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革小組18人 從整人到挨整厄運連連(圖)


1966年9月15日,毛澤東與張春橋、江青、周恩來、姚文元、戚本禹、王力、關鋒等人合影。(圖片來源: 網絡圖片)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最初幾年,主要依靠他親手組建的超級權力機構——中央文革小組。

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下達《關於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的通知》。組長:陳伯達;副組長: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組員:謝鏜忠、尹達、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姚文元;顧問:康生。

華北、東北、西北、西南四大區參加的成員(四人)確定後,另行通知。

1966年8月2日,中共中央下達通知,決定陶鑄兼任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同日,中央補發通知,通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名單。之後,中央文革小組又補充了四名組員:郭影秋、鄭季翹、楊植霖、劉文珍。

郭影秋是華北局的代表;鄭季翹是東北局的代表;楊植林是西北局的代表;劉文珍是西南局的代表。

中央文革小組是毛澤東在文革前期整人的工具,但是,到後來,中央文革小組的18名成員,在不同時期,全部成為挨整對象。下面,對18名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厄運作一簡要介紹:

江青

江青是毛澤東的妻子,中央文革小組的核心人物,曾被稱為「文革旗手」,自稱「我是毛主席的一條狗」。

1976年10月6日,毛去世不到一個月,江青被毛生前選定的「你辦事,我放心」的接班人華國鋒下令抓捕。

1981年1月25日,江青被中共最高法院特別法庭,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江青被控犯四宗罪:(1)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2)陰謀顛覆政府;(3)反革命宣傳煽動;(4)誣告陷害。

1991年5月13日深夜,江青在北京秦城監獄內服過量安眠藥自殺身亡。

陳伯達

從1939年起,陳伯達就是毛澤東身邊最重要的筆桿子。

1966年8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陳伯達被增補為中共政治局常委。1969年3月召開的中共九大上,陳伯達再次「當選」中共政治局常委。陳伯達是毛澤東30多個秘書中官職最高的一個。

但是,到了1970年8月在廬山召開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突然翻臉,說:「我跟陳伯達這位『天才理論家』之間,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就從來沒有配合過,更不去說很好的配合。」9月,陳伯達被隔離審查。

1971年9月13日,陳伯達被關進秦城監獄。1973年中共十大上,陳伯達被定性為「國民黨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分子」,被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

1981年1月25日,陳伯達被中共最高法院特別法庭,作為「江青反革命集團」的主犯,判刑18年。

張春橋

張春橋是毛賞識的極左理論家,毛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急先鋒,毛1967年發起的全國奪權鬥爭的急先鋒,也是個心狠手辣的整人者。

十年文革中,張春橋最大的後臺老闆就是毛澤東。毛不僅讓他當了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還讓他當了九屆中共政治局委員,十屆中共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軍隊總政治部主任。

中共元老李先念曾講:「張春橋就是政治局的『惡霸』,他說的東西我們根本不敢反駁,也不容反駁,因為我們也不知道哪句話是他的,哪句話是(毛)主席的。」

1976年10月6日,張春橋作為江青的同夥,被華國鋒下令抓捕。

1981年1月23日,張春橋被中共最高法院特別法庭,作為「江青反革命集團」的主犯,以與江青相同的四項罪名,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姚文元

姚文元寫的、經毛澤東修改定稿的《評新編歷史劇》,是毛發動文革打出的第一發炮彈。

因為替毛發動文革立頭功,姚文元35歲成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38歲成為中共政治局委員,39歲成為中共意識形態總管。

在文革中緊跟毛衝鋒陷陣十年後,1976年10月6日,姚文元作為江青的同夥,也被華國鋒下令抓捕。

1981年1月25日,姚文元被中共最高法院特別法庭,作為「江青反革命集團」的主犯,以與江青相同的四項罪名,判處有期徒刑20年。

王力、關鋒、戚本禹

此三人都是毛讚賞的筆桿子,是毛發動文革的極左理論的炮製者、宣傳者、解釋者、執行者。

但是,到了1967年8月26日,毛澤東在上海對中共軍隊代總參謀長楊成武說:「王、關、戚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總理一人報告,把他們抓起來,要總理負責處理。」

王、關、戚三人先後被投入秦城監獄。王力、關鋒被關秦城監獄14年,但沒有判刑;戚本禹後來當成「江青反革命集團」的主犯,被判刑18年,在秦城監獄被關押18年。

康生

康生是毛在文革中最重要的政治打手之一。

隨著毛澤東的政敵劉少奇等一個接一個被打倒,康生的官越做越大。

從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到1973年的中共十大,康生被毛提拔重用為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副主席;在1975年1月的四屆全國人大上,康生被毛提拔重用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康生於1975年12月16日在北京病亡。

但是,十年文革結束後,康生被中共認定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主犯。1980年,中共中央作出開除其黨籍,撤銷其「悼詞」,公布其罪行的決定。

中共元老陳雲說:「康生是鬼不是人。」

王任重

1953-1966年,毛澤東到武漢數十次,都是先後任武漢市委第一書記、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的王任重出面接待的。毛游長江20次,王任重陪游19次。

1966年5月毛組建中央文革小組時,在四名副組長中,王任重排名僅次於江青;當時本來應該全國六個大局各有一名代表,但實際只有兩名代表,一是中南局的王任重,二是華東局的張春橋。

但是,到了1966年末,王任重擔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僅半年,且身患肝病,身體極度虛弱,仍被毛打倒;後被關秦城監獄七年。

當時揭批的王任重的「罪行」有四:(1)是劉、鄧路線的執行者;(2)與江青等對著幹;(3)是國民黨CC系特務;(4)反對毛主席。

陶鑄

在1966年8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陶鑄被任命為中央文革小組顧問,被增選為中共政治局常委。在11名常委中,陶鑄排在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之後,成為黨內「第四號人物」。

但僅僅過了四個多月,到1967年1月4日,陶鑄就被江青、陳伯達等公開點名打倒了。從此,文化大革命「打倒劉鄧」的口號,變成了「打倒劉鄧陶」!

