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日記是寫給誰看的？（網絡圖片）
蔣介石日記開放之後，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楊天石曾四赴胡佛研究所。在楊天石的印象中，去胡佛讀蔣日記的學者，並不是傳說中的「如過江之鯽」，而是「屈指可數」。「『胡佛』本來讀者就不多，很多時候只有兩三個人，甚至只有一個人在那裡閱覽。」儘管如此，蔣的日記還是受到了特別的關注。「兩年以來，胡佛檔案館裡讀者最多的還是蔣的日記。其他檔案讀之前都要填申請表。蔣介石的日記就放在櫃臺管理員的身後，你跟他說我要看1943年5月的，他一轉身，一分鐘不到就取出來了。」楊天石說。
蔣日記開放之後，楊天石所在的近代史所大約有10人次到了「胡佛」。近代史所的前所長、社科院學部委員張海鵬是其中之一。2006年3月，他和楊天石同時踏入胡佛檔案館的大門。張海鵬在胡佛檔案館待了5個星期，第一個星期讀國民黨改革委員會（蔣介石赴臺之後一手創辦的改組國民黨以求自新的機構）的資料，剩下四個星期專攻蔣介石日記，抄錄了30萬字。
7月1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胡佛研究所和復旦大學的學者在北京座談他們依據威廉亚洲官网 資料得出的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新局面。蔣日記「在歷史大勢上沒提供新東西」「抄日記」是近代史所每個到胡佛翻閱蔣介石檔案的研究人員共同的任務。抄回來的日記，在小範圍傳閱。
有賴這些筆跡各異的抄本，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原常務副主任金沖及幾乎把蔣介石從1919年到1949年的日記都讀完了。
金沖及主要的工作是研究共產黨的歷史，但就像一枚硬幣的兩面，共產黨的歷史常常跟國民黨的歷史交織在一起。通過蔣介石的日記，金沖及讀到一個他以前所不知道的蔣介石。1932年是民國歷史上重要的一年，金沖及順著日記看蔣介石在這一年裡一天天看什麼書，見什麼人，感覺到「一二･八」事變之後蔣介石發生了很大變化。在此之前，蔣介石的主要身份是軍人、總司令，兵書看得很多。「一二･八」之後，蔣介石經常在日記裡感嘆知識不夠，人才不夠，所讀的書從儒家經典、聖經擴展到法國革命史、拿破崙傳、俾斯麥傳、管子……
蔣介石認為國民黨的老黨員觀念陳舊，新黨員又多流於浮躁，外敵內亂之下，國民黨要自新必得吸收新鮮血液。於是在這一年，包括北大校長蔣夢麟在內的一大批大學教授加入國民黨。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沒看過胡佛所藏的蔣介石日記，但他至今記得1988年在胡佛翻閱宋子文檔案的時候讀到的關於蔣的一個「段子」：蔣發電報委託在美國的宋子文給他買四部二手汽車，每部車用在什麼場合都有詳細的交待。
面對同一本蔣介石日記，不同的學者讀出不同的東西。「研究中國近代史、現代史，不看蔣的日記，會是很大的損失。」楊天石說。
他的同事、抄錄蔣介石日記30萬字的張海鵬則認為，蔣介石日記「在歷史大勢上沒有提供新的東西」。
蔣介石日記。（網絡圖片）
蔣介石日記寫給別人看 還是寫給自己看？
關於蔣介石日記的另一個「根目錄」級別的爭論是：蔣介石日記的史料價值到底有多高？他的日記到底是寫給別人看的還是寫給自己看的？
金沖及在蔣介石1928年3月31日的日記裡讀到宋美齡留的字條：你今天記的東西如果讓別人看到會有麻煩。但這個字條有太豐富的含義，既可以理解成蔣介石在日記中寫真話，又可以理解成蔣介石在寫了真話之後，預留了包括請宋美齡過目在內的「審查機制」。
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牛大勇從蔣介石日記聯想到了雷鋒日記。「雷鋒是一個做了很多好事但是從來不留姓名的人，但是偏偏他做的好事我們都知道了。原因就是因為他記了日記。」章百家認為，日記相對回憶錄來說可靠性更高。當事人記錄下來的東西更接近他每天的真實想法。
