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記實：拜登訪波蘭「想起天安門廣場」(圖)
我所經歷的「六四」
美國總統拜登說：俄羅斯發動戰爭入侵烏克蘭「令人想起天安門廣場」。圖為「六四」隻身擋坦克的王維林。（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按：美國總統拜登3月25日訪問波蘭，向駐地美軍發表講話，說俄羅斯發動戰爭入侵烏克蘭「令人想起天安門廣場」，即使歷史的軌跡不斷遠去，在六四事件親歷者心中，天安門廣場血腥鎮壓事件仍然歷歷在目……
一晃「六四」已過去了二十年（本文成文於2005年——編者注），這二十年我走過了很多地方，經歷了很多事情，但八九年六四那悲壯慘烈的一幕深深地刻在我的腦海裡，讓我久久不能忘懷。我願意作為歷史的見證人把我的親身經歷記錄下來，獻給那些英勇獻身於中國民主事業的勇士們，紀念那些在血雨腥風之夜救死扶傷的白衣天使們。
一九八九年，我正在北京一所部隊醫院的研究生院學習。雖說我們這些研究生作為文職軍人不能和北京其他高校的學生們一起罷課，絕食，直接參與到那轟轟烈烈的反腐敗，要民主的運動中去，但我們研究生院的一百多位學生的心早已飛到了廣場。我們密切地注視著民主運動的進展，真誠的希望政府能和學生對話，達到消除腐敗，懲治官倒，開放新聞自由，加速民主和法制建設的目標。
為了支持廣場上學生的絕食運動，我們研究生院的學生不顧各級領導的阻攔，自發地組織了一場到廣場的遊行。記得一路上，我們打出的軍隊院校的旗幟受到了北京市民和學生們的熱烈歡迎，因為我們向他們傳遞了一個重要的信息，軍隊並不是鐵板一塊，軍隊中也有很多人像我們一樣是支持民主改革的。據說我們的遊行讓總政及總後的領導們大為光火！
戒嚴令發出及軍隊進城後，北京市民在各路奮勇堵軍車。西邊一路就被堵在玉泉路及五棵松一帶。記得當時我們醫院的大院內也塞滿了軍車。醫院內的醫生和護士們苦口婆心地向戒嚴部隊的戰士們解釋北京當時的情況及學生們的訴求，要求戰士們不要受騙上當，不要向學生們開槍。記得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專門穿上那筆挺的將校服，語重心長的對戒嚴部隊的戰士們說：「我的軍銜比你們高，我的軍齡比你們長。我以一個老軍人的身份對你們說，我們是一支人民的軍隊，可千萬不能把槍口對準人民呀！」看著戒嚴部隊官兵那困惑的面孔我覺得心裡很不是滋味。
六月三日傍晚，北京的天氣異常的悶熱。晚六時三十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發出《緊急通告》。《緊急通告》要求：「全體市民要提高警惕，從現在起，請你們不要到街上去，不要到天安門廣場去。廣大職工要堅守崗位，市民要留在家裡，以保證你們的生命安全。」憑著北京人多年培養出的政治嗅覺，很多人預感著晚上要出事。
吃完晚飯後，我在宿舍裡再也待不住了。腦海裡翻來覆去只有一個念頭，如果今天部隊會強制進城清場，如果今天會有流血衝突，我這個學醫的就應當在那最前線救死扶傷。就這樣我拿上我的白大褂，騎著車悄悄地遛出了醫院。西長安街上，人群擁擁嚷嚷，很多人不理會緊急通告的要求，在街上打聽議論戒嚴部隊的威廉亚洲官网 動向。廣場上，民主大學的開幕典禮剛剛結束，看不出什麼特殊的跡象。我笑笑對自己說，但願我是多慮了。九點多鐘，我騎車離開了廣場，沿著西長安街回醫院。
騎到快到民族宮，路就被堵住了。人們紛紛傳說戒嚴部隊已經開槍，在木樨地一帶打的很慘，已逼近民族宮了，正說著戒嚴部隊已到了眼前。只見前面由防暴戰士開路，他們手拿警棍和盾牌，站成一排向前慢慢地推進。而街上民眾的口號是堅決把他們堵住，絕不放他們到廣場去。只見很多身手矯健的小夥子們爬上長安街南面的平房，將房上的瓦片揭下來摔碎，當作武器砸向戒嚴部隊。但這種抵抗很快就被槍聲和子彈壓下去了，只見一排排子彈射向空中，前面有人倒下去了，鮮血染紅了大地，人們被子彈壓的臥倒在地上。但槍聲一停，又會有人大罵著「打倒法西斯」，奮勇地衝上去。就這樣，很多人一直尾隨戒嚴部隊推進，只要槍一響，就立即臥地。每次槍響後，總有流血、傷亡，而槍一停又有人奮不顧身地衝上去。在西單路口有人把點燃的公交車橫在馬路中間試圖阻擋戒嚴部隊坦克及車隊的通過。那尖厲的槍聲和火紅的鮮血讓雙方都拚紅了眼。真正上演了一場手無寸鐵的老百姓用自己的血肉之軀去阻擋槍林彈雨，鐵甲戰車的人間慘劇。
