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與毛澤東和鄧小平在蘇聯莫斯科。（圖片來源:公用領域）
關於宋慶齡是共產國際秘密黨員並助力中共之事，筆者在之前的幾篇文章中，通過中共高官的回憶錄和蘇聯解密檔案等，業已加以印證。本篇再以宋美齡給時任中共最高書記的王明的一封書信內容，予以佐證。
這封信寫於1937年1月26日，即西安軍事叛變在全國人民的聲討和蘇聯斯大林對中共的命令下得以和平解決，蔣介石順利返回南京後。彼時宋美齡還在上海。
在信的開頭，宋慶齡就直呼「王明同志」，緊接著的是「尊敬的同志」。「同志」者志同道合也，如果宋慶齡不是王明的同道中人，完全可以用「先生」稱呼，但宋慶齡卻兩度稱其為「同志」，說明宋本人與其信奉著同樣的邪說。此外，宋在信中稱毛澤東也為「同志」，原因相同。
宋慶齡為何要給身在莫斯科的王明寫信呢？原來宋慶齡是想將不久前剛剛發生的一些情況告知王明，因為「這些事情可能會危及我的工作，以及損害未來我可能參加的一些活動」。宋慶齡希望王明根據所發生的事情，給出進一步行動的建議。
無疑，宋慶齡請中共總書記給出行動建議，再一次說明二者間關係不簡單，而且王明必然是知曉宋慶齡的真實身份的，因為從書信中的抬頭以及行文的坦率，都在表明宋慶齡在王明面前不必隱瞞自己的身份。
那麼，哪些發生的事情可能會危及宋慶齡的工作呢？主要有兩件事。
一件是中共把宋慶齡將5萬美元款項轉交給中共之事告訴了宋子文。宋子文知曉就意味著宋美齡、蔣介石等皆已知曉
宋慶齡在信中說，「前段時間，我應毛澤東同志的來信（指1936年9月18日毛澤東給宋慶齡的信）請求協助籌款，三個月前我就給他匯了一定的錢。這邊只有一個人知道這件事，他就是我收到信並轉錢的中間人（潘漢年）。」
但讓宋慶齡困惑的是，如今剛從西安營救蔣介石回來的宋子文也知曉這樁極為秘密的事情。她寫道「幾週前，當宋子文從西安返回蔣介石時，他希望與我會面」。在會面時，「宋子文問我：『要是我告訴你，周恩來曾告訴我，不久前你給他們寄去了5萬美元，你還會否認你的同志出賣了你嗎？』」（指共產國際應毛澤東要求通過宋慶齡送來的5萬美元）
在信中，宋慶齡沒有提到自己聽到這番後的反應，但從宋慶齡專門將此事告知王明，說明她至少還是很生氣的，生氣自己的「同志」竟然將如此機密之事出賣給國民政府。而她生氣的主要原因大概是其並不希望過早暴露其為中共、為共產國際效力的事實，從而影響其繼續以「國母」身份欺騙國民政府，欺騙民主人士。
另一件事是史沫特萊向外界洩露秘密之事
史沫特萊是美國左派記者，1937年春天來到延安。25歲上下的她在延安訪問的幾個月時間裏，就跟好色的老毛鬧出了醜聞。當時風傳很廣的事是她跟老毛交往，頭一回握手，第二回擁抱，第三回親嘴……其大膽開放讓毛身邊的工作人員，都大為驚訝。當時延安很多人都知道，毛經常到史沫特萊的窯洞接受對他的採訪。
因為史沫特萊覺得延安的生活太單調，就建議毛推廣交誼舞。毛遂在延安城郊一所廢棄的基督教堂裡辦起了跳舞訓練班。老師就是史沫特萊和年輕貌美的吳莉莉，是毛的另一個情人。
與毛有著「深厚」關係的史沫特萊後來寫了多部記述中共革命、所謂「婦女解放」的書籍，為中共塗脂抹粉，其中一部名為《中國的土地》的書，單是德文版就印行了50萬冊。顯然，在西方美化中共，誤導西方人，史沫特萊算是其中一人。
在宋慶齡的信中，她提到在與宋子文交談時，宋子文告訴她中共是不可信的。他說，蔣介石的獲釋是有一定的條件的，而且這些條件是嚴格保密的，蔣介石將在一段時間後履行。但出人意料的是，中共卻在西安的廣播電臺披露了這些需要保密的內容，史沫特萊進行了英文報導。史沫特萊還以自己的名義公開證實了這一消息的真實性，並補充說，「周恩來正在與蔣介石、宋子文等進行談判。」
宋慶齡向王明強調宋子文所言，那就是「我們同意，所有這些事實都嚴格保密」。而對於中共在延安的「不保密」行為，宋慶齡似乎有些不滿。
隨即，宋慶齡又告知王明，蔣介石對中共行為的反應：蔣介石對這種「共產黨人違背承諾、缺乏誠意」的行為感到非常憤怒，決定不再用承諾約束自己，也不滿足任何條件。他稱與「沒有基本榮譽感等」的人合作是沒有希望的。
蔣介石的憤怒讓宋子文非常不安，因為他意識到自己作為（西安協議）擔保人的地位已經不可能繼續了。
在這裡說一說蔣介石的獲釋的條件是什麼。根據前美國外交官陶涵（Jay Taylor）著《蔣介石與現代中國》（林添貴譯）陳述，「周恩來從延安回報時，毛澤東簡直不敢相信，蔣只是出言保證說會停止內戰。他擔心幾天前似乎落入掌中的這位大敵，現在已不受控要大舉迅速、殘酷的報復。周恩來說，蔣『可能不會食言』。他以調侃的口吻說：蔣自命為英雄人物，會言出必行，雖然周認為這種品格是虛榮心。毛澤東想起自己從前也是這樣諷刺蔣的天真，毛認為，蔣就像阿Q一樣，對自己的美德和真誠以及中國的傳統充滿幻想，中共正好可以好好利用他這一點天真。共產黨表面上對委員長畢恭畢敬，但內心裏卻靜待時機。」