陶鑄的罪名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即他是保毛要打倒的劉少奇、鄧小平的。

1969年11月30日,陶鑄被迫害致死,遺體以「王河」的化名被秘密處理,身份為烈性傳染病人。

劉志堅

中央文革小組成立時,劉志堅是作為軍隊代表,成為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的。之後,他還擔任了軍隊文革小組組長。

但是,僅僅過了七個月,1967年1月,劉志堅就被打倒。

劉志堅先是被關押北京市順義縣3個月,受到多次批鬥;後被押回北京市西城區拐棒胡同的家中看管,一直被關押到1974年9月29日,前後被關近8年。

劉志堅被打倒的真正原因是:毛不滿意他根據老帥們的意見總是對軍隊的文革設立各種限制,被認為壓製造反派。

謝鏜忠

謝鏜忠在文革前任軍隊總政治部文化部長,因與劉志堅一起參加了江青在上海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陪江青看了30多部電影、3場戲、個別交談8次,集體座談4次。

當他的上級、總政治部副主任劉志堅成為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時,他也成為小組成員。1967年初劉志堅被打倒,他也隨即被打倒。

穆欣

穆欣被任命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原因是,他此前任中共重要喉舌《光明日報》的總編輯、黨組書記多年,也是中共的筆桿子之一。

1967年9月6日,穆欣突然被戴上「特務」的帽子抓了起來,被關到北京衛戍區「監護審查」。期間,被押到北京的大中學校輪番批鬥。

1968年1月13日,穆欣被關進秦城監獄。從此,一關就是七年多,1975年5月14日才獲准出獄。

據《穆欣自述》,他被關秦城監獄的直接原因是得罪了江青。

尹達

尹達是中共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因緊跟毛批判北京市副市長、歷史學家吳晗,被納入中央文革小組。

1966年7月,他搬進釣魚臺與陳伯達等人住15號樓。但不久,他就因為被壓制中科院歷史研究所的群眾造反,被中央文革拋棄。8月底,尹達被歷史所揪了回去批鬥。

郭影秋、鄭季翹、楊植霖、劉文珍

郭影秋是中國人民大學黨委書記、北京市委管文教的書記。

1966年7月27日,康生在北京師範大學講話,指責原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搞「二月兵變」,並說中國人民大學的郭影秋知道。28日,學生們抓住他批鬥了4個小時。29日,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李雪鋒宣布:撤銷郭影秋的北京市委書記職務。之後,他被揪回中國人民大學,受到嚴重迫害。

鄭季翹是吉林省委管文教的書記,1966年因發表一篇批判中宣部副部長周揚的文章,得到毛澤東的表揚,被作為東北局的代表,參加中央文革小組。

因對中央文革小組的政策不理解,鄭季翹僅參加了兩次中央文革小組會議,就被中央文革小組除名,後來還被扣上反對中央文革小組的帽子關入牛棚。

楊植林不僅是青海省委第一書記,還是西北局書記。他既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也是西北局文革小組組長。他在北京的時間很少,也基本不在西寧,主要在西安。

1967年3月24日,因為調查處理「青海223事件」,周恩來等接見青海代表,楊植霖參加。周恩來讓他發言,他談到「回去以後搞了一個萬人鬥爭大會,掛鐵牌子,說我是大叛徒」等。據此,他可能在1967年初就被打入另冊。

劉文珍是西南局宣傳部長。他在北京的時間很少,基本在西南局。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派他赴重慶蹲點。1966年12月4日,重慶發生萬人大武鬥,劉文珍受牽連。之後,劉文珍受到批鬥。

結語

為什麼中央文革小組18名成員都遭厄運?主要有三個原因:

第一,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都是毛澤東維護他的絕對權力的工具。毛需要你時,可以讓你喊打喊殺;毛不需要你時,可以隨時讓你當替罪羊,王、關、戚就是這樣的典型。

第二,中共內鬥是一個逆淘汰過程,即但凡有一些人性的人,都會被服從黨性、泯滅人性者淘汰掉。像王任重、劉志堅、陶鑄等,他們之所以很快就被淘汰出局,皆因為他們都還一些人性在。

第三,他們都受善惡有報天理的制約。比如,毛的妻子江青在文革中害人無數,必遭惡報。又比如張春橋,十年文革結束後,他的女兒張維維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我爸爸知道自己是沒有好果子吃的。」再比如陳伯達,他晚年接受作家葉永烈採訪時說:「我是一個犯了大罪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愚蠢之極,負罪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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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友群相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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