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認為中共全面管理國家機器,未來國務院旗下的港澳系統等,可能都會由中共中央直接指令。(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由於中共黨政不分;權力架構中,同一班人,在不同場合,有不同身份。大多數人都會認為,反正來來去去都是同一班人,所以他們甚麼時候以中共黨員身份行事,甚麼時候以政府機關幹部行事,沒有甚麼值得深究的地方。
其實在中國歷史中,類似黨和政府的關係,就有如皇室貴族與朝廷文武百官的關係,傳統上掌握了權力,亦往往是同一班人。但如果再深入分析,就會發覺在過去千百年來,有時官僚系統支配了政治,有時是皇室貴族的力量比較大。
套用在當今的政局,我的比喻是中共是貴族,國家機器就是朝廷。以上這個比喻,相信大家應該不難理解。但真正令人費解的,是為何在最近十年,中共彷彿連國家機器都容不下,非要將之吞噬不可。
中共在奪得政權的最初近三十年,有超過一半時間是耗費在內鬥。文化大革命,說穿了就是毛澤東以遊擊隊的模式,第二次奪權。中共幾乎盡數切斷傳統脈絡,舊社會精英絕大多數不是流放就是不自然死亡,剩下的中共黨員,自然成為新中國的新權貴。其實在中國歷史中,改朝換代往往都會伴隨這種「大洗牌」,正是見怪不怪,其怪自敗。
1978年後,中共一班老黨員,如鄧小平、陳雲、葉劍英等,意識到「由亂入治」其中一個重點就是要建立國家機器。而所謂國家機器,重點就是唯才是用,並且建立專業的官僚系統。專業官僚系統,不外乎機關有客觀指標衡功量值,人事任命升遷有一定的規則。當然,以上所講的是理想中的官僚體系思維,1978 年後的中國,那怕是有這個理想,也沒有真正完全貫徹落實執行這一套。但當時這種思維,亦衍生出後來所謂的「團派」,也就是中共悉心栽培的專業官僚黨員。
中共改革開放其實不到十年,由1986年起就開始出現內部矛盾和危機。當胡耀邦計劃在中共十三大落實「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的時候,適逢各地爆發「丙寅學運」;如是者堂堂一名黨總書記因為背負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罪名而被黨內元老罷免。接任胡耀邦的趙紫陽,在幾年後也落得同樣下場。事過境遷地從宏觀角度分析,1980年代的中共雖然嘗試建設國家機器,但始終有一個解決不了的問題,就是黨內的權力繼承問題。
任何極權專制政體都面對權力繼承的問題,中共亦不例外。但是由鄧小平將權力交給江澤民,再由江澤民將權力轉移到胡錦濤,在外界看來一個極權政府竟然可以有序地在廿年間,兩次和平的權力轉移,這是近乎不可能的事。但那怕有了兩次先例,中共內部仍然有一定的派系矛盾,也就是所謂的「團派」與「江派」之爭。
但甚麼是「江派」?甚麼是「團派」?團派,正如剛才提到,是專業的官僚;他們的存在,就是要建立國家機器。而江派的冒起,主要是九十年代中國大陸的深化市場經濟改革所產生的一群既得利益者。這班人也不是真心相信自由市場經濟;更恰當的形容,他們只是八、九零年代全球都走向新自由主義的風氣下,在中國大陸裡的時代產物。
江派和團派是否有意識形態上的分別?難道純粹只是兩班不同的人馬嗎?假如真的有很明顯的路線分歧,就不會有江澤民與胡錦濤的交接。雖然有甚麼「鄧小平隔代欽點」的講法,但實情是中共始終很清楚,黨這個統治集團繼續對權力的絕對控制,才是關鍵。所以在後胡錦濤時代,就不再有「江派」「團派」;而習近平執政以來所做的一切事情,說到底就是為了確保不會出現統治集團不會出現裂痕,更不容許任何黨外的力量令裂痕加深。
「現在權力核心的,不是已經全部都是習的親信嗎?」別天真了,好嗎?甚麼叫「親信」?那怕是親生父子兄弟,歷史上同室操戈的事件亦屢見不鮮。2013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隨後就是在海外進行的「獵狐2014專項」,針對的對象主要是曾經接觸過中共權力結構內的人仕。在外界眼中,不論是反貪、國家安全抑或是獵狐行動、天網等,都是派系鬥爭,但從更宏觀的角度看,以上一切都是防止在權力結構中出現「二五仔」,亦不容許任何人妄想借中共權力核心的裂痕「上位」「發圍」。
甚至連任何富可敵國的企業和個人,近年都被視為潛在危機。這些人不一定有甚麼異心,甚至他們已經不斷表現對黨的忠誠。問題是為何黨中央會將這些人視為潛在危機呢?說到底,在中國大陸,任何人要賺大錢,就必須要向權力靠攏;當權力結構出現矛盾,這些既得利益者亦不得不「靠邊站」。這是過去所謂派系主義出現的原因;所以今天的中共要完全杜絕派系主義出現,唯一的方法就是將所有分配的權力集中,亦不容許任何黨外的勢力,影響黨內的權力分配。
以上就是二十屆二中全會裡所謂「黨和國家改革」的背景。權力由國家機關轉移到中共中央的現象,其實早在十九大之後已經出現。威廉亚洲官网
消息指,不論財金系統抑或港澳系統等,都會由中共中央直接指令;而更重大的轉變是連公安系統亦不再聽命於國務院。假如以上所提到的消息最終都被落實執行,可見將來中國大陸都不但會越來越遠離自1978年的方針,甚至乎有理由相信,連香港的政治問責官員,尤其是行政長官,都會由黨員出任。
自以為很懂得處理北京宮廷政治的香港「藍朋友」,我建議他們還是不要將自己看得太重要。今天的中共,任何企圖影響中共中央的,都可能被視為外部勢力。至於財閥世家,就更加應該知道時移世易,甚至乎連大陸的富貴都想盡辦法要「潤」出去;在香港的有錢人,短期也不要妄想可以得到中共的信任,長期而言,也應該學李嘉誠家族,早日在世界各地分散投資,別將所有雞蛋都放在同一個籃子裡。
利世民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和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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