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袖章不是紅玫瑰(圖)
中國警察和保安人員包圍了在「709」鎮壓中被拘留在天津受審的人權律師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她高呼「我們可以禿頭或沒有頭髮，但國家不能無法無天」（圖片來源: Getty Images圖NICOLAS ASFOURI）
【看中國2024年5月4日訊】2024年4月讀到馮敬蘭的話：
馮敬蘭：我作為女附中文革在校生，多年來參與了母校文革初期事件的調查分析釐清，在比較充分瞭解基本事實後，寫過幾十篇文章公開發在網易和共識網。宋彬彬的事鬧大應該得益於王友琴的文章。如果說王在1986年寫的《女性的野蠻》(儘管有的細節是虛構，比如游鬥校領導時對卞校長進行了圍毆，棍棒橫飛，血肉迸濺。比如卞校長被送往醫院的時候屍體已經僵硬），作為親歷者，寫的過程還算基本靠譜的話，她去美國以後寫的《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用誣陷宋彬彬作為投名狀，則是人格的自殺。她用這篇造謠文章奠定了在海外和臺灣歷史學界的地位，得到了比如余英時的讚賞，認為她只有13歲的年紀勇氣實在可嘉(見序言）。國內一些學者也對她推崇備至。在2007年女附中90年校慶時，對宋彬彬的妖魔化達到了高峰。我就是那時介入這團亂麻的。當然，也有清醒的學者，參與了我們的一些研討活動。本群就有多位。徐友漁也在共識網發表文章，公開向宋彬彬道歉。在此我要向徐友漁先生致敬。
王友琴對宋彬彬的誣陷，如果僅僅是關乎宋彬彬個人，也可以算了，問題是她用捏造篡改了歷史。這是一張狗皮膏藥，即便揭下來，也留著一片污漬。作為同校學生，我對王的拒不認錯，感到可恥。讀罷沉思，今夕何夕！這浸透著文革受難者鮮血的紅衛兵袖章難道真的變成了迷人的紅玫瑰？宋彬彬之事，不需要「鬧」大，不需要「被」妖魔化。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百萬紅衛兵，在城樓上，知道了給他戴上紅衛兵袖章的宋彬彬名字後，毛澤東說：「要武嘛！」——這是對已經發生的紅衛兵暴力殺人的鼓勵和推動。13天前，1966年8月5日，宋彬彬就讀的北師大女附中卞仲耘校長被紅衛兵在學校裡虐殺而死。當時，宋彬彬是高三畢業班學生。從宋彬彬們這樣的紅衛兵領袖到普通的紅衛兵打手，沒有一個凶手被追究任何刑事責任！卞仲耘校長之死與天安門城樓上的「要武嘛！」掀起了全國的校長和老師被批鬥被毒打被監禁被殺害的腥風血雨。更多無辜的人死於紅衛兵歹徒的公然屠戮。1966年8月和9月，僅在北京一地，就有數千人被紅衛兵打死！試問：哪朝哪代的哪個妖、哪個魔可以如此邪惡、如此囂張？
全中國的人都知道「要武」，不需要「鬧」才能大。宋彬彬有幸成為承載「要武」的號召發出的媒介，北師大女附中打死校長沒有任何後果成為一個昭示：老師和校長以及校工路人是可以隨便被打死的。這，應該是彼時和幾十年後的北師大女附中的巨大榮耀。1997年校慶90年，宋彬彬做為著名校友獻袖章的巨幅照片矗立在校園，和諧融洽。至於校長之死，十幾年後竟然被有人說成是因為心臟病！假使不是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先生當時就拍攝下了卞校長身上的血衣和被打撕裂的金屬錶鏈，我等後來者還真的差一點就相信了卞校長太不經打、是死於心臟病之類的引導呢！文革中沒有紅衛兵積極主動充當凶手，直接對老師、同學、街坊、鄰居、親戚、朋友、校工、路人痛下殺手，文革怎麼會讓如此眾多的人死於非命？怎麼會有至今無法癒合的心靈傷害？如果卞校長沒有被打得死去活來，即使有心臟病也會好好活著，活著陪孩子們長大，活著陪老伴一起變老。一校之長、心臟病人、4個孩子的母親，無法阻止少女歹徒們打向她的帶釘木棍和銅頭皮帶，無法阻止少女歹徒們潑向她的滾燙開水。文革浩劫，領袖與追隨者共同完成了對於生命的摧殘，對於尊嚴的踐踏，缺一不可。
