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荒唐時代，符合文明倒退徵兆。（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按:威爾．杜蘭特（Will Durant1885-1981），美國著名學者，1917年獲哲學博士學位，與中國著名學者胡適、馮友蘭、陶行知、張伯苓、蔣夢麟等是同門師兄弟，都是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的學生。杜蘭和妻子2人花了50年時間，完成了1500萬字的巨著《世界文明史》，涉及人類15000年歷史，幾乎涵蓋了每一時代，每一國家的各個領域，被臺灣學界譽為「二十世紀的《史記》，人類文明的《離騷》」。
曠世巨著《世界文明史》（也譯為《文明的故事》）的作者威爾．杜蘭特曾說：如果文明傳播的過程被打斷一個世紀以上，文明就會死亡，我們又會重新變成野蠻人。
千里之堤，潰於蟻穴。歷史並不總是進步，它也經常倒車。歷史上許多文明的崩潰也絕不是一夕之間完成，大廈將傾之時，必有種種徵兆。
徵兆一 集體性的自大與狂熱
上帝欲使其滅亡，必先使其瘋狂。歷史上太多的案例證明了這一點。無論是一戰前的沙皇俄國，還是向十一國開戰的大清國，無論是二戰前的希特勒，還是二戰中的東條英機，自大與狂熱是他們共同的特點，崩潰與滅亡也是他們共同的命運。
這也是為什麼在「七宗罪」中，傲慢之罪被認為是最嚴重的罪行。因為，傲慢是人類墮落的開始。所以杜蘭特認為，人類歷史只是宇宙中的一瞬間，我們首先要學會的就是謙遜。
徵兆二 競爭與選擇逐漸消失
杜蘭特說，在某些地區，人們卻用體制安排代替了競爭，規定某些人可以上學，某些人不能上學，某些人可以經商，某些人只配消費......這讓人們失去了選擇的自由，更讓整個社會失去活力，文明陷入停滯，甚至倒退。
徵兆三 以鬥爭和封閉代替合作
杜蘭特說：「文明是合作的產物，幾乎所有的民族都對此有所貢獻。」區別只在於貢獻多少而已。有的地區社會總是很開放，合作總是很普遍，他們社會進步就會比較快，對文明的貢獻自然也更多。
有的地區則相反，社會總是很封閉，彼此之間更缺乏合作，取而代之的是無所不在的鬥爭和傾軋，拒絕向外界學習，抵制所有外來的東西。這樣「閉門造車」的地方，文明注定「水土不服」，如果「土壤」本身不改變，很難有什麼實質性的發展。
徵兆四 精神和道德水平集體衰退
歷史本身之所以能大體上不斷重複，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人的天性像地質改變那樣緩慢，一代又一代人過去，國民的性格卻並沒有多大改變。無論怎樣改朝換代，導致上一次社會崩潰的人性因素，往往也能導致下一次社會崩潰。杜蘭特說：「社會的基礎，不在於人的理想，而在於人性。人性的構成可以改寫國家的構成。」如果一個國家國民整體的精神和道德水平持續處於衰退之中，那麼這個國家的文明程度也必然會倒退。
徵兆五 激進主義大行其道
杜蘭特說：「社會進化，是習慣與創新相互作用的過程。那些抗拒改變的保守派，與提出改變的激進派具有同等價值——甚至可能更有價值，因為根須深厚比枝葉繁茂更加重要。」
可惜的是，人類歷史上卻一次次陷入狂熱的激進主義之中。「法國大革命」就是最鮮明的例子。為了追求所謂的「博愛、平等與自由」，法國人砸爛了一切傳統，最終換來的卻是長期的動亂不安。這種思潮還傳遍了全世界，遺毒至今。
徵兆六 用暴力手段平均財富
杜蘭特說：「財富集中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可以藉助暴力的或者是和平的部分再分配而得到週期性的緩解。」但是我們必須意識到，不同的財富再分配方式，會對文明造成不同程度的傷害。
藉助於法律的、和平的財富再分配方式，對文明的傷害有限。但採取暴力手段「殺富濟貧」「平均財富」的行為，歷史上並不罕見，在某些地區還會反覆上演。當任何追求財富的行為都變成一種犯罪時，人們就會掉進集體貧窮的陷阱，實現奴役式的平等。
徵兆七 強制推行烏托邦主義
烏托邦主義通常向人們許諾最美好的未來：全能的政府、充分的福利、平等的社會……
後世的人們常常相信，烏托邦主義是特定時代的產物，是「資本主義缺陷所導致的必然結果」。然而杜蘭特卻以雄辯的史實證明：烏托邦的衝動，一直深埋於古往今來的人性之中，因此它會永遠伴隨著人類社會。
而那些為了實現「人間天國」的理想，強制推行「烏托邦」的行為，不過是把所有人當成社會實驗的「小白鼠」，帶來的也只有匱乏、混亂、腐敗和大屠殺……
如果失去文明，我們必定重返野蠻之中。
以上文明倒退的七種徵兆，總結自威爾．杜蘭特所寫的《世界文明史》。這部巨著的意義，不僅僅在於對人類的愚蠢和罪惡給以警示，也是要鼓勵人類銘記有價值的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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