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的初戀情人為何投河自盡？(圖)
中國第一個留法女博士張若名。（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張若名，1902年生於河北保定，1915年考入天津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預科，翌年正式升入該校正科（本科）第十級（屆），與鄧穎超同班。
1919年「五四運動」後，張若名參與包括女師同學在內共同成立的「女界愛國同志會」，與鄧穎超等共同赴京請願。一次，請願返程的火車上，張若名與「學聯」主要負責人之一的周恩來商議「女愛會」與「學聯」合併成立「覺悟社」。1919年9月16日，「覺悟社」正式成立。「覺悟社」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出版《覺悟》雜誌。發表文章用數碼諧音代號。周恩來是五號即伍豪，鄧穎超是一號即逸豪，張若名是三十六號即杉陸。
1920年1月出版的《覺悟》雜誌第一期，刊登了署名「杉陸」的長文《「急先鋒」的女子》，當時，張若名還不滿18週歲。《覺悟》雜誌僅出版一期，周恩來、張若名等4人被捕，關進警察廳營務處的囚室，周恩來被判有期徒刑2個月，張若名被判罰金60元。
出獄後的張若名，一度回到保定老家。但不久即因反抗包辦婚姻，離家出走。後與周恩來等人在捐贈和資助下，於1920年11月7日遠航法國，勤工儉學。
中國勤工儉學生中的絕大多數在法國無法自救，於是，寄希望於剛剛建成的里昂中法大學。1921年9月21日，一百多名勤工儉學生進佔里昂中法大學，招致法國里昂當局出動警察，蔡和生、李立三、陳毅等104名學生被強行遣回中國。當時在巴黎的周恩來、張若名等人聲援營救，都無濟於事。
周恩來初到歐洲時，思想徘徊在歐美民主政治與俄國共產主義之間。裡大事件後，對民主政治失望，轉向信仰共產主義。
1922年6月下旬，「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在巴黎成立，該組織簡稱「旅歐少共」，後改名「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張若名由周恩來介紹加入「旅歐少共」，後自動轉入共青團。
中共《新華網》2005年刊文《鮮為人知：周恩來和他的初戀情人張若名》介紹，1922年是周恩來與張若名感情最融洽的一年。但是，周恩來出於對張若名的家庭出身，以及才高氣盛的性格一次次與其辯論等原因，最終選擇了鄧穎超。1923年春天，周恩來和鄧穎超確定了愛情關係，張若名離開了巴黎，十分傷心地和周恩來分手。
1924年張若名因在法國參加列寧去世紀念大會，被法國警察跟蹤、訊問面臨被驅逐，加上與當時中共共青團支部組織負責人任卓宣發生意見分歧，張若名退出中共黨組織。
桑農在文章中說，周恩來、陳毅等人由於看到個人奮鬥的無望，轉而尋求集體的力量；張若名的情形則完全不同，通過個人奮鬥獲得成功的大門依然敞開，退出中共組織後，留在法國專心讀書。
對於張若名告別「中共」的選擇，周恩來等人竭力反對，但張若名決心已定，毅然與他們分道揚鑣。據說，她後來與丈夫楊堃定情時相約：「此生不再過問政治，專心從事學術研究。」
經過6年的苦讀，1930年張若名以優異成績取得了文科博士學位。當時與她先後去法國勤工儉學的女學生約有40餘人，而能夠獲取博士學位的唯有她一位。她成為中國第一個留法女博士。
1930年12月15日，張若名通過博士論文答辯後，北平中法大學校長李聖章當時正在里昂，現場聘請她為北平中法大學服爾德學院（文學院）教授。1931年至1937年，在北平中法大學任教期間，張若名的生活相對平靜而安逸。她專心於教學，致力於中法文化的交流。
好景不長，北平淪陷後，中法大學部分學院南遷，張若名等人留守，僅能領取基本生活費。整整八年，除了參與《法文研究》的編務，她沒有參加過任何社會活動。
1946年，北平中法大學復校，張若名又回到文學院，繼續教授法國文學課程。1948年初，張若名的丈夫楊堃接受雲南大學聘請，任社會學系教授兼主任。由於擔心國共分江而治，一家人將天各一方，張若名受聘於雲大中文系，與丈夫一同南下。
1949年，天翻地覆，張若名在老朋友的推薦下，加入了民盟。從1950年起，她不斷地申請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每年都要交上一份長長的申請書。申請材料越寫越長，一次比一次深刻但年復一年，不被批准。文章說她也從來不灰心，還常去聽黨課，找自己的入黨聯繫人，匯報思想情況。
1957年，中共反右派運動開始，張若名一如既往，積極參加，兒子楊在道在家信中，流露出一些思想政治方面的不同見解，她認為兒子需要教育，竟然將信交給組織，希望中共黨組織上對兒子進行幫助，結果導致兒子被打為右派，關進勞教所，22年後才恢復自由。
1958年6月18日上午，雲南大學中文系召開批判會，拿出張若名歷年思想匯報材料，斷章取義，無限上綱。其1924年退黨之事，終於被翻出來，不僅是右派，而且是叛徒。張若名想不通，找總支書記談話。當得知下午還要繼續批鬥，自由表達的權利被剝奪，人格尊嚴將喪失殆盡，中午，她便投河自盡。
張若名死後，雲南大學立即召開了對她的聲討大會，民盟也隨即將她除名。直到中共改革開放，其兒子楊在道從勞教所出來，上書鄧穎超，請求她幫助為母親平反，張若名被平反：張若名政治歷史清楚，無重大政治歷史問題。
《九評》中分析說，中共組織不但具有邪教特徵，而且本性流氓。近代許多中國人的悲慘經歷都是有力的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