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共諜葛佩琦成了是知名度最高、最響、最臭的大右派。(網絡圖片)
前言
不久之前,我和一位朋友相聚。大家都是同齡人,都是參加過「建國」初期那些「如火如荼」的鬥爭的人,如今白首相聚,「憶舊」成了揮之不去的話題。他比我幸運,我們雖然年庚相同,但是因為他早在1949年「十月一日」前參加革命,比我稍稍早了一年多,成了離休幹部。他不但躲過了反右運動一劫,而且先後當了縣委書記,黨校校長。他感到良心安慰的是在他主政下,沒有打一個右派,後來在胡耀邦時代,還做了一個地區落實政策辦公室主任。經他的手,平反的冤假錯案達到7700人。他所在地區的右派完全一風吹,沒有遺留一人。許多疑難死案,在他親自處理下,得到平反。他被當地的人稱為「青天」。他在調離該地的時候,消息不脛而走,自動前去送行的人有三百餘人。但是,說起反右來,對於反右運動,他說,有些人,確實沒有打錯,比如,那個葛佩琦……他要殺共產黨人……
的確,反右運動的第一槍,就是射向那個「要殺共產黨人」的葛佩琦!1957年,葛佩琦是知名度最高、最大、最響、最臭的大右派!
那麼,「要殺共產黨人」的葛佩琦到底打錯沒有呢?
幸好我專門寫過《千古奇冤葛佩琦》,對於葛佩琦的冤案還能夠說得清楚明白。葛佩琦的冤案與眾不同地方是,他所謂「要殺共產黨人」的話,不是出自他的口,而是被誣陷、栽贓、拔高的,主要是:
(1)1957年5月27日《人大週報》無中生有地報導說:葛佩琦講「搞得好,可以;不好,群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
(2)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在轉載《人大週報》的文章時,再錦上添花說:葛佩琦講「群眾總要推翻共產黨,殺共產黨人。」
(3)1979年10月,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鄧力群在政治學院講話時,再加了一碼,說:有一個葛佩琦就說:「要殺掉成千成萬個共產黨。」
在毛澤東的親自掌控下,一個全國最反動最典型的右派份子葛佩琦,一個要殺「成千成萬個共產黨」的原國民黨少將軍官葛佩琦,閃亮登場,為發動反右運動取得了合法性正義性,為動員全黨全國向右派份子反擊打開了突破口。
可是五十一年後的現在,2008年,我們不妨作一個假定:當時,真是有一個貨真價實的國民黨少將,並且在中共邀請「鳴放」的會議上,確實發表了「搞得好,可以;不好,群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群眾總要推翻共產黨,殺共產黨人。」這樣殺氣騰騰的「意見」,而毛澤東卻能夠心懷「讓人說話天不會塌下來」的雅量,兌現「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承諾,把這些逆耳忠言、苦口良藥當作執政者的警鐘,不發動反右派鬥爭,那麼經歷過、見證過五十一年來歷史的我們,保存的就不是現在這樣的記憶,五十一年之後的今天,更不會發生「6・28」貴州甕安群眾縱火焚燒公安局,「7・1」上海楊佳隻身單刀闖入閘北區公安分局捅死6名、捅傷4名幹警保安,這樣匪夷所思的不幸事件了。我們幾乎可以斷定,這些悲劇不但不會發生,毛澤東主政的、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歷史都會以別樣的面目呈現在今人的面前。這就應了現在網上被廣泛複製流傳的1946年3月30日重慶《新華日報》的社論《一黨專政,遍地是災》。
葛佩琦,一個最反動的右派,一個右派的典型,一個歷史符號。既然連上面我說到的那位為人正派正直的朋友,至今都不清楚葛佩琦冤案的來龍去脈,那麼,我建議編者把我2005年發表的《千古奇冤葛佩琦》重新發表。
被打過右派的雜文家邵燕祥為朱正所著反右運動史《1957年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寫的序言中說:「右派和廣大知識份子肯定是反右派的鬥爭的失敗者。然則,反右派鬥爭是一次沒有勝利者的鬥爭。據說,毛澤東晚年曾向身邊工作人員說過: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一次沒有勝利者的反右派鬥爭的歷史該由誰來寫呢?」
