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普通中國人眼中的共產黨(組圖)
趙英（左）在2024年國殤日集會活動上（本人提供）
【williamhill官网 2024年12月3日讯】（看中國記者肖然採訪報導）趙英，一個普通的中國女性，從自己的生活經歷中逐漸認識到中國共產黨的本質。無論是童年的貧苦、計畫生育政策的傷害，還是對歷史的深入閱讀和對現實的觀察，她都切身體會到共產極權體制對人性、自由與尊嚴的摧殘。如今，趙英已來到自由的加拿大，開啟新一段人生旅程。
親睹大飢荒的慘劇
趙英談到中國的三年大飢荒時，聲音充滿了沉重：「我們家鄉安徽肥西縣，當時整戶整戶的人餓死，村子里到處都是死絕戶。」她回憶，所謂「死絕戶」就是一家人全都餓死，再也沒有人來開門，屍體腐爛的氣味瀰漫在空氣中。
趙英的家庭也未能倖免。她的父親經常講起親身經歷的殘酷故事：「那時候吃麥麩子，麥麩子根本不能消化，吃了以後便秘得拉不開大便。他們只能把肥皂切成尖尖的，用來通便。每個人都在生死邊緣掙扎。」
趙英的親人中，有許多人在那段時期餓死。「我的父親的舅舅，還有一些表親，他們在那幾年全部餓死了。」她回憶起父親當時的痛苦：「我問父親，為什麼不去救他們？父親嘆息著說：『我們自己都顧不過來，連自己的命都難保。』」
趙英的爺爺因為「地主」的身份，被定為「黑五類」，不得不靠家裡零星寄來的糧票度日。「我記得父親每個月月底都要去送糧票給爺爺，村裡的人看到爺爺，都避之不及。那種人情的冷漠和恐懼，是共產黨造成的。」
文革陰影與老舍的悲劇
趙英也親睹了文革的慘劇。「我的親小叔，在文革中被迫害自殺。」她說。
她還通過閱讀了解到文革時期許多知識份子的悲慘命運，老舍的自殺讓她尤其動容。「老舍是一位偉大的作家，他本應該得到尊重和崇敬，但文革卻把他推到了絕望的深淵。」
她詳細回憶了書中描寫的情節：「老舍被紅衛兵批鬥之後，已經身心俱疲。他在家敲門請求妻子和孩子開門，卻被告知要反省，不允許進家。於是他在北京的太平湖邊待了一夜，凌晨時分投湖自盡。」
趙英感嘆：「文革把人逼到連家人都不敢伸出援手的地步。人與人之間完全沒有信任和同情，只剩下對鬥爭的恐懼。這樣的社會，不是摧毀人性還能是什麼？」
她也閱讀了許多文革中知識份子的故事，包括盧作孚、傅雷和其他被迫害致死的名人。「共產黨用階級鬥爭和洗腦宣傳，把那些最有智慧、最有良知的人逼到了絕境。它從來不尊重人，只會利用和壓迫。」
計畫生育的創傷：失去第一個孩子
趙英至今無法忘記被迫流產的痛苦經歷。她第一次懷孕時雖然有准生證，但准生證上標注孩子出生在什麼時間以後，她的生產期在這之前因此必須打掉。
「當時孩子已經四個月了，但他們根本不管，」她回憶，去醫院流產的過程冰冷而殘酷。「醫生冷冷地對我說，這孩子必須拿掉，因為政策規定不能生。那一刻，我感到自己完全沒有任何選擇的權利，像是一個機器，被控制在政府的手中。」
她生完第一個孩子後一個月，居委會就強迫上環。辦獨生子女證，寫不再生第二個孩子的保證書。並且每三個月到醫院照一次B超，交給居委會蓋章，然後街道再蓋章審核。
計畫生育的鐵腕政策，不僅僅讓趙英失去了第一個孩子，也讓她經歷了巨大的精神創傷。「這種政策把人當成了數字和工具，完全沒有尊重人的感受和選擇。」政府後來開放二胎，依然不得不經歷頻繁的檢查和審查。「每半年就要去醫院做B超，證明自己沒有懷孕，否則就會被街道催促，甚至威脅。」
疫情期間的衝突與家庭破裂
疫情期間，趙英因為一句話而遭受了居委會的打壓，並牽連到家庭。「有一次，我去街道辦事，說了一句『我不是共產黨員，我可以不愛黨』。當時遭到工作人員圍攻。所有人都用奇怪的眼神看我，彷彿我說了什麼大逆不道的話。」
這句話不僅讓趙英成為居委會的「重點關注對象」，還直接影響了她的丈夫。居委會將她的言論報告到丈夫所在的國營單位，單位領導找丈夫談話，要求其注意家屬的「政治表現」。「我丈夫回來後非常生氣，他覺得我的言論讓他的工作陷入了危險。」
