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子宋仁宗迫切希望北宋快速的強大起來。（圖片來源：天真/故國神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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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集我們一直在講仁宗朝的宋夏戰爭，以及宋遼之間的重熙增幣，這些都是仁宗時期，北宋在外交方面的大事件。不管是宋夏之間的戰爭，還是宋遼之間差一點走入戰爭，都令宋仁宗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機，於是也就引發出北宋內政上的一個重大事件，慶曆新政。
先給大家介紹一下慶曆新政的背景。慶曆三年正月，西夏李元昊上書請和。宋夏戰爭走入尾聲。為甚麼說是尾聲而不是結束呢，因為李元昊的請和書，態度很傲慢，拒絕向宋稱臣。對於這一點呢，北宋朝廷上反應也很大，很多人覺得這種請和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也有的人覺得只要能停戰，是可以考慮做一些讓步的。但無論是哪種意見，大家都看到李元昊並不是誠心請和，只是因為國內民生被這場戰爭拖垮了，再加上天災，不得已而請和。既然是不得已那麼就意味著這種和平不一定能夠長久，這樣的西夏，就算雙方講和，與其說是友邦，不如說是邊患。再加上此前一年，遼興宗陳兵境上，來勢洶洶，都讓宋仁宗這位太平天子有了一種強烈的憂患意識，於是他非常迫切的希望能夠讓北宋快速的強大起來，無論是武備上、經濟上，都做好準備，以隨時應對可能會突如其來的下一個危機，這也就成為慶曆新政的一個直接背景。
那麼這個任務要交給誰呢，宋仁宗心目中的人選已經有了。正是之前在宋夏戰爭，以及宋遼危機中發揮重大作用，堪稱柱石之臣的范仲淹、韓琦、富弼。有句話叫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經過宋夏戰爭與宋遼危機後，范仲淹、韓琦、富弼，可以說是人氣飆升。正如仁宗皇帝對他們的評價是：「韓琦、富弼、范仲淹皆公議人望之所歸。」此時，人們對他們的期望不止於度過危機，而是當危機過去之後，還希望他們能夠有更大的建樹，史書上這樣記載：「中外想望其功業。」這是一種甚麼樣的功業呢，那就是從根本上，全面的扭轉當前的弊政。
人選有了之後，仁宗皇帝開始了一系列的人事布局。史書上記載，「上遂欲更天下弊事，故增諫官員」，意思是，仁宗為了對當時的弊政進行改革，他做的第一個準備工作就是增設諫官。諫官雖然官不算大，但是他可以提出問題，指出問題，起到一種輿論監督的作用。所以朝廷欲有所為，先要有諫官。於是在慶曆三年三月，起用歐陽修、余靖、王素等人為諫官，後來在歐陽修等人的推薦下，又加了一個蔡襄。這些諫官都是當時的天下名士，時人對他們的評價是「風采傾天下」。
諫官人選到位，接下來第二步，於慶曆三年四月，同時擢升范仲淹、韓琦為樞密副使。到了慶曆三年八月，又以范仲淹為參知政事、富弼為樞密副使。至於韓琦，由於當時西夏雖然請和，但雙方還在談判之中，還不算是塵埃落定，那麼西北邊事還是需要得力的人選去主持。所以此時韓琦則被任命為陝西宣撫使，暫時離開朝中，派駐陝西。
這些任命完成之後，仁宗皇帝就非常迫切的希望他們提出改革意見，每次進見，仁宗都督促他們要擔負起責任來，多次讓他們針對時政指出問題，拿出方案來。范仲淹也很感動於仁宗皇帝的誠意以及對他的信任，對人說「上用我至矣」，但是范仲淹也有他的顧慮，他認為這件事要辦起來，很難。難在哪裡呢，因為涉及的問題非常多，彼此都有錯綜複雜的連帶關係，所以著手解決這些問題，就要有個先後主次。不可能一下子同時解決。另外，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現在要解凍，那也不是一天能解決得了的，是需要時間的。其實范仲淹的顧慮，說白了就是，如果新政遇到阻力，或者拖的時間很長，那個時候，仁宗皇帝支持新政的決心還有多大。