隨著大批傷員的出現，我和幾個北醫的學生一起利用西單路口的醫療用品商店成立了一個簡易救護站。對送來的傷員我們用繃帶作簡單的止血固定包紮，再由市民們用平板或三輪車送到附近的郵電，復興和人民醫院去。有的人抬進來已經沒救了。也有那重傷員讓我們無從下手。老實講，我雖然有急診室搶救的經驗，但從未經過戰傷救護的訓練，一下子面對這麼多形形色色，傷勢輕重不一的傷員，真有力不從心的感覺。記得有一個學生左胳膊上的動脈被打穿了，抬進來時幾個人壓著胳膊，那血還是像噴泉似地向外冒，一般的止血法根本止不住。我們只好從桌子上找到一個墨水瓶，壓到出血口處再用力用紗布纏住，但那血還是很快就滲透了紗布。我知道這樣耽誤下去，僅僅是大量失血就會要了他的性命。趕緊叫人立刻把他送到最近的醫院去。那天晚上街上到處跑著飛速救人的平板車。
可直到此時，還有市民問我：「大夫，這傷是被橡皮子彈打的嗎？」我對著他們那困惑的眼睛不知該講什麼？死傷的人就在面前，但他們仍然對政府抱著希望，他們仍然不願相信人民的子弟兵會對手無寸鐵的人民開槍。看著我滿身滿手的鮮血，我只想向那蒼天呼喚，天底下怎會有這樣的政府？怎會有這樣的子弟兵？
經過一段時間的拉鋸戰，戒嚴部隊的車隊終於衝過了西單路口，最後抵達天安門廣場形成了對廣場上學生的包圍。部隊過去後，大家都非常擔心。如果在長安街上就打得如此慘烈，那麼天安門清場將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結局？我不敢想像下去，只是覺得作為一個白衣戰士，絕不能在這最後關頭當逃兵。就這樣，我決定到廣場去。
那天晚上雖說戒嚴部隊在天安門廣場的南北布下了包圍，在東西面則留下了很多出口。憑著我對北京的瞭解，很容易我就從人民大會堂後面繞進了廣場。此時已過午夜，廣場上的高音喇叭在一遍遍播放《緊急通告》。《緊急通告》稱：「首都今晚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暴徒們猖狂襲擊解放軍指戰員，搶軍火，燒軍車，設路障，綁架解放軍官兵，妄圖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人民解放軍多日來保持了高度克制，現在必須堅決反擊反革命暴亂。首都公民要遵守戒嚴令規定，並同解放軍密切配合，堅決捍衛憲法，保衛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和首都的安全。凡在天安門廣場的公民和學生，應立即離開，以保證戒嚴部隊執行任務。凡不聽勸告的，將無法保證其安全，一切後果完全由自己負責。」這一遍遍播放的《緊急通告》在廣場上造成了一種非常緊張壓抑的氣氛，很多人離開了廣場。而在這樣的時刻留在廣場上的人，心裡都很清楚，自己將會面臨什麼樣的結局。
到廣場後，我很快就找到了紅十字會在廣場上的急救中心。因為我身上的白大褂血跡斑斑，很多人圍上來打聽外面的情況。我告訴他們在西長安街上打得非常慘烈，死傷很多，希望他們做好最壞的準備。當時紅十字會正盡量把廣場上的醫務人員召集在一起，準備在最後的時刻發揮我們的作用，盡可能的救護傷員。
凌晨三點多種，侯德健等人去和戒嚴部隊談判。談判結果是：廣場上的學生將有組織的自動撤出廣場，戒嚴部隊不能開槍，而處於中立地位的紅十字會急救隊將在這整個過程中不撤離，留在廣場上，救護雙方的傷員。我們及所有我們救護的傷員都應按國際慣例受到雙方的保護。記得當時紅十字會急救隊的負責人把這一談判結果告訴我們，讓大家自願選擇是跟著學生撤離，還是冒著生命危險留在廣場上。因為誰都不能保證一旦局面失控，留下來會面臨什麼樣的結局。
