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強化獨裁獨裁逼死經濟(圖)

發表時間： 2024-07-28 09:45:28作者：程曉農

習近平在三中全會閉幕式上（圖片來源：視頻截圖）

【看中國2024年7月28日訊】中共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開完了，公報上網，中國國內和國際社會幾乎沒人為會議結果開心。然而，這樣的結果真的出人意料嗎？本文就此提出的看法正如標題所示，二十屆三中全會必然會發生這樣的結局，因為，改革強化獨裁，獨裁逼死經濟，這就是中國的宿命。7月11日我在自由亞洲電臺發表文章《「三中全會」去神化》，其實就是為本文結論所作的歷史鋪墊。現在二十屆三中全會已經展示了它的結果，筆者給中國近半個世紀的經濟改革開個「診斷書」，正逢其時。

一、中國的經濟改革：模糊試探的八十年代

改革在中國已經講了幾十年了，到底什麼是共產黨政權的改革？改革的本意就是改變方向，「重新建設」。英文和中文中的「改革」一詞都含義模糊，只有戈爾巴喬夫當年用過的「改革」一詞，其含義才比較準確，這個詞是перестройка（英文發音是perestroika），其俄文譯意是「重建」，pere是重新之意，stroika是建設。

共產黨的改革，就是試圖改變原來的制度架構，重建一套新的架構。戈爾巴喬夫對改革的理解沒錯，但他無法真正推動「重建」。中共倒是推動了「重建」，但是，從一開始，它的改革就是一種含義模糊的試探，鄧小平的「貓論（捉鼠好貓論）」和「摸石論(摸著石頭過河)」，便是最好的證明。含義模糊是既為了減少舊制度維護者的抵制，也因為對目標半信半疑。因為，中共的最高層對改革的制度選擇方向，始終忌憚猶豫。

對共產黨政權來講，其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架構就是兩大部分，政治上的高度集權，和經濟上的全盤公有制加計畫經濟。如果要重建，最終必然改變原有制度的方向；而制度的改變，其選擇空間很小，經濟上只能轉變成私有化和市場經濟，政治上的轉變只能是民主化。

我在《「三中全會」去神化》一文中指出，八十年代胡耀邦和趙紫陽位於鄧小平、陳雲的「雙寡頭」之下，而陳雲是傳統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頑固守護神」。所以，那時的經濟改革政策必須小心翼翼地試探著推進，而胡趙所「試探」者，陳雲也。但凡陳雲表示反對，改革就必須後退；陳雲不吭氣，趙紫陽就往前推一步。尤其是在城市經濟改革當中，因為必然觸及計畫經濟的核心領域和部門，關係到各級官員的權力地位，可謂步步艱難，實屬「捆住手腳摸索」。

從這個意義上講，八十年代中國的經濟改革，並非改革的黃金歲月，那時，城市經濟改革難以推進，不單單是中共高層存在種種阻力，也因為當時的國營企業還能運轉，沒發生重大危機。筆者當時參與了經濟改革政策的研究，也在多次國務院、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乃至趙紫陽任總書記時他的小范圍會議上，反覆體會到改革的艱難，本文第二、三兩小節的「診斷」，就是當年無法筆述的體會。

二、形勢如何倒逼改革？

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無非是經濟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但共產黨國家的經濟和政治改革之難度，與非共產黨國家截然不同，因為，經濟和政治改革必然衝擊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和政權合法性，進而造成政權危機。所以，在共產黨國家，從來就不存在為了實現選擇一個好制度的理想而實施改革的可能，因為，一部分人的改革理想必然與另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激烈衝突。民主化在中國由此而成禁區，唯一能改變的只可能是經濟制度。

中國的經濟改革過程中，一直有一個說法，即「形勢倒逼改革」，指的是，經濟社會形勢逼著政府採取轉變制度方向的政策。所謂的「形勢倒逼」，是現實經濟當中出現了原有經濟系統無法解決的重要難題，使得主張改革的人有了理由。中國的經濟改革分成前後兩大步，先是農村改革，然後是國企改革，這兩大步都是被形勢倒逼出來的。