邵燕祥的話,不乏雜文家的幽默。目前,海內外寫反右運動的大部頭書,筆者讀到的還有葉永烈的《反右派始末》,胡平的《禪機:苦難的祭壇1957》,丁抒的《陽謀》,納拉納拉揚・達斯的《中國的反右運動》。朱正身入右林,時為《新湖南日報》記者,自然有刻骨銘心的感受;葉永烈1962年畢業於北大化學系,看到過那些低頭耷腦可憐兮兮的右派教授;胡平是右派的兒子,嘗過「右派崽子」的滋味;丁抒是1964級清華大學機械系學生,在文革中更看到過右派再一次被押上審判臺的情景(《陽謀》在香港出版,作者已定居美國),所以他們都是從不同角度見證過歷史的人。至於那位英國人達斯,根據查閱中國報紙而寫出的博士論文,自然免不了隔岸觀火了。
筆者今天寫葛佩琦,當然也獲益於這些著作。他們留下了信史。
「離奇曲折的冤案」
戴煌在《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中,認為被戴上「極右派份子」、「歷史反革命分子」、「現行反革命分子」三頂帽子的葛佩琦是一個「離奇曲折的冤案」。這個「離奇曲折」真是難以概括。我希望能夠簡捷地予以轉述。
57年的大右派一筐又一筐,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都是鼎鼎大名的頂級右派,但是他們,還有其他的被定為右派的人,誰都沒有敢如此狂妄地叫囂:「可以打倒你們(共產黨),殺共產黨人。」
只有一個中國人民大學的講師葛佩琦敢於這樣叫囂過。
因此,他成了罪大惡極的右派。他如此瘋狂的反動言論一經《人民日報》揭露,為反右派運動火上澆了一大桶油。他因此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與眾多右派相比,葛佩琦還有一項殊榮:他是欽定右派。
甚麼樹上開甚麼花,甚麼階級說甚麼話。葛佩琦因為他是國民黨的少將軍官,自然對共產黨懷有刻骨的仇恨,因此這不過只是暴露了他的「反動階級」本質而已。
在1957年,我對葛佩琦也只知道這麼一些。1960年我大學畢業,戴著右派帽子,分配到東距青島100公里的平度縣一中當教師。到了平度,我到縣圖書館翻查民國版縣志,無意之中發現,有一個葛佩琦,列名於平度縣考進北京大學的學子中。我再打聽了一下,證實此葛佩琦就是彼葛佩琦。原來我來到了大右派葛佩琦的家鄉。除了同病相憐,還多了這麼一層關係,增加了我對葛佩琦的興趣。
1949年後,中共間諜鄭耀先(柳雲龍飾演)被整得九死一生。(電視劇《風箏》截圖)
1957年 中共「地下情報員」葛佩琦名震全國
在中共的文學藝術作品中,塑造了許多深入敵人龍潭虎穴的地下情報人員。他們當之無愧地是「無名英雄」。這些人物形象具有超出常人的機智勇敢,他們經歷了驚心動魄的鬥爭,他們遭遇了出生入死的冒險,終於以赤膽忠心完成了黨賦予的「偉大而光榮」的使命。他們受到青年人狂熱的追慕。
1949~1950年我還是上海新建中學的初中學生團員。我們學校有地下黨員十幾人,而且主要是學生。面對那些「解放前」入黨、做過地下工作的老師、高中同學,我是從心底裡對他們有無限的羨慕與敬意。他們都是我心中的無名英雄。
但是經過作家典型化處理過的「地下工作人員」形象,和現實中的人物實際遭遇,存在著巨大的錯位。
我所在的新建中學有一位特別出風露頭的地理老師,其姓名我已經淡忘。他擔任教師工會主席,每有集會,他總是上臺發言,慷慨激昂,信誓旦旦。我們都以為他是積極份子。那時,學生對於積極份子的老師別有一種尊敬。他的拿手活就是教地理的時候,不拿課本,口若懸河,而且一筆畫出某個國家或省份的地圖,形狀逼似,所以聽他講課是引人入勝,津津有味。他是一位頗受學生欣賞的地理教師,至今我們老同學聚會時還想著他。
1951年上海鎮反時,有過兩次一夜逮捕萬人的大搜捕。他在第一次,在一個深夜裡悄悄地被捕了。那個晚上,是一個紅色恐怖之夜,上海市逮捕反革命分子萬餘人。被捕後,對他的情況大家一無所知。三十幾年後,我到北京拜訪當時學校的教務主任、黨支部書記、後來調京擔任人民教育出版社歷史教材編輯室主任的蘇壽桐先生,回憶起這位地理老師來,蘇先生對他仍然懷有敬意,讚賞他的才能。蘇先生說,這位地理老師曾經是黨員,蹲過監獄。他只上過初中,在監獄裡他只有一本地圖冊可讀,他就利用蹲監獄的機會把這本地圖冊讀得滾瓜爛熟,日後成了一名優秀的地理教師。