宋彬彬的道歉是值得肯定的。但這個遲來的道歉，都不能被事過幾十年後的耄耋老人王晶垚接受，這樣的道歉不需要宋彬彬和朋友們反思嗎？「沒有保護好老師」，是多麼輕巧而高明的推脫啊！沒有宋彬彬們把老師校長們揪出來在先，在被「殺殺威風」的幾個小時的慘痛毆打時宋彬彬們的一聲不吭在後，50歲的卞校長怎麼會死？何保護之有？趁著還來得及，為歷史留下反省與記錄吧，把攻擊王友琴的時間和能量轉化為對「要武」造成的鮮血淋漓的歷史傷口的回顧與懺悔，讓宋彬彬們被作為打手、作為工具、作為榜樣的可悲歷史永遠不要再次重演。若能如此，善莫大焉！直到今天，其他人的真誠道歉又在哪裡？那時年少，算是被主動利用；現在這些人已經七老八十，經歷世事滄桑，仍然假裝沒發生過。這是怎樣地不知羞恥？！
當時，校園裡那麼多人參與了痛毆老師校長的慘劇，更多的人圍觀、目擊了這幕慘劇，有誰可曾說過哪怕一句阻止的話？別裝無辜，人是有選擇的。文革的當時當地，他們有選擇；文革之後的現在，他們仍然有選擇。王晶垚說，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上的紅衛兵袖章上有卞仲耘的血。何止呢？紅衛兵袖章上浸透著紅八月受難者的血，浸透著文革千百萬受難者、受迫害者的血與淚。「要武」，當初給宋彬彬帶來怎樣的榮耀，今天就帶給她怎樣的恥辱。為什麼花季少女會成為眾目睽睽下虐殺校長的歹徒惡少？宋彬彬們該做的是對於這些被鼓動、被利用而充當偶像、充當打手的反思和記錄，為後人留下路標和警示；是幫助王友琴這樣的記錄者，把事實記錄得更加翔實更加細緻。而不是讓王友琴受到成建制的圍攻。如果不用記錄與反思來救贖，而是針對記錄者行攻擊之能事，那麼在歷史長河中，宋彬彬們的角色也會與文革一樣遺臭萬年。
領導者與追隨者，是文革慘劇不可或缺的一體兩面。趁著還來得及，記錄下自己的懺悔與反思，以求得歷史的原諒，為歷史留下必要的提醒。讓後來者知道，不做惡人的打手、抵禦誘惑、保持做人原則的重要。想起阿倫特寫下的關於艾希曼的話，抄在下面：「艾希曼明明是大屠殺的策劃人，但卻是一個沉悶、普通、平庸得可怕的官僚，他平凡到令人感受不到一點變態和殘酷的氣息。而根據其證詞，他對猶太人沒有一絲恨意，只是在整個納粹官僚體制中奮發向上。最終那種不帶個人思想的官僚心態，令他把自己的所作所為，從現實脈絡中抽離，在沒有惡念的情況下，做出歷史上最邪惡的事。」
馮敬蘭把她的手指指向王友琴，既不敢說文革始作俑者的罪惡，也不敢說宋彬彬們怎樣踴躍地被利用、榮幸地被利用作為文革工具而產生的血腥後果，真是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顯然，這是1966年的紅外圍半個世紀後獻給當年紅衛兵歹徒的「投名狀」。而且不僅如此。她的「矇騙」說把觀點當作事實，不輸當年紅衛兵的戾氣、霸道與歹毒。余英時教授，在浩瀚歷史中巡查、凝視、沉思的大學問家，豈能被王友琴所矇蔽？哈佛大學教授麥克法誇爾也被矇騙了？蘇曉康先生，親歷過文革、「河殤」作者也被矇騙了？還有National Review的資深記者Jay Nordlinger也被矇騙了？寫下真知灼見的猶太裔女教授Schwarcz也被矇騙？你們那麼多人寫了那麼多為紅衛兵辯護的文章，也來矇騙他們一下試試？想必馮敬蘭也與余英時教授、麥克法誇爾教授等學者記者們一一核實過了這一矇騙事實？如果真是這樣，倒是可以寫出洋洋灑灑的「被矇騙記」！那將是怎樣有力的歷史記錄啊……。如果沒有，那麼，馮敬蘭就是在故意說慌，以觀點代替事實。