陶涵認為，「蔣介石的確沒有公開承諾任何條件，大可迅速調集大軍包圍延安。中共在陝北的三個紅軍兵力只有五萬人左右；其中只有兩萬九千六百五十人有槍，而且他們沒有空軍。蔣氏統領大軍兩百零二萬九千人，其中三十萬人受德式訓練，有八萬人更是配備德制武器。此外，他擁有三百一十四架軍機，六百多名戰鬥機飛行員。而且，斯諾說『他安全脫險後全民擁護的聲勢極大，證實他在國人心目中的地位如日中天，遠勝於中國現代史上任何一位領袖。』以民意而言，這是發動攻擊的最佳時刻。」
「但是，蔣介石果如周恩來預見，他信守承諾、停止『剿共』。甚且，還開始每月撥款二三十萬元給中共部隊。」「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拒絕為統一戰線背書，重申必須反共到底。不少中央委員依然相信和日本合作而非和共產黨合作，才是恢復中國主權的道路。但是蔣介石執意要做，下令對西北紅軍根據地開放貿易，部分恢復郵電服務。」
蔣介石因為相信中共黨員也是中國人，也會愛國，才拿出誠意對待中共。但中共此後的所為，證明蔣介石的判斷是錯誤的，中共為了達到一己私利，可以不擇手段。
針對宋子文談及的中共背信棄義和出賣「同志」的所為，宋慶齡的第一反應是為「我們的同志」辯護，並說背叛一定是楊虎城幹的。
宋慶齡雖然沒有指責中共，但卻在字裡行間透露出對史沫特萊的不滿。她寫道：無論如何，史沫特萊不是為共產黨工作的，而只是一個同情「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自由作家和記者。
宋慶齡還告訴王明，史沫特萊在上海被視為共產國際的代表，她將《中國工人通訊》出版者、工會書記（指中華全國總工會總書記饒漱石）、特科（中共中央上海局）人員等帶入其所在的外國人公寓。在宋慶齡看來，這使得這間有著重要用途的外國人公寓受到了損害，「儘管她是出於好意，但她的工作方法卻損害了我們的利益。」
宋慶齡最後表示對於「我們的同志」為何要將史沫特萊安排在西安工作，給大家帶來不便和困難表示不理解，而她也曾向延安轉達王明的遠離史沫特萊的指示。
從宋慶齡給王明的信中的稱呼和所提到的兩件事看，其不僅是共黨分子，還在政治等方面效力中共，是共產國際和中共的馬前卒。
事實上，宋慶齡在國難當頭、蔣介石率領國民政府竭力備戰、抗戰之際，在國共內戰之時，幹的基本都是助力中共之事。
比如，她幫助中共營救了若干中共要員，同時還向中共秘密傳遞國民黨的情報。當年負責其與中共聯絡的中共黨人李雲（祝秀貞）回憶，中共上海地下黨由於電臺被破獲，無法和陝北的毛及中央紅軍取得聯繫。宋慶齡就幫助找來了張學良簽發的特別通行證，並提供路費，由中共派董健吾前往陝北，接通了上海地下黨和陝北紅軍的聯繫。
比如抗戰爆發後，宋慶齡去了香港，在廖承志的支持下，組建了保衛中國同盟，募集了大量醫藥物資，源源不斷的支援中共，支持中共推翻中華民國政府。
比如1941年，國民黨軍隊圍剿了中共葉挺部，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皖南事變」。宋慶齡罔顧中共軍隊不抗日、專打國軍，從而引起這場禍事的事實，挺身而出通電譴責國民黨。
2009年新華網報導，1946年5月，宋慶齡打著分發聯合國救災物資的旗號，以中國福利基金會的名義，組織了700多艘船，滿載軍隊醫院所需的醫療器械，運送給蘇北陳毅、粟裕新四軍。
到1948年，宋慶齡領導的中國福利基金會幫助共產黨在全國的八個「解放區」建立了八個「國際和平醫院」、42個分院，總計床位達11,800張，還有幾十個巡迴醫療隊和幾家頗具規模的製藥廠。捐去的現款有20億元之巨。
再如，1947年8月，蔣介石政府在軍事戰敗的情況下，尋求與中共和談以挽救危局，宋慶齡特有的地位使她成為國民政府爭取斡旋和談的最佳人選。宋美齡也到滬與宋慶齡相見，是希望她幫助國民黨解決問題，但宋慶齡予以拒絕。
1949年10月1日，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在當天在日記中寫道：「共匪已於10月1日在北平成立偽人民政府，毛澤東為主席，副主席六人，宋慶齡為其中之一，總理在天之靈必為之不安，國賊家逆其罪甚於共匪，痛心極矣！」
而讓蔣介石痛心疾首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慶齡，雖然一度受到中共的重用，但之後卻只能淪為花瓶，並在鬱鬱中走完一生。或許她內心也深知，自己在國統區公開為共產國際、為中共效力，卻可以平安無事，還是因為自己的姐妹宋美齡、宋靄齡和蔣介石念及親情，才網開一面的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