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紙運動被捕者：她們是誰 經歷了什麼？（下）(圖)
上海市民白紙抗議（圖片來源：HECTOR RETAMAL）
【看中國2023年2月21日訊】4酒館、地下音樂，那些夾縫中不可言說的公共空間
2018年5月，正值1968年發生在法國的「五月風暴」青年運動50週年。
5月11日，位於北京五道口附近的706青年空間，舉辦了一場「致敬60年代」的朗讀會，位於居民樓的二十層、被改造為圖書室的擁擠逼仄的小房間內，擠滿了人。這是為紀念「五月風暴」而舉辦的其中一場活動。
人們朗誦著文章與詩歌。空間裡的一款黑色T恤上寫著白色的字：「我們遊蕩在夜的黑暗中，直至烈焰將我們吞噬」。這是居伊·德波執導的記錄片的名字。
在「五月風暴」的紀念活動上，秦梓奕（2023年1月19日被取保候審）也在。她和其中的一些人後來成了朋友。
706是由幾位年輕人於2012年發起的烏托邦式的自治空間，因各種困難，如今在北京其實已難以為繼。大家在這裡讀書、討論、生活，是許多朋友相遇並互相影響的地方。翟登蕊和李思琪也是在這裡彼此認識，並成為朋友的。
本世紀初，2000年前後，網際網路在中國正蓬勃發展，經歷過1990年代的市場經濟發展，自由主義思想的傳播，以及公民權利意識的覺醒，在北京，線上線下的公共空間，可以進行公共討論的地方不斷冒出來。三味書屋、萬聖書園等都處於鼎盛時期。曾經的北京，有熱氣騰騰的公共生活。
2012年之後，當蓬蓬到北京上大學時，「新時代」已開啟，很多過去老的公共空間遭到打壓，漸漸蕭條。706青年空間在夾縫中依然存在和生長著。在蓬蓬和朋友們常去的那個時期，「空間裡的年輕人，對各種各樣的不平等，不公正議題，都非常敏感。」
蓬蓬常去的是單向街書店，以及規模已縮小很多的萬聖書園。除此之外，年輕人們更多去的是一些小酒館，有地下音樂的酒吧、livehouse等。曹芷馨就是這樣。她喜歡傳統的民謠，包括新褲子樂隊、張懸的歌等。「她也喜歡地下音樂，但還不是最激烈的那種。」她的男友回憶。
蓬蓬也喜歡地下音樂。回顧過往與朋友們相識的日子，她會想起胡同裡一個叫「暫停」的小酒館，雖然它如今已不復存在。那裡只有10平米不到，擠在胡同裡，透過一張開在牆上的玻璃窗，能看到裡面。
10平米，這可能是全世界最小的酒館了。但在一些朋友的印象中，當年那裡卻是一些「進步青年」常去的地方。
2018年，深圳發生佳士工人罷工事件，北京大學的一些學生前往現場支援。許多年輕人都受到這個事件的影響。在關注中國青年知識份子的觀察者眼中，他們是「左翼青年」。
曾經，蓬蓬和她的朋友，也是這裡的常客。她記得那些夜晚，很冷。小酒館實在太小，有時大家只能站在門口。冬天冷的時候，大家站在寒風中瞎聊，酒館會提供軍大衣。
酒館內常有「不插電」的演出。一個叫萬花筒的音樂小組，曾在停電的晚上在這裡即興彈唱。在另一個視頻中，這個音樂小組的人在胡同裡的屋頂演出。冬日的下午陽光明亮而刺眼，風呼呼吹著，天很藍，他們彈唱到夜幕降臨，因寒冷而披上了被子。
曾幾何時，北京這些邊緣地帶的酒館，不僅承載了年輕人的文藝氣息，更重要的，是為這些年輕人提供了一個公共空間。他們在這裡尋找氣息相投的同伴。在監控越來越嚴密的國度，尋找自由。
這些自稱「廉價而業餘」的小酒館，卻吸引了很多樂手和藝術家光顧，年輕人也循聲而來。「開酒館本身不是我們最想做的。就像節目里我說的，人都是要有一個尋找自我的過程。」在一些節目和文章中，酒館的老闆曾這樣講述。「我們酒館好像有一種烏托邦氣質，吸引來的都是好同志」。
「我一直在想，在北京胡同開一家⼩酒館能有什麼意義，其實趁年輕，開一間酒吧，幫任何人完成⼀次個人理想主義式的實驗，這是目前這個社會所不能給的。」這或許可以看作是這些小酒館的精神底色。