他擔任過中共安徽省特派員,和任弼時頗有私情,所以,當任弼時去世時,他還特地書寫了輓聯寄往北京,表示弔唁。那副輓聯還是他請蘇先生書寫的。至於他被捕之後的下落,作為學校黨支部書記的蘇先生也不知道。
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的講師葛佩琦的經歷,自然比我的這位地理老師要離奇曲折得多,而歷史地位、貢獻應當更為顯赫,最後,當他的冤案獲得一一「改正」、澄清之後,還獲得了身前身後名,比起我的那位地理老師下落不明,要幸運得多。
葛佩琦本來應當是一位默默無聞的名副其實的「無名英雄」。他由1935年「一二九」北平學生運動的領軍人物,轉而為中共的地下工作人員,抗日時期,策反了大批偽軍起義,「解放」戰爭時期,在東北保安長官杜聿明的司令部負責新聞宣傳全責,官至少將高位,可以探知東北蔣軍的全局情報,縱橫捭闔,遊刃有餘。他提供大量極有價值的軍事情報,為遼瀋戰役的勝利立下汗馬功勞,經歷足以編出一部曲折驚險的電視連續劇。我想,當毛澤東、周恩來讀到那源源不絕的東北國軍的情報的時候,不會不瞭解他們安插在那裡的一位高級情報員。所謂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胸中自有雄兵百萬,如果沒有這些高級特工,他哪能有這些神話?
但是,1957年葛佩琦的出名,不是因為他是革命的傳奇英雄、共產黨的功臣,而是因為他成了全國討伐的大右派。
1957年5月15日,這是一個公認的分水嶺。這一天,毛澤東下達了《事情正在起變化》的黨內指示。他說:「現在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到頂點,他們正在興高采烈。……我們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我們越有利。人們說:怕釣魚,或者說:誘敵深入,聚而殲之。」所謂「釣魚」、「誘敵」、「引蛇」,這些都是毛澤東在發動「鳴放」時的專用名詞。在他眼裡,知識份子中潛藏了一大批「魚、蛇」,他們都是「敵人」,需要用計謀把他們引誘出來,釣上鉤。
在這個文件中,毛澤東向黨內露出了他的底牌:要打右派,並且連「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種估計,可能多些,可能少些」(《毛澤東選集》第五卷425、426頁)的指標都確定了。一場驚天動地、摧枯拉朽的殲滅戰進入了倒計時,他只等著收容戰俘了。比起兵敗如山倒的蔣匪軍,這些手無縛雞之力的知識份子就更不堪一擊了。
現在,毛澤東正在竭盡全力,組織各級統戰部宣傳部召開知識份子的大鳴大放會議,把「敵人」引出洞穴地堡,掉進他布設的八卦陣,火力網。我就讀的山東大學的教授束星北,從青島到濟南參加山東省委宣傳部的會議是一例,這個葛佩琦參加人大教師座談會也是一例。為了完成抓右派的指標,各級統戰宣傳部門,都在忙忙碌碌地動員、勸說知識份子打破顧慮,大膽鳴放,幫助黨整風。
5月24日人大黨委兩次發給葛佩琦書面通知,要他參加「黨外人士座談會」,幫助黨整風。葛佩琦說:「我想我是一個冒險犯難,為黨做過十多年地下工作的共產黨員,由於地下組織被破壞,單線領導人被捕,斷了組織關係。黨委並沒有對我請求恢復組織關係的申訴信,做出任何答覆,為甚麼要把我列為『黨外人士』?我有些想不通。所以接到頭兩次通知,我沒有出席座談會。第三次通知送來之後,有總支的一位同志來動員我,他說:黨委三次書面請你參加黨外人士座談會,你都不去,不太合適。我就勉強地去參加了座談會。」(《葛佩琦回憶錄》,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
像這樣苦口婆心好話說盡、好事做盡的黨委,豈止一個人大!(未完待續)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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