倒逼農村改革的壓力來自糧食產量低下，無法充分滿足國人的需要。特別是七十年代末期上千萬知青回城之後，糧食和其他農產品的供應相當緊張，結果就逼出了「計畫生育」政策，主要目的就是減少農產品的需求壓力。正在這時，農民自行實驗的「包產到戶」創造出來巨大的農業生產力，讓農村改革一下子變成了一個難以抵拒的潮流。結果，毛澤東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被「包產到戶」衝垮了，土地承包改變了土地和農村的公有化管控，也動搖了農產品的計畫經濟管理。

在趙紫陽時代，城市經濟改革只能是通過經濟管理上的「雙軌制」，稍稍鬆動全面計畫經濟管理的桎錮而已。所謂的「雙軌制」，無非是對企業產品的部分自銷、自行定價、原料的自行採購等，「開窗開門」，讓自由經濟的活躍來補充死氣沉沉的國企經營。但是，當時的經濟狀況尚可，也就沒有形成倒逼城市經濟改革的真正壓力。

直到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的前半期，國企改革終於被國企衰微逼出來了。由於許多國企瀕臨破產，全靠銀行貸款來維持，結果造成了銀行系統陷入破產危機。於是朱鎔基在1997年底決定推行「企業改制」，也就是中小型國企的全面私有化和大型國企的逐步上市，計畫經濟的最後支柱就此瓦解。但至今中共不肯承認「私有化」三十年前就已經實行過了，因為中共很清楚，雖然事實上完成了大部分國企的「私有化」，但意識形態上卻必須死不承認。

三、「重建」難為，難在「卸責」「給利」

所謂的「形勢倒逼改革」，其本質還是「貓論」與「摸石論」。但是，形勢惡化，並不見得必定能倒逼出改革；也就是說，「重建」難為。其難何在？難在兩點，其一，高層的政治責任誰來承擔。共產黨政權之所以會需要「重建」，當然是因為原來的方向和政策錯了，必須改變，特別是在困境之中，不變就每況愈下。其二，重建能不能為官員們創造出前所未有的發財機會，從而在官場上贏得官員們的廣泛支持，這是重建能否成功的關鍵。

因此，在中國要形成改革政策，必須先具備「卸責」和「給利」這兩大要件，但這兩大要件是「重建」醜陋的一面，所以從來不會寫在官方文件中。說得直白一些，「卸責」不僅僅是排除高層當中阻礙「重建」的政治勢力，更是改變高層權力結構之舉；「給利」也是排除黨內或社會障礙的手段。

任何改革的建議想得再好，如果不懂這兩個要件，就沒有真正的討論空間。筆者當年在改革智庫工作時對此深有體會，亦常苦於找不出創造「給利」要件的可能。至於「卸責」這方面，自然不容智庫研究人員置喙，那屬於「大內」秘辛；但智庫研究人員若悟不到其中壼奧，便淪為書生議政了。

「給利」有兩種，一種是普惠式，面向全體國人；另一種是特惠式，面向官場。農村改革全面改善了農產品供應，這就是「普惠式給利」，可以營造社會滿意度。「特惠式給利」則意味著，產生能引誘官場中人參與「重建」的利益動力。國企私有化和隨後的金融開放，便屬於典型的「特惠式給利」，只讓有權勢的人及其親屬沾光。

給利的來源從來都不是動用財政資金，遍撒「雨露」，而是使用「制度紅利」。「制度紅利」並非源於既得利益的重新分配，而是指制度「重建」新創造出來的機會和好處。所以，用「制度紅利」施惠，可能不致於引起強烈的社會不滿，但會引起社會妒忌。

但是，制度「重建」可能創造「制度紅利」，也可能產生「制度傷害」，比如，國企私有化過程中，幾千萬原全民所有制職工被迫下崗，就是迫使他們失去既得利益的典型「制度傷害」。中共對付下崗職工的辦法，無非是連騙帶壓。

俄羅斯在民主化的過程中，之所以能夠迅速推動私有化，其根本原因就是，官場人物搖身一變，拋棄了共產黨，轉身加入其他政黨，然後利用經濟自由化的機會，在國企私有和金融開放當中，得到了實實在在的好處。俄羅斯的經濟自由化與中國的最大不同，不在於「重建」的「制度紅利」被官員集團分享，而在於，法律是否保障這樣的特權分享。