我記得當時有將近百人願意留下來，這樣我們這一百多號人聚集在廣場東部歷史博物館前，打起了紅十字的會旗，大家盡量把白大褂穿上及紅十字袖標戴上，等待著最後一刻的到來。當時廣場急救站的帳篷內還有一些從長安街上下來的傷員，他們也將跟著我們走。我們當時的口號是人在傷員在，我們將不惜一切代價保護及救護傷員。
四時整，廣場上的燈一下子全熄滅了。這些天一直人聲鼎沸的廣場突然變得死一般的寂靜。恐懼和壓抑像那漆黑的夜一樣吞噬著每一個人。我想很多人在那一瞬間都想到了死亡。我也平生第一次感到了死的威脅。我的思緒飛到了千里之外的家鄉，我不敢想像如果我死在廣場上，我的父母將怎樣承受這樣的打擊，我的朋友和親人們將會有什麼樣的反應。當時最大的懊悔是沒能好好地珍惜生活的每一天，浪費了很多美好的光陰。以及自十幾歲離家後，一直沒能對父母好好盡一份女兒的孝心。我對自己暗暗發誓，如果我能僥倖活下來，我一定要加倍珍惜生活，認真過好每一天。我一定要多回家探親好好陪陪我的父母。
突然寂靜的廣場上播出了戒嚴部隊指揮部的「清場通知」：「現在開始清場，同意同學們撤離廣場的呼籲。」隨後，廣播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關於迅速恢復天安門廣場的正常秩序的通告」，「通告」要求：「一，凡在廣場上的所有人員，聽到廣播必須立即撤離現場；二，如果有人違抗和拒不執行此通知，仍繼續滯留廣場，戒嚴部隊有權採取一切手段予以強行處置；三，清場後，天安門廣場由戒嚴部隊嚴格管理；四，希望一切有愛國之心，不願意國家動亂的廣大學生和群眾，要積極配合戒嚴部隊執行好清場任務。」
有人帶頭唱起了《國際歌》，大家都像那走上刑場的勇士一樣大聲唱起了《國際歌》。突然，槍聲和火光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基座上響起。戒嚴部隊的先頭部隊先用槍將高自聯架設的兩個喇叭打壞，接著手持衝鋒槍從西邊的臺階開始把學生往紀念碑下攆，清場開始了。學生們也做出了「撤出廣場」的決定，開始逐步有秩序地撤離。
因為我們沒有參加撤離，所以有機會綜觀了天安門廣場的整個清場過程。只見廣場上的燈一下子全亮了。一字排開的十幾輛坦克和裝甲車從長安街金水橋方向緩緩向廣場駛來。學生面前，突然出現了許許多多端槍的士兵，向著學生一點一點靠近，驅趕他們走。隨著幾下沉悶的撞擊聲，位於廣場北端的「民主之神」像轟然倒地。坦克和裝甲車繼續向前，廣場上的帳篷等物被碾的粉碎，變成了一片平地。廣場上的數千人隊伍在學生糾察隊手拉手的維護下，集體向廣場的東南角退去。大多數學生都加入了撤離的隊伍，但也有極少數堅持不走的學生。我記得有一個男生爬上帳篷頂，面對成排壓過來的坦克揮舞著一面紅旗。我們在一邊急的大叫讓他趕快撤離，他就那樣堅持著揮舞著手中的旗幟直到那個帳篷被坦克碾碎。我永遠也忘不了那個年輕的身影！
端槍及揮舞著棍棒的士兵加緊了對學生的驅離。有幾個不知什麼原因落在後面的學生在士兵的夾擊下無路可退，突然向我們這邊跑來。我們此時已手挽著手形成了一個保護圈。看到那幾個學生躲到了我們的保護圈內，一些打紅了眼睛的士兵揮舞著手中的大棒向我們撲來。我們大叫著我們是紅十字會的，應當受到保護，同時把手挽的更緊，用自己的身體擋在士兵和學生之間。看到我們的紅十字會旗和白大褂，那些士兵不情願地停住了腳步。但堅持說那些躲進我們保護圈的是學生領袖，是鬧事的暴徒，讓我們交出來。而我們則堅持進了我們保護圈的，就受我們保護。我們絕不會交出任何人。就這樣我們面對面地和戒嚴士兵形成了僵局。我曾和一個年輕的士兵這樣面對面的互相怒視了半個多鐘頭。他已被那天晚上發生的一切沖昏了頭，打紅了眼，他的眼睛裡充滿了怒氣和殺機。我想只要上級一句話，他手中的大棒會毫不猶豫的向我們揮來。