最終，這件事導致了兩人的離婚。「他要我向居委會道歉，但我拒絕了。我不願意為了迎合體制而放棄自己的尊嚴。我們的婚姻，也因為這種壓迫式的體制被摧毀了。」
兒子遭霸凌 決心移民
趙英的兒子也因她在微信群中的言論而受到牽連。「那是香港反送中運動期間，我在群裡說，『香港學生更愛自己的家園，他們不是廢青。』結果群裡的人開始瘋狂攻擊我，說我不愛國。」
這件事迅速波及到了她的兒子。「其他孩子的家長對他們的孩子說，不要和我兒子玩。他們甚至當著兒子的面說，『你媽媽是壞人。』」趙英看到兒子獨自坐在小區裡玩，聽到他問自己：「媽媽，為什麼他們都不理我了？」她的心都碎了。
這次事件讓趙英意識到，她不能讓孩子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我經歷過文革後的政治迫害，不想讓我的兒子也承受這些。移民加拿大，是為了給孩子一個自由的未來。」
讀書思想獲啟蒙：真相的力量
趙英的覺醒始於閱讀歷史書籍。「我看過巫寧坤的《一滴淚》，巫和李政道是美國同學，不同的選擇，造成截然不同的人生。我還看過鄭念的《上海生死劫》，鄭念有相當好的家世和教育背景，多麼優秀的人，在大時代的背景下，終究是一場悲劇。整個民國大師的個人經歷，我基本都看過。」她告訴《看中國》。
從《墓碑》到《夾邊溝紀實》，再到文革的研究文獻，她逐漸拼湊出了被掩蓋的歷史真相。「書中揭露的事實讓我震驚，也讓我憤怒。共產黨用謊言堆砌歷史，用暴力掩蓋真相。」
她提到，通過閱讀她了解到許多歷史人物和事件的真相，比如傅作義家族的慘劇、知識份子的迫害，以及三年自然災害的真實死亡人數。「這些書讓我徹底明白，共產黨的歷史就是一部謊言和屠殺的歷史。」
趙英說，「我從那時起就養成了一個習慣：共產黨說的每一句話，我都會反過來想。這種反思讓我逐漸擺脫了洗腦。」
加入民主運動：為未來的中國發聲
2024年1月，趙英決定離開中國來到自由的加拿大，很快便接觸到了中國民主黨。通過與黨員們的交流，她深刻認同該黨的理念，特別是其關於建立民主憲政的目標。「他們的主張與我的想法完全一致。我一直希望中國能擺脫專制，實現民主憲政。」
趙英（右一）在2024年於多倫多約克大學舉辦的六四35年紀念活動上與六四學運領袖王丹（右三）和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王軍濤（右五）等人合影（本人提供）
第一次參加民主黨的活動時，趙英便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與力量。「當我站在集會上，喊出『打倒共產黨』的口號時，我感到非常痛快和高興。這是我在國內永遠無法做的事情。」
趙英積極參與民主黨的各種活動。「在這里，我找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我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推翻共產黨，為中國爭取自由和民主。」她說。
支持退黨大潮：覺醒的象徵
趙英支持退黨大潮，並以真名退出了黨團隊。「我曾經戴過紅領巾，但我很慶幸自己從未加入共青團和共產黨。退出這些組織，是對這個體制的徹底決裂。」
她也叮囑自己的兒子千萬不要聽學校老師的話去入少先隊和共青團。
趙英認為，退黨不僅是一種精神覺醒，也是推動體制崩塌的重要一步。「4億多人已經退出了黨團隊，這是中國人覺醒的開始。我相信，當這個數字足夠多時，共產黨也會走向末路。」
趙英始終相信，中國的未來屬於自由與民主。「共產黨不可能永遠存在，獨裁必然被歷史淘汰。我的願望就是看到共產黨下臺，人民重新掌握自己的命運。」
她希望有一天，中國的孩子不再因說真話而遭受迫害，不再因父母的言論而被孤立。「真正的強大，不是靠謊言和暴力，而是靠自由和法治。那一天，一定會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