俄羅斯已然擺脫了共產黨意識形態的束縛，所以，它在經濟自由化過程中通過的新法律，把侵吞國有資產規定為合法行為；即便如此，還是有大批發了財的前官僚不放心，把財產轉移國外。而中共則仍然受到共產黨意識形態的束縛，無法承認貪污合理化、合法化，這就產生了吞下了「制度紅利之特權分享」的官員們，與共產黨體制之間的利害衝突。

四、獨裁之下無法「卸責」

在上一節我跳過了「卸責」這個要件，因為它是政治問題，不是經濟問題。凡是共產黨政權發生了經濟社會層面的一系列負面的嚴重政策後果，需要「重建」，它就一定能糾正錯誤、推進改革嗎？二十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國際媒體都聚焦中共的這次會議，也有種種建言；但此會開完了，發現二十屆三中全會的公報如此空泛，國際媒體立刻變得低調很多。他們看不懂中共了，為什麼中共不願意採取實質性的改革措施呢？

其中的奧秘就在於，中共的運作是政治高於經濟，所以中國和各國的經濟學家們聚焦在經濟層面時，卻忽略了中國改革的政治性先決條件。那就是，當中共的領導模式處於個人獨裁狀態時，任何改革意圖必然遭到獨裁者的壓制和打擊；如果中共的領導模式處於集體領導狀態，則改革意圖就更多地需要「特惠式給利」，讓官場人人有機會發財。

若以上兩種條件都不具備，則改革休矣。共產黨國家之所以需要所謂的「重建」或者改革，自然是因為原來的制度方向和政策錯了。這樣，過往的掌權者就必須認錯下臺，這個國家才能改變方向，實行重建。然而，只要掌權的自然人是獨裁的，他絕對不肯承擔政策錯誤的重大責任，那改革就不會發生。毛澤東時代就是這樣。

那獨裁者死了，是不是共產黨政權就能改革了呢？也不一定，因為獨裁者指定的接班人會繼承死去的獨裁者路線，繼任者的權位既然來自獨裁者，那麼，繼任者否定了前任，也就把自己送上了政治審判臺。

什麼時候中共政權會發生「重建」這樣的轉變政策方向的重大變化呢？中共的鄧小平不就實行改革了嗎？我寫《「三中全會」去神化》一文，就是為了破解迄今為止仍然迷惑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神話」。實際上，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及會前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真正的議題和結果是，政治上的部分「非毛化」，當年鄧小平其實只是趁機奪權而已，他奪權之時是反對改革的。

中共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與蘇共1956年的二十大，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是在獨裁者死後部分地否定他的政治路線。這就是「卸責」，進而就能為改革開闢空間。中國的農村經濟改革，就是在華國鋒時代的「集體領導」模式向鄧小平、陳雲的雙寡頭領導模式過渡的短暫時期發生的。「卸責」給死人，相對容易些，因為人死如燈滅，死人不能發怒報復；而要「卸責」給活著的獨裁者，那就只能靠政變了。至於政變是否可能，莫如去研究獨裁統治的高層架構和機密運作。不過，在共產黨國家，掀翻活著的獨裁者之類的「故事」，史無記載。

中國1997年開始國企改革時，江澤民也是處在鄧小平死後短暫的集體領導狀態，中共高層集體同意，逃避「重建」的「卸責」環節，用「改制」口號來掩蓋制度重建的實質，其實就是國企私有化和取消計畫經濟。另一方面，中共高層當時又打開了官員貪污的大門，允許國企幹部私吞他們所管的國有企業。這兩個做法既繞開了「卸責」問題，又解決了私有化的官場動力問題。這就是中國城市經濟改革真正的「成功之道」，但王滬寧主管的部門絕對禁止此「成功之道」傳至民間，因此民間於此亦不甚了了。

五、改革強化獨裁

習近平走上個人獨裁的道路，對中共體制來說，本來就是一種制度上的必然。我今年5月30日在本網站刊登的文章《共產黨政權的改革宿命》指出，中共的經濟改革是個怪胎，它內含著三個悖論，即「官場悖論」、「改革悖論」和「打貪悖論」，此不重述。把這三個悖論綜合起來看，就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改革會強化獨裁。

江澤民時代的後半段，江及常委諸公，與官場是和平共處、共同「致富」的，因此，他的獨裁多少有些隱性；而習近平上任後，卻明顯地擺出了獨裁姿態，其中的政治原因就在於，「改革悖論」和「打貪悖論」所產生的內在矛盾顯性化了，習近平的統治正好處在這樣一個階段。

