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零」和「放開」之間 真的沒有中間地帶嗎？(圖)

上海疫情爆發（圖片來源：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2年4月1日訊】上海本輪疫情，從2022年3月1日官方通報普陀區舞蹈隊的疫情開始到今天，其實已經一個月了。

一開始我覺得沒什麼大不了的，基於上海過往的精細化防控的成果，疫情除了行程碼帶星出差需要額外做核酸以外，幾乎不會對日常工作和生活產生任何影響。而我的工作性質本來就要隔三差五做核酸，約等於沒差。

但很快微信群裡湧來了各種各樣未經證實但看上去非常可信的消息，華亭賓館的疫情來源，不斷地有場所被臨時封閉，人們沒有任何準備地被封控在辦公樓、法院、學校、商場、服裝市場裡。每天到辦公室都聽到新的小區被封控的消息，一切都發生得非常隨機，疫情逐漸呈現出失控的前兆。

鑒於去年被隔離管控過48h的經驗，我一直抱著對上海行政管理水平的高度信任，我經歷過精細化的防控，經歷過凌晨四點被敲開門做核酸被告知隔離，同時掃碼入群，感受過所有的生活需求都被回應，所有的不便利都有解決方案，所有的信息都第一時間被告知，點的外賣被消過毒送到家門口，工作人員態度良好，居民群眾極力配合，群裡刷屏誇讚，線下送錦旗的完美防疫。

要實現這樣的精準是可能的，甚至也是成本相對較低的——流調確認風險人群——少量人管理少量的人，迅速篩查做出反饋、最大程度減少對工作生活的影響，減少情緒產生，避免次生災害——通過消耗最少的方式達成目的。

這是一個相當完美的「動態清零」的範本，在三年的新冠大流行中行之有效，但這套方式也很侷限，只適用於病毒尚未大規模傳播的前提下。一旦這個前提條件不復存在，失控就不可避免了。

基層防疫工作是看似有序，但實質上失序的，運氣佔了很大比例。

比如說做核酸和抗原篩查的部分。

從3月12日開始到3月29日之間，我在小區做了5次核酸檢測，2次領取抗原試劑盒進行自測。

每次下樓做核酸，維持秩序的都是志願者老阿姨和爺叔。維持秩序的方式一般是：不斷告知排隊人群要準備好二維碼，在隊伍的開頭數十個人放進去掃碼做核酸，在出口處給你一張貼紙。

至於隊伍裡是不是所有人都正確的佩戴了口罩，是否都能保持一米的社交距離，是沒有人管的，可能也沒有人認為這需要管或者需要糾正。在漫長的等待核算檢測的隊伍裡，有人抽煙，有人聊天打鬧，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大約是3-5步，有時候甚至更近。而且你自己與前面的人保持一米距離也是非常徒勞的，因為站在你後面的人會湊到你身邊說「走呀，好走了呀」。

做核酸或者下樓領抗原試劑盒基本上是我幾年以來不多的和這麼多人長時間聚集在一起的機會。

這是一個把可控風險不斷擴大的場所，如果其中有任何一個無症狀感染者或者確診病例，那很難不一起陽。

最好的方法當然是上門逐個做核酸，次一等的方法是每個樓棟單獨做核酸，再次一等的方法是不同樓棟按順序分別下樓做核酸。真正採取的方式是：在單元門上貼通知，限定時間地點，自願去做，做完以後憑貼紙出入小區。

因此，並不是所有人都做了核酸，並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出入小區，沒有做過核酸的人也完全可以在小區裡行動，和大家一起聚集拿外賣和快遞的貨架附近。出入小區的貼紙也可以撕下來共用，並不是每一次出入小區都會被嚴格查驗是否有貼紙。

即使在小區封控期間的核酸也是一樣，除了所有人都不能出門外，唯一的區別是封控期間的核酸同時記錄了門牌號碼。但我非常確定，這個門牌號碼只在核酸陽性的時候才會發揮作用，因為在後續自己領取抗原試劑盒做篩查的時候，我的門牌號對應的居住人數還是我房東一家人的信息。同時也聽到工作人員對一口氣來領七八個試劑盒的居民抱怨說，你們家到底住了幾個人？做核酸的時候你們為什麼都不來？！

我有理由相信，在數輪核酸和抗原篩查之後，居委會仍然不知道小區裡做過和沒做核酸和抗原篩查的有多少人，住在哪裡，姓甚名誰。

所有的工作看起來都做過了，而且工作人員都非常辛苦，在寒冷的大雨天氣裡露天搭棚幾個小時去做核酸做登記，每分鐘都要用抹布和紙巾擦掉桌面上的水，但我想這些辛苦只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因此兩日復兩日，兩日何其多。