宋曹琍璇以家屬的身份，以更近距離的觀察，捍衛蔣介石日記的真實性。「我想每個親身讀過蔣公日記的人都曉得他是寫給自己看的。在他1949年之後的日記裡不斷出現他把1949之前某一天的日記拿出來看，並且給經國先生看的記載，如果當初的日記都是假話，我想兩蔣父子也不必事後一而再再而三地自欺欺人。我們當初決定公開日記的時候，受到來自家屬的非常大的阻力。蔣孝梅甚至一度要起訴蔣方智怡。只是因為蔣方智怡的做法完全合法，起訴才沒了下文。因為日記是蔣介石留給經國先生、經國先生留給蔣孝勇，蔣孝勇死後又留給蔣方智怡的。我們在決定是否公布蔣公日記之前還曾經回臺灣向各位老先生請教。像秦孝儀先生（蔣介石秘書）就是非常反對開放的，理由是「對老人家隱私不尊重。」按照胡佛研究所和蔣家的約定，宋曹琍璇在五類信息上「貼條」：個人隱私；個人財務情況；健康狀況；敏感的人際關係；蔣介石在日記中對某人給出刻薄的負面評價，而這個人的後人目前還在臺灣執政。
按照這個標準，蔣介石日記被貼條的地方非常少。
掀開國民黨赴臺後的「整黨」序幕
1950年2月13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下了這樣一段話：此次復出主政對於軍政經濟制度政策、人事組織以及本黨改造方案皆未確定，恐蹈過去功虧一簣之覆轍，或不如過去之尚有所成也。故三十日之內必須積極準備，對於下列各項必須切實研究，有所決定也。
在下文中，蔣介石用紅筆勾出六個圓圈，每個圓圈後面是一項有待落實的「要務」，包括政府組織形式、幹部會議綱領與人選、總體戰實施程序與經濟政策、監察制度與組織之實施、黨的改造方針、臺灣黨政方針與人選。
這篇日記掀開了國民黨赴臺之後「整黨」的序幕。
事實上，早在1948年，蔣介石就在日記中發出了這樣的感嘆：「大局之危險困厄至開封淪陷以至極點，乃知歷代亡國之原因並不在於敵寇外患之強大，而實在與內部之分崩離析所致。尤以親近左右之幹部不知自強自立而一意推諉塞責……只怪他人，互相抱怨，而不肯為國家盡職責，減損絲毫之權益與名利，凡一切失敗皆推至元首一身……」那個時候蔣介石就萌生了整黨的想法，但是每況愈下的戰況，再加上國民黨「中立委」對整黨提議敷衍塞責，蔣介石的計畫並未付諸實施。
到臺灣之後，1950年8月爆發的朝鮮戰爭給他吃了定心丸，「國民黨改造委員會」召開了第一次會議。
從1950年到1952年的兩年間，「改造委員會」一共開過420次會議，一週要開4次會。胡佛研究所把每次會議的記錄及委員們之間的通信都收入檔案館。
蔣介石以「改造委員會」取代了被認為無能低效的「中立委」和「中執委」，改造委員會以陳誠為首，由16名蔣介石的得力幹將組成，平均年齡47歲，全部擁有大學學歷，其中9人有海外留學經歷。蔣介石把他的反對派組織到一起，形成沒有任何實權的「中諫委」。
蔣介石開始了他在臺灣高度集權的鐵腕統治。意識形態灌輸和黨紀整頓被放在特別重要的位置上。
1949年10月16日，蔣介石在陽明山官邸附近建起了國民黨的黨校「革命實踐研究院」。任何人如果想在國民黨或者中華民國政府謀得高位，都必須先在這個研究院接受4到6週的培訓。在此後，兩年多的時間裡這個研究院培養了3000名「畢業生」。
繼「改造委員會」從高層改組國民黨之後，蔣介石又開始國民黨基層的「換血計畫」。蔣介石認為他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失去了知識份子的支持。從1950年年底開始，國民黨以「黨員再登記」的名義，把「內戰中與黨失去聯繫」的國民黨黨員重新召募入黨，並讓這些人作為種子從臺灣本土發展黨員，特別是知識份子黨員。到1952年，臺灣的原住民黨員中40％具有高中或大學以上學歷。國民黨黨員從赴臺時的5萬人擴大到28萬人。
「村鎮一級的民主選舉」
1950年到1951年，「改造委員會」在蔣介石的授意下組織村鎮一級的民主選舉。
1949年到1953年，在陳誠的直接領導下，臺灣進行了不流血的土改。第一步是減租——規定最高地租是農民年收入的37.5％；第二步是向佃農出售島內1/5可供耕種的土地，佃農買地不用真金白銀地掏現金，而是以十年為期用勞動所得還債，而且不算利息；第三步是把地主的土地收歸「國有」，政府以土地債券和股票的形式賠償他們的損失。「『土改』全面鋪開之後，陳誠和『改造委員會』成員的執政信心大增。」胡佛研究所的馬若孟教授在《與過去決裂——國民黨改造委員會1950到1952》中寫道。
200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