们，即便我撒一个谎，就说我们已经回到了美国，报个平安，让他们安心。可是他们绝对不允许我们打电话。

我回来以后，得知家里人是我们“失踪”第四天开始大规模地寻找我们。起初他们打了无数的电话，我哥哥发紧急的伊妹儿，但都杳无音讯，他们就开始非常紧张与害怕，其实当时薛东华的电脑也被他们搜去。在第五天的时候，即二月十六日的时候，有个奇怪的电话打到我哥哥的工作单位，那个人自称是“从黑龙江”打来的，看来他是从截取的电脑里发现我哥哥的线索。他问“你们这里有没有一个姓高的？你们这里是什么单位”？当时我哥哥他们已经铺天盖地在找我们，他们单位里的人也知道我们下落不明的消息，因此非常警惕地问对方“你是那里”？但那人除了说是黑龙江以外，就什么也不肯细讲了。可据说听口音是北京的，办公室的人说“他不在”，然后赶紧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正在洛阳出差的我哥哥。我哥哥立刻汇合薛东华的家人，当时薛东华家人也正在设法找我们，陕西省成立了一个要案专案组，他们报案了，中国现在的犯罪率非常高。

我出来后得知，我的所有中外朋友一致猜测，我们是被中国的黑势力绑架了，甚至已经遇害了等等。我的公公、婆婆每天都在失声痛哭之中，我的父亲心脏病发作，已经几次送医院急诊抢救，所有的亲朋好友都陷入极度的痛苦中。事发时美国这边的星期一，这是我丈夫复职上班的日子，在星期六即我们出发前一天，他还发伊妹儿给他的经理，说他会准时上班，绝没有问题的。薛东华同一个公司的同事也是朋友，在美国时间星期天即二月十一日去机场接我们，但是意外地却没有接到，事后又得不到我们任何的信息，他就不停地往中国我们的家里打电话，连续四天往中国打电话，但却没有我们的任何消息，汇合了我们当地的朋友，大家一致认为我们遭到了不测。薛东华的公司也得知了这个情况，也积极进行找人。薛东华的公司是全球性的大公司，就发起了全世界范围之内的搜寻工作，北京的分公司也得到消息，竭尽全力地寻找我们。

问：那么是如何得知你们被国安局扣押的消息呢？

高：薛东华的姐姐与我的哥哥，他们到了北京去找我们。他们自然去北京市公安局查讯，对方起初说“不知道”，然后也答应帮助找。让我哥他们在当时我们曾住宿过的“长福宫”附近派出所报案。家里通过一个北京的朋友，首先得知我们被扣押在安全局里的，他用什么渠道打听到的消息他自然不便告诉我们。北京市公安局这时才告诉我哥哥他们，你们不要找了，你们回去吧，人在国安局里。

问：那很长时间都没有履行正式手续通知家人喽？

高：绝对没有，我们的美国律师告诉我们，即便是依照中国法律，这也是违法的。

问：是的，上次宋永毅也谈到了这个情况。这就特别令人匪夷所思。堂堂正正算是个政府，既便是抓错了人，通知家人也是很正常的，这并不妨碍事情的进行。不予通知，让家人操心成这样。

高：对，这其实就是“绑架”。现在回忆起来，这是最难受的一段时间，非常痛苦。但具讽刺意味的是，被国家安全局所抓这个痛苦的事实，当家人听说“人在国安局”这个消息后，反而一块石头落了地，“人没死呀，还活着”。

问：也许他们就故意要造成这样的效果。与先前那种已遇害的可怕悬念相比，被抓本身倒不是一件痛苦的事，可他们这种恶劣似乎已经完全超出了必要。

高：当时用这种方法，也确实是为了折磨我们的心理。他们审讯薛东华、也审讯我。我跟他们多次讲，让我给家人报个平安、撒个谎，我的家人听不到我们的消息会受不了，我的父亲心脏病非常厉害。我想他们就是折磨我们，逼迫我们赶紧讲出“真情”，用家人的着急来折磨我们。他们完全是丧失了起码的人性。

问：对，他们实在是太恶劣了。

高：他们不但违法，还没有人性。

问：关押那么久，你大约到了什么时候才比较清楚，你最终会被放回美国的？

高：说句老实话，我到被判的那天，都不太肯定。那么久的关押期间，我只见过两次律师，一次是七月十号，被关押五个月后第一次见律师，而律师慑于中国政府的压力，只一般地讲了一下薛东华在外面为我呼吁所进行的事情。而且中国当局给我的印象是“无论外面怎么闹腾，我们里面不会受干扰的”。直到开庭的前一天，我第二次见律师时，他跟我说“我们现在有计划给你做保外就医，但是我们一点把握都没有”。所以我听到被判十年后，情绪非常激动，我觉得这非常的残忍，太残忍了。他们指控我的“罪状”是莫须有的，既便退一万步说“成立”的话，也不至于判那么久。当时我还非常气愤。在听到律师“批准保外就医”的消息前的一百六十多天羁押期间，我一点都无法确定我会离开中国的监狱，我没有信心我会在有一天里释放而重获自由。

三、有两件事对我压力最大

问：过去的一百六十多天内，你觉得精神上最大的压力或者感情上最痛苦的事是什么？

高：我觉得有两件事对我压力特别大。

他们在多次审讯当中，问我与国外间谍组织的接触，他们多次要我承认我是“军情局”即“台湾国防部军事情报局”的，问我什么时候参加这个组织的？什么时候填的表？化名是什么？他们反复问我这些事，我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心理压力，我就怕他们强加在我头上的这些罪名，迫我“供认不讳”。后来我被逼得没有办法，我就跟他们讲，你们哪怕给我拉去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我也绝对不会承认这个，因为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所谓的国外间谍组织，也没有受过任何所谓的特务训练，也没有填过什么表格，对他们这些荒唐指控，我既恐惧，又愤怒，而且心理上的负担非常重。害怕他们就用这些各种各样的罪名强加在我的头上，而外界根本不知道。这是在我心理上造成的最痛苦、压力最大的事。要知道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指控”。他们化了很长的时间，在每一个审讯过程中，他们都仔细地问、拚命地问这些同样的问题。有几次他们还斥责我“你态度很不老实，你头都碰了南墙了，还不回头？你不为你后半生着想”！他们就用这样的语言来威胁我，我不可能承认我没有做过的事情。而且很多时候，喝斥我回到关押的房间里，让我好好反省。有些时候，他们装着很气愤的样子退出审讯室，却把我一个人关在审讯室里好几个小时，也让我“好好反省”。过两个小时又回来，问我“想好了没有”？就这样，完全是逼供。我没有做过的事，我绝对不会承认。

另外一个很难受的事情，就是我被强行跟我的丈夫与孩子分开。我与我丈夫的感情非常好，与我的孩子的感情也非常好。所以，被诬陷指控的痛苦与不让见到亲人的痛苦，这两者痛苦是平行的。他们是欲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