而仁宗皇帝這邊似乎也感受到范仲淹等人顧慮，再次下手詔，就是親筆寫的詔書，讓他們「盡心國事，毋或有所顧避。」接著，慶曆三年九月初三，仁宗皇帝大開天章閣召對。天章閣建於真宗朝，裡面高懸掛著太祖、太宗的畫像，收藏著真宗皇帝的親筆御書。衆輔政大臣先是朝謁太祖、太宗御容，之後召對時，仁宗皇帝不僅是賜坐，把筆紙都準備好了，讓他們當場就把改革時弊的建言寫下來。
范仲淹、富弼見到這個情形，甚麼反應呢，惶恐避席，都不敢坐下來了。他們看到了仁宗銳意革新的迫切。不管仁宗將來能堅持多久，至少當下這一分鐘，他是有百分百的誠意來支持新政的。所以，范仲淹也意識到，他們必須放下所有的顧慮，不管這件事有多難，也不管將來能否成功，他必須把握當下。於是從天章閣回來之後，他們再三推敲，列出了十項改革措施，分別是：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這就是《答手詔條陳十事》，也就是慶曆新政的內容。
當然說到慶曆新政，它每一條之下都有很詳細的一套具體內容。時間關係我們不去細講了，但是可以大概的介紹一下。慶曆新政十條，前五條都是與整頓吏治有關。剩下的，第六條，厚農桑，算是經濟方面的建言，第七條修武備，屬於軍事方面的，第八條減徭役，屬於民生方面。最後兩條，覃恩信，重命令，都是屬於對朝廷政令的制定以及執行方面的建言。所以從這個比例上，我們可以看出，范仲淹最看重的是甚麼問題，就是吏治，說白了，就是人的問題。在官員的任用方面，如果用人得當，那麼事情就容易做好，如果所託非人，那就會危害一方。
具體來講，范仲淹提出了哪些辦法來整頓吏治呢。我們看一下。第一條，明黜陟。這一條是針對官員的升遷考覈制度提出的建言。第二條，抑僥倖，當時有這種恩蔭制度，這本來是朝廷用來優侍士人的一種制度，每三年一次祭天大典，之後，允許大臣上報一人，可以是自己的孩子，也可以是自己家族中的子弟為官，不用通過科舉這種渠道。但時間久了之後，就造成大量冗官。此外，還有館職的授予也出了問題。館職就是在三館秘閣中任職，或者不在裡面實際任職，但也是做為榮譽頭銜被授予。我們在【兩宋風華】第9集《太宗展卷蒼鶴來天子設宴瓊林開》，在這一集中具體講過，館職是清切之要職，所用的人都是文學之高選，這是太宗時期的情況。但是到了後來，館職有時會被授予大臣子弟。而這些人並不是飽學之士。這些問題都是抑僥倖所針對的。
再往下，第三條精貢舉，這條看起來是針對學校，和考試。但學校教育的目的是為了培養人才，特別是科舉考試，直接目的就是為朝廷選拔官員。所以這一條說到底也是針對提升官員素質、官員質量而言的。
第四條，擇官長，就是對官員的選擇和監督。這方面，除了對官員本身的推薦選擇要嚴格把關之關，還有一項很重要的措施，就是派出轉運使到各路去監查官員。宋代天下州郡與中央之間，還有一級叫路，一路之下覆蓋多個州郡。各路轉運使就負責監察相關州郡的的官員。當然這種轉運使本身的選拔也是非常嚴格的，是由執政大臣推薦並嚴格挑選出來的。
再往下，第五條，均公田。這一則給大家解釋一下，當時有職田制度，就是把一些公有田地的收入做為補貼發給官員，這樣做的目的有點像現在我們說的高薪養廉。就是官員的侍遇高一些，他也沒有必要為生活所迫去搞腐敗，至少一定程度的會減少腐敗現象。但是由於後來冗官問題越來越嚴重，加上實際操作中職田的分配並不合理，於是造成一些基層，低級別的官員到了窮困不堪的程度。范仲淹就是針對這個問題提同了均公田。
范仲淹的慶曆新政提出後，朝廷很快就付諸實施。但是僅一年多，就偃旗息鼓了。那麼慶曆新政為甚麼會無果而終呢，我們下次再聊，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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