高明的謊言，也是需要一些證據的，也是需要基本邏輯的。畢竟，那些血寫的事實具有無可辯駁的力量，那些「要武」的紅衛兵們犯下的反人類罪是有人記錄了的。網際網路是有記憶的。任何學術地位，都不是靠謊言可以奠定的，即使有人暫時騙得了一些名聲也會隨著真相被揭露而身敗名裂的，當然羅剎國除外，可以在網易上無障礙發表文革文字的人除外。妖魔化宋彬彬們的是他們自己在文革中的個人行為造成的。王友琴哪有那麼大本事把誰妖魔化？她不過是記錄了自己親歷的文革，記錄了上千名文革受難者的遭遇。王友琴的文革受難者記錄和文革研究，不僅僅是在臺灣、在海外有著廣泛的認可和尊敬，即使在大陸，也有著同樣或者更加廣泛而深刻的認可，人們知道叫出死者名字的意義，那是歷史審判席上不可或缺、不可否認的呈堂供證。如果她的記錄與思考沒有影響力，大陸何必全網封殺她的「文革受難者紀念園」網（ywang.uchicago.edu，ccrhm.org）？大陸何必全網封殺她的中、日、英五本關於文革記錄和研究的書？而馮敬蘭的記錄竟還可以堂而皇之地在網易上發表，真夠威武的！相信讀者們有自己的判斷力。記錄文革歷史，不僅要讓受難者有名有姓，也應該讓文革打手、文革凶手有名有姓，這才是對於歷史負責任的態度。不然，這些打手與凶手時刻要把水攪渾，以推卸罪責，以圍攻記錄者，好讓記錄者閉嘴，好讓記錄者知難而退。天安門上「要武」的、浸透受難者鮮血的紅衛兵袖章，刻在當年北師大女附中宋彬彬們的眉心，刻在打老師、打同學的紅衛兵凶手的眉心，我們都看得到。不如把浸透受難者血淚的紅袖章美化為紅玫瑰吧！如果文革研究沒有受難者，而僅僅是宏大敘事，那就會很容易滑向革命激情的浪漫情懷裡去，那將是不可見底的深淵啊！那是交給後代、交給歷史的美化文革的「投名狀」，是期待文革再來的「邀請書」。
文革，是學生打老師的革命，是摧毀日記的革命，是摧毀友誼的革命，是摧毀信任的革命，是摧毀倫理的革命，是摧毀文明的革命，是摧毀古蹟的革命，是摧毀科學的革命，是摧毀理性的革命，是摧毀羞恥感的革命，是摧毀尊嚴的革命，是摧毀生命的革命……。千年的歷史，師道尊嚴的傳統，哪朝哪代有過學生打老師的革命？而你們，北師大女附中在「要武」的宋彬彬們領導下的花季少女歹徒、紅衛兵凶手們，以革命的名義做到了。既然馮敬蘭自己知道那段北師大女附中文革初年的歷史，那就也請把這些打死卞校長的紅衛兵凶手的姓名一一列出，免得讓宋彬彬們代什麼人受過。如果這樣，也敬你是直言不諱的記錄者。為有權者諱，為有勢者諱，唯獨對該寫出的全部真相諱莫如深，算是哪門子的歷史記錄者？
馮敬蘭要求道歉認錯的，是那個當年13歲就考入北師大女附中的高一學生王友琴；是那個半個世紀以來，教書之餘，堅持尋訪、記錄文革受難者的王友琴。如果不是因為文革中斷高考，王友琴最多15歲就可以讀大學了。她還是79年的全國文科高考狀元。擱到現在就是神童，就是學霸呢！馮敬蘭作為師大女附中的學生調查了半天，連13歲就讀高中這事也沒釐清嗎？王友琴的確是向歷史交上了自己的答卷：name the dead，（歷史學家馮客Frank Dikötter教授寫的王友琴Victim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一書的書評題目），她不要讓血腥的、打老師的文革歷史隨風而去，她的記錄阻礙了把紅袖章美化為紅玫瑰的道路，阻礙了把肆意殺人美化做革命浪漫主義的道路，阻礙了卞校長死於心臟病的編纂。
是的，如馮敬蘭所要求的，她應該為自己寫下的這些記錄向紅衛兵、紅外圍和「要武」們道歉、認錯。Kudos北師大女附中的校友們！當年圍毆校長老師，你們一聲不吭；今天圍攻王友琴，你們仍然一聲不吭！但，那浸透著受難者血淚的紅袖章其反人類反社會反人倫的本質不容篡改、不容美化。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