習近平無法承認一個事實，抓貪官這件事，在習近平和官員們之間，其實是一場永無止境的內鬥。不停地抓貪官，只不過是延緩中共政權經濟上被掏空的過程，卻無法終止貪官們繼續掏空中國經濟的無組織集體行動，同時又逐步累積起黨內對習近平的嚴重不滿。越是這樣，越促使習近平堅持個人獨裁，不鬥下去，習本人與中共政權就會垮；但不斷地抓人、清查，其實是習近平在和整個官場作對。

習近平走的這條道路，就是今天乃至今後中國經濟社會問題越積越多的根本原因。因為，獨裁者一人專斷的結果是，政策制定越來越短視，而且越來越極端化。目前中國的財政危機、銀行危機、養老金危機、失業高潮、中共點燃中美冷戰後的國際關係惡化等等，都是習近平當局的決策和政策錯誤之下不可避免的後果。所謂的政策極端化就是，為瞭解決短期難題，就不顧後果地強行推行錯誤的政策，比如把財政危機轉嫁給銀行系統，由此必然造成中長期無法挽回的經濟社會後果。

過去十五年來，中共依賴房地產來帶動經濟，以及四年前點燃中美冷戰，是其內外政策中的兩大要點。前者造成了今天的一系列財政和銀行困境，後者造成了中共的國際關係徹底惡化。從中國的現實來看，過去四十多年改革開放中的一些政策顯然錯了，有必要展開決策圈的討論，哪些政策錯了，錯在哪裡，應不應該糾正或改變，這當然就要質疑堅持現有路線的獨裁者。顯然，現在中國需要推翻現有的政策，再度實行改革（「重建」），因為原來的方向和政策錯了，必須改變。

六、獨裁逼死經濟

但是，中國的現行政策能改得了嗎？如果真要改革，就無法迴避前面提到的「卸責」和「給利」這兩大形成改革政策的要件。

首先，在習近平已經形成了個人獨裁的高層領導模式之後，誰能逼習近平退步，誰能向習近平卸責？很顯然，今天的中共高層，不可能再次出現十一屆三中全會那時的上層政治氛圍了（參見我的文章《「三中全會」去神化》），其他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家委員都沒有能力和膽量挑戰習近平。

在習近平的地位不變的情況下，根本就不可能「追責」，又遑論「卸責」？因此，政治上，現在的中國並不存在「重建」所需要的政治環境。中共官媒此次三中全會之後強調，「改革不是改向，變革不是變色」，這就是習近平給當下決策圈和各級官員劃下的「圈子」，要求官員們不得「出圈」。政策和體制的方向不改，自然就不會有真正的改革；而對既有政策的小修小補，當然解決不了經濟的結構性困境。

中國的經濟改革從推行以來到現在，真正需要改變的，已經不是經濟制度架構本身了，而是需要改變政府介入企業經濟活動和經濟軍事化的傳統模式，這就只能靠政治改革了。事實上，其實政治改革解決不了經濟困境，就像當年的蘇聯晚期一樣，只能達到「卸責」的政治效果。今天在中國，其實並沒有多少可以改變制度方向的探索能夠採行了。這種狀況下，所謂的「繼續推進改革」就不過是一句空話而已，借「改革」昔日的虛名罷了。

其次，從改革的可行性來看，也就是從「給利」的角度看，中國今後已經沒有俄羅斯民主化產生的那種給官員的「制度紅利」了，這也是中共始終在政治改革這個方向上「禁止通行」的原因之一。官場中人想要的，是被習近平奪走的為官特權，這樣的貪腐特權便是中共官員們過往的既得利益，是其他任何空泛的口號無法替代的。因此，就算高層有人建議重大的方向性改革，也不會得到官場上普遍的支持；而這些官場人士就是政策的執行者，他們「軟頂硬泡」，任何改革計畫都會中途夭折。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還能再改革現狀下的政治經濟體制嗎？答案是不可能了。為了防堵官場和民間的普遍不滿，獨裁者會不斷強化對官場和經濟社會的專制控制，杜絕十一屆三中全會時發生的那種高層失控。因此，中國就沒辦法糾正高層的政策錯誤和結構性困境了。所以我在本文中最後給出「獨裁逼死經濟」這樣一個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