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評人利世民認為，過去一百多年香港一直在夾縫中生活。圖為維多利亞港。（攝影：龐大衛/看中國）
【看中國2022年10月17日訊】假如要用一句說話概括香港的歷史，我會說：「在狹縫中存活。」
1841年琦善與義律私下擬定《穿鼻草約》割讓香港；這件事原論北京抑或倫敦，都是既沒有事先被知會，而事後亦極力反對。琦善在往後的歷史，背負了喪權辱國的污名。另一邊廂的義律，也被維多利亞女皇召回，因為他辦事不力，只爭取了一個「鳥不生蛋之地」。
琦善和義律，兩個奠定了香港命運的人，卻差點成為歷史罪人；在大國的角力之間，做對事的人，未必有好下場。
義律被召回倫敦後，砵甸乍接任為香港第一任總督。1842 年，大清由兩廣總督耆英代表，與英國談判簽訂《南京條約》、《五口通商章程》。之後耆英一直為大清與各國周旋，但在1858年，耆英還是被道光皇帝賜死。
另一邊廂，由倫敦派駐香港當總督的，最初幾位都視管治這個地方為苦差，直到1877年軒尼斯出任香港總督後，情況才漸漸好轉。其實當時大清也經歷太平天國後，經濟和社會相對穩定的日子，而當時大清和英國的關係，也是友善融合的。
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佔了全球經濟產出的三分之一；大清既沒有條件亦沒有必要與英國敵對。在通俗文化如小說、電影等，將大清與英國的兩場戰役放大，卻沒有見到在其他的時間，兩個良好正面的關係。
大清覆亡後，新中國的矛盾不斷，到1978年才有重回正軌的機會。但當時的英國已經不是世界強國；亦有理由相信，當時美國為了換取中國支持以制衡蘇聯，不惜以香港作為代價。所以，與其說是中英就香港前途談判，倒不如是整個自由民主世界，自1970年代，以香港作為賭注，換取中共統治下，中國大陸走向開放的一個機會。以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佛利民曾經講過，香港的意義就是要改變中國大陸。
曾幾何時，香港的確影響著整個中國大陸的文化、經濟和社會。還是要多得過去百多年來，有許多人不顧北京和倫敦，反而從當時他們眼前的實際情況和需要，結果讓這個地方出了許多人和事，最終反而成融和中國與國際關係的關鍵。
管治香港不容易，除了這個地方本身的利益，更難處理是北京與香港、北京與世界之間，也有各種千絲萬縷的矛盾。但歷史的教訓似乎告訴我們，這個地方的官員要做對的事，往往就要有勇氣和擔當去對宗主國對不。
當香港不由自主，這個城市的功用也漸漸消失。遠的不說，單看這防疫措施，我可以肯定說，香港每個人心底裡都相信復常是最合理不過的事，但偏偏當前的官員，卻沒有權也沒有道德擔當，從香港本位作出決策。我知道，要逆北京的意旨是不容易的，過去有不少人因此性命不保，但從歷史角度，這些人卻在不自知的情況下，為世界做了件好事。
在夾縫中的香港，要做正確的事，就要有智慧去反過來影響宗主國，最低限度也要有勇氣去堅持自主。否則，害了的不只是香港，也害了整個世界的融和。目前中國與世界的矛盾，也就是從香港失去自主自由開始。
利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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