但對基層工作人員和居民來說都非常好運的是，直到現在附近的4個小區都還是全陰，這意味著他們的工作壓力可以小一些，也意味著我可以出門，在即將到來的半城封控之前，有機會再囤一些物資。

同理可得，如果某小區內存在無症狀感染者，那麼病毒會以怎樣的速度和方式在多個聚集場景下指數級傳播？如果政策是指向動態清零的，那麼可以出紕漏的地方太多了。

客觀來說，疫情大面積爆發後，每個區都面臨著醫療資源和人手嚴重不足的窘境，我知道來做核酸的醫務人員非常辛苦，一天要去好幾個不同的小區，時間和精力都很有限，上門核酸或者逐棟核酸都很不現實。維持秩序的志願者不是專業人員，他們可以盡責地完成某一項特定的工作任務，但無法把控其中的細節。這是執行層面的問題。

上海對於全城疫情爆發的情況，很可能是沒有做過預案的，一時之間不知道怎麼同時兼顧防疫和民生問題，因此不同的區偶爾會作出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決策，比如說某些封控多日的小區，暫時解封幾小時讓居民出門集中買菜。據說因此導致了疫情的進一步傳播（這是一個未經官方確認的情況）。情急之下制定的方案，顧此失彼，這是決策層面的問題。

從華亭賓館的事情曝光之後，我隱約感覺到這次本土疫情會非常失控，因為在精準防控的層面上，流調已經幾乎失去了意義。而官方通報的口徑和大方向上的決策，一直給人一種「可控」的錯覺。

於是在政府明確建議居家辦公之前，絕大部分企業員工每天都背著電腦硬著頭皮上班，在辦公室和小區封控的邊緣兩點一線地跑。並不是資本家有多麼吸血，而是停下來的成本太高。居家辦公並不適用於所有工種，工作效率和響應速度也會大幅度下降，對企業來說，房租成本和人力資源的成本都是持續性高昂的支出，但是項目停擺生產力上不去，資金鏈轉不動，相當於每天睜開眼就在虧損。20年疫情復工後，我們的一個企業客戶就因此破產解散了。沒有一個公司願意面臨這樣的局面，對員工來說，不上班就意味著收入的減少，如果企業不幸倒閉，那就意味著收入的消失。旱澇保收，沒有生活壓力的畢竟是少數人，不到萬不得已，企業不可能主動要求員工居家或停工。

學校和培訓機構更不可能在沒有市教委明確指令的前提下自主停課，教育焦慮的家長們也不會主動停止孩子諸多的課外培訓課程。

醫療機構就更加不可能停下，疾病不會選擇時機造訪。城市要運行，幾千萬人的正常生活需要運轉。

因此，沒有人敢，也沒有人願意停下。

人們的敵人不是病毒，而是不能正常生活，防疫的目標不是竭盡全力消滅病毒（事實上也不可能做到），而是保障絕大多數人在病毒存在的同時仍然可以正常地生活。

但這次，是意外導致的蝴蝶效應嗎？看上去或許是。

但是人類社會不存在萬無一失沒有任何失誤的流程和程序，這也是客觀規律。如果不是華亭賓館，有沒有其他的外溢可能？我認為是有的。

奧密克戎病毒的特性，這樣高比例的無症狀感染者，在嚴密的防控措施中逃逸出去是一種必然。堅持社會面清零，除非全面封城，所有人不流動，嚴防死守地清。作為短暫的應對措施當然可以，但是下一次奧密克戎或者傳播性更強的變種再出現的時候，要怎麼辦？

一次又一次地按下暫停鍵嗎？那必然會有一批又一批死掉的中小企業，每個企業對應多少員工，每個員工對應多少家庭，每個家庭對應多少消費能力，這些消費能力又對應著多少提供商品和服務的企業？

一旦大面積封控或者封城，醫療資源擠兌、病人因為隔離而死於其他疾病，人們因為買不到菜而挨餓，因為經濟問題而崩潰，因為壓抑而患上心理疾病，這些事情有可能因為高超的行政管理技術而不發生嗎？幾乎是不可能的。

新冠已經三年了，病毒不斷地在變化，傳染性越來越高，致死率越來越低，但是我們的應對措施卻沒有太多的變化。還是一樣地封，不惜一切代價地控。

而代價多麼沈重。

這次上海做得不好，但是有幾個城市可以做得更好？又有多少財政可以這樣無止境地往下消耗？從傳播力來說，奧密克戎一定是更強的，想要做到社會面清零，代價恐怕比最初的新冠病毒和德爾塔都要大。

那有沒有一種可能，在保護高危人群（例如老人、有基礎疾病的人）的同時，調整防疫政策，逐步與之共存？把被用來一輪又一輪做核酸佔據了的醫療資源精準地投放給高危人群，逐步恢復正常的生活秩序？

「清零」和「放開」之間，真的沒有任何中間地帶嗎？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