在朋友們的經驗中，在北京，這樣有個性的小酒館不止一家。另一個酒館，在2019年開張2個月，賣光了2019杯酒，然後就決絕關張。
除了這些小酒館，在曹芷馨以及她的朋友們喜歡的鼓樓一帶，原本就有很多音樂空間聚集。西至地安門外大街，往東南到東四，往北不超過雍和宮，不足5平方公里的地方，由幾條大街和無數條小胡同組成的二環內核心區域，是北京小型演出現場的集中之地。
這一片，以音樂為載體，逐漸形成一個小圈子。年輕人喜歡聚集在這裡聽樂隊唱歌。中央戲劇學院也在附近，影視公司，文化媒體出版機構多。很多時候，朋友們一起去看演出，「江湖」酒吧等都是她們常去的地方。
「至少在2005年到2015年的這十年間，這個片區是北京獨立音樂和現場演出的心臟，吸引著全北京最負盛名的獨立音樂人，以及最愛時髦和新鮮聲音的年輕人。」有文章曾這樣描寫。
2022年12月18日，因為去過亮馬橋悼念現場，記者楊柳和她的男朋友林昀被抓。早在上大學時，林昀就和朋友開了一家小酒館，叫「不二酒館」。林昀也是一位有才華的音樂人。
一位常去酒館的朋友記得，不二酒館的風格很文藝，有點像八九十年代的香港風。很多酒都是以歌名或地名命名。不同於那些商業化的酒吧，這裡會做一些讀詩、觀影的活動，也有露台上的演出。她記得，酒館曾放映一部女性主義主題的電影《正發生》，讓她印象深刻。
這位朋友是先認識楊柳的。楊柳做記者，文字很好，她們彼此加了好友，常在朋友圈互動，後來見面，便成了朋友。
如今回顧，蓬蓬覺得自己最喜歡北京的理由，是因為有這些不同的群落。2017年，北京打壓「低端」人口，清理掉很多胡同裡的有趣空間。加上這三年嚴酷的封控，走了很多人，很多公共空間在慢慢消亡。但蓬蓬覺得，北京還是有那種很豐富肌理的場景。更重要的，是有一個朋友之間的社群。
「我們之間的命運是連結在一起的。」2023年1月，懷念著那些失去自由的朋友，一位朋友這樣說。
5「一群認同行動主義的人」
在得知翟登蕊（大家都喊她登登）被抓之後，阿田去搜索，才發現自己和登登在好幾個共同的群裡，大多是關注疫情的。
阿田如今在讀人類學的博士。今年9月才離開北京。此次失去自由並已被批捕的曹芷馨、翟登蕊都是他的朋友。「如果我在，11月27日那個晚上，我一定會和她們在一起。」他說。他也覺得，自己的命運和她們是連接在一起的。
「這次被抓的朋友，她們有很多女性主義的意識，但其實她們關注的議題是不受限的。她們都是同情心、能動性很強的年輕人。面對不公平不公正的事，都是先參與再說。」阿田說。在這個意義上，他認為大家首先是一群行動主義者。
阿田回憶起最後一次和登登聊天。因為當天剛好參與了一個網路上的交流，議題是關於「躺平」的。阿田問登登：「是不是現在打算躺平？」她說目前還沒有辦法躺平。「我想，大部分的原因，還是經濟的因素。」
登登是白銀人。家境不錯。她先是在福建師範大學上了本科，又考到北京外國語大學的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讀研究生。在被抓之前，她的身份是「網課教師」。她的朋友、此次也被批捕的李思琪，曾經寫過登登打工的經歷。
研究生畢業後，登登先試在教培行業，後來因為「雙減」，又去做直播賣教輔書。朋友們都很驚訝，登登那麼愛讀書的一個人，怎麼會去做直播？但登登自己做得不亦樂乎。
朋友小可（化名）事後回憶，登登說過，其實這也是一個田野調查的機會，可以瞭解到很多家長到底怎麼想的。登登興趣十分廣泛，她對戲劇非常感興趣，所以決定申請奧斯陸大學的戲劇專業，去繼續學習。
在阿田的眼中，自己的這些朋友，家境都不太差。家裡也都和體制、半體制有關。在她們這次出事後，聯絡家長很困難，父母們的態度多都是「要相信政府」。也能看出，「他們和家人的溝通是不足的。」
阿田記得，2022年春節過後，他聯絡幾位學社會科學的朋友，想去考察南方的一些有色金屬的礦。四五個人一起去。他們選擇了去湖南郴州的幾個礦，曹芷馨也在其中，湖南是她的家鄉。
「她性格非常外向，而且她比較沉著。雖然畢業沒多久，但已可以很有底氣地和受訪者交流。」阿田回憶說。雖然此前大家並不熟，但可以聊到一塊兒去。「我們都對不發達的地方有一些感情。」
在阿田看來，曹芷馨研究環境史，「她是真的關心環境」。他們曾一起聊過華南的這些有色金屬礦和北方的煤礦有什麼不一樣。談到北方的煤礦至少能給本地的農民帶來利益，而南方這些有色金屬礦都是國有礦，本地人並沒有因此受益。
他們想研究那些不發達的地方，沒有那麼「南」的南方，結合歷史、地理、環境的因素。而在這種探訪性的田野調查中，阿田發現，曹芷馨可以很自然、「有譜」地去和人聊。「她完全是出於樸素的好奇，以及對社會的關心來做這一切。」
他們一起去了鈾礦那邊，找到一個寡婦村，這個村莊裡，第一代「找礦隊」的礦工全都得矽肺病死了，他們在得病之後，淪為最底層的城市平民。對這種發生在自己家鄉的事情，「一般人如果不願意多管閑事，都不會去。但她就去了。」阿田說。
2020年，一直在上學的阿田「想和社會接觸」，曾去一家新聞機構做了半年記者，還是秦梓奕牽線。
在阿田看來，中國有太多的問題，而自己的這些朋友，包括曹芷馨、秦梓奕、翟登蕊她們，都對這些問題有關懷。其中一些朋友，想結合短線的新聞來關注，通過去做報導。「她們都有有機的問題意識。」在他眼裡，這些朋友是這麼年輕，又如此熱情，是認同「行動主義」的朋友。她們關心眼前具體的不公，也是更加自我賦能的。
「基本上來說，她們都是一路升學上來的好學生，和社會原本隔著一層的。」阿田說。他依照自己的經驗，認為，對這些「好學生」，也會有一些讓你和社會隔著一層的工具，例如做學術。但是，總有一種力量，可能對這些一直升學上來的生命狀態產生衝擊。例如一些公共空間，例如一些社會探訪，以及參與一些志願行為。阿田認識的一位朋友，就曾在上海疫情中，去養老院採訪，做出第一手的稿子。
「當你一旦開始關注社會，會很快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通過文章等，發生一些鏈接。」事實上，在北京，有更多這樣的聚會，總是有一些共同的議題會引起她們的關注。這些議題就是比較廣泛的「社會不公」。
阿田認為，對ta們這一代人來說，「八九」運動雖然震撼，但還不是最有肉身經驗的不公。對今天的這群人來說，當ta們站出來，並不是意識形態先行，還是出於很樸素的正義感，大家也願意去克服恐懼。「Ta們有能力去克服社會性的冷漠，而且不輕易屈服。但同時，大家也非常缺乏經驗。」
「對她們來說，生活是非常重要的，除了個別人參加社會事務比較多，更多的人是一種亞文化的氣質。」阿田說。但他也認為，「這一切並不矛盾。大量的年輕人，並不是高強度關注社會事件。具體做一些事情，也和機緣有關。」
「今天在中國，你無論做一些什麼，都會受到打壓。但是，只要有不公不義在，反抗總會發生。你會問，為什麼中國是這樣一片無情無義的土地？然後，你就會想著要去做點什麼。」阿田說。
6「這些封控的日子，和戰爭沒有什麼不同」
在2022年的寒冬到來之前，因疫情彼此分隔的朋友們，曾經相聚一堂，有一些朋友是久別重逢。
年輕人相聚總是很開心，但大家總體的感覺還是「太壓抑」。從2020年開始的清零政策，到2022年開始更為嚴厲。年初，先是西安封城一個月，接著是上海長達兩個多月的封城。整個中國，封城已成為常規手段，全員核酸，以及動不動的全城「靜態管理」。她們身處其中，每日都感受著荒謬。
「元婧說，曾經有一次，她在寒風中排隊四個小時才等到做核酸，還飄著大雪。」蓬蓬說。朋友相聚，私下也聊到「潤」的話題，因為實在是太壓抑了。
2022年5月11日，其中一位朋友的微博發了這麼一條：「南磨房鄉南新園小區，要求全小區所有住戶去隔離酒店集中隔離，一人不留。未告知要集中隔離多長時間，未告知是否入戶消殺。自5月8日以來，所有住戶嚴格按照防疫封控要求，足不出戶已久，每天配合上門核酸，突然拉走集中隔離恐會暴露在風險環境中。許多住戶偏癱、許多住戶懷孕大月份、許多住戶家有新生兒……現居民怨聲載道，請有關部門重新考慮全小區集中隔離政策。」
這條微博，直觀地描述了處於封控中的人們的生活常態。而小可後來才知道，此前，楊柳因為在微博上批評防疫政策，已經被網警找房東威脅。
在小可眼中，楊柳是一個責任感很強的記者，也是一個很漂亮的女孩。她喜歡寫詩，也喜歡化美麗的妝。有時，男友林昀會把楊柳的詩譜成歌。在一個專輯中，有兩首歌是專門寫給楊柳。有一首叫《葬禮晚會》的歌，楊柳作詞，翟登蕊唱的。「很好聽」。
小可說，這幫朋友都很優秀，也都有自己的想法。楊柳本科在華南師大學社工專業，後來申請到新加坡的教育學碩士，畢業後原本可以呆在新加坡，一切都很穩定。但因為深愛寫作，覺得沒法離開自己的文化土壤，就回到中國，做了一名記者。她看書喜歡做摘抄，用釘子定下來，近些年，文字越來越好了。
疫情期間發生的荒謬而痛苦的事情，不斷刺激著這些敏感的心靈。小藝（化名）記得，她們有一位朋友，是北京正念中心的創始人，叫Dalida，是前南斯拉夫人。上世紀90年代，Dailda來到中國。曾經經歷過戰亂的她，那時只有10多歲。如今，她目睹疫情以來發生在中國的封控，說，這些封鎖，以及帶來的恐懼悲傷，其實和戰爭沒有什麼不同。
小藝說，這讓她突然明白，在自己身處的這個環境中，她和她的同伴們，本質上和難民也沒有什麼不同。「我也更加明白了自己的位置。自己所遭受的這一切，經歷的這一切封鎖，其實也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
她想起李元婧，那個原本最沒有「政治色彩」的女生。「她只是經濟條件好一些，有時和大家一起玩。但就因為她是Telegram的群主，竟被批捕。」元婧本來要去法國上學。她從小衣食無憂地長大，很膽小。11月28日第一次被帶走，回來後曾說，只能吃饅頭，腳都被凍紫了。
她想起12月22日是元婧的生日，原本想在2022年12月22日在「不二酒吧」為自己辦生日，給大家都發了信息的，但這個願望永遠錯過去了。
還有曹芷馨，1月16日，因為被關押後一直沒有消息，她錄製的視頻突然被傳開。她的男朋友看到了，覺得很恍惚，「沒有勇氣去看。」他想起她被警察第二次帶走的那天，他在西半球，要去趕飛機，當天暴雪，飛機延遲。結果等他下了飛機，就知道她失去了自由。
她想念她們。在那個夜晚去亮馬橋時，她們只是懷著熱愛，毫無戒備之心。
2023年1月26日，正月初五，被關押的朋友們，有的見到了律師，有的還音信皆無。
「不二酒館」重新開張了。但暫時不見了昔日的朋友，也不見了林昀和楊柳。不過酒館裡的「寶貝」，那個小小的黑板還在。
酒館最早開在鼓樓，後來由於北京治理「開牆打洞」的政策，曾一度搬去三里屯。據說，當年搬家的時候，為了把一塊小黑板搬走，把原來的樓梯都拆了。
小黑板上摘錄了幾句詩：
即使明天早上槍口和血淋淋的太陽讓我交出自由、青春和筆我也決不會交出這個夜晚
詩句出自北島的《雨夜》，還是2014年酒館開業那天寫上去的。
（本文為《議報》轉載。原文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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