一個鐘頭以後，待廣場的清場已基本結束後。才有人過來處理我們這批人。他們一開始提出的條件是我們可以走，但要把逃進來的學生和傷員留下來。這是我們萬萬不會答應的。我們的立場是，要抓就把我們一起抓起來，要放我們將一起走。同時正告他們我們屬於紅十字會，應當受到國際慣例的保護，希望他們慎重考慮怎樣處理我們將會面臨的後果。同時我們向他們提出，清場已經結束，我們紅十字會應派人到廣場各處巡查，看有無需要救護的傷員。
看樣子怎樣處理我們對他們是一個棘手的難題，幾經商討，他們最後不得不同意讓我們集體撤離的要求。但我們提出的巡查廣場的要求也被他們堅決地拒絕了。這時天已大亮，只見廣場上是一片狼籍，到處是坦克碾過的痕跡。廣場上有一個個火堆，不知戒嚴部隊在燒什麼。
為了防止撤離過程中他們會來搶傷員，我們手挽著手形成了兩道人牆，讓抬著傷員的人和學生走在最中間，大家一起慢慢的撤離廣場。在我們撤離廣場的整個過程中都有持槍的士兵在押解著我們，同時他們盡一切可能阻斷我們觀察廣場的視線。走出廣場後，街上的市民都夾道鼓掌歡迎我們。我們中的很多人再也忍不住而失聲痛哭。我們先步行到前門西大街北京急救中心，把傷員妥善的做了安排。然後大家一致同意留下簽名，待六四平反的那一天一起出庭作證。這麼多年來我一直在想，這份寶貴的名單現在何處？
等我離開北京急救中心已是六四早晨八點多鐘了。我留在廣場上的自行車想必已被坦克碾成了鐵片，而北京公共交通全部中斷，我意識到我得步行半個北京城回醫院了。我的一身血衣幫了我，長安街一路都有好心的騎車人搭我一程。此時很多一夜未眠的北京市民都來到了街上，街上人擁擁嚷嚷，議論紛紛。西長安街慘不忍睹，到處是被坦克壓得凸凹不平的路面，冒著濃煙被燒毀的坦克、軍車和公交車，橫七扭八的人行道欄杆及一灘灘血跡。據老百姓說，這是北京城上百年來損失最慘重的一次。
等我回到醫院已快中午，我們醫院門前也有很多人，有兩個焦急等待的同學一看到我就撲過來把我緊緊抱住，他們都以為我出事了。此時我也忍不住而痛哭失聲。原來3日晚《緊急通告》公布後我們研究生隊就清點了人數，當時只有三個人不在。而另外兩個人也於4日早晨回到了醫院，只有我到中午還未回來。他們都覺得我凶多吉少，不知該怎麼辦？看到我完好無損的回來，同學們都很高興。同時圍著我讓我講我所看到的實況。後來聽說，六三晚上我們醫院門口也打得很凶，坦克在醫院門前還壓死了一個航天部的職工。也有很多傷員送到我們醫院搶救，而傷口的慘狀讓很多老教授們義憤填膺，後來聯名給中央軍委寫信抗議！
雖說我們是部隊醫院，但當時醫院的大多數醫護人員和北京市民一樣對六四鎮壓感到非常震驚和憤慨。對六四的受害者們表示了極大的同情。我的六四經歷讓我在醫院裡享受到了特殊的禮遇。當時我正處在研究生答辯的最後緊張時刻，不管我到複印室複製資料，還是到計算機中心算數據，我都受到了一切開綠燈的禮遇。很多人明確表示他們支持我，我做了他們想做的事。還有人主動找到我，告訴我他在京郊有親戚，如果需要的話我可以到他們那去躲一躲。這一切都讓我非常感動，讓我看到了人心所向。
六四後，北京市一片蕭條。街上見不到行人，到處是站崗的軍人和巡邏的軍車。我因答辯的緣故，要到北醫和協和醫院去送答辯邀請書，所以六月六號又不得不騎車上了長安街。街上幾乎見不到人，少有的幾個騎車人和我一樣一有風吹草動或看到巡邏的軍車就跳下車來，就地臥倒。因為實在擔心已成驚弓之鳥的士兵會向我們開槍。而疾馳而過的軍車上的士兵們也經常會無緣無故的開槍。
據說當時北京市有失去親人的老百姓成立的復仇敢死隊。我們旁邊的部隊大院裡有人被半夜摸了哨，各總部發出了不要穿軍服上街的通令，而軍科院則忙於對地方送給戒嚴部隊的副食品做防毒檢驗。軍民關係降到了中共建政以後的最低點。
在我答辯結束後的午餐上，幾個北醫、協和的研究生導師都感嘆萬分。有個協和的老教授說：「以前我是堅決反對自己的學生一畢業就出國的，現在我對他們說你們還年輕，能出去就走吧，這個政府是沒有希望了。」也是從那一刻，我動了出國的念頭。不過總的說來，我們醫院對當時六四牽扯的人和事處理的非常低調。出乎我意料的是，我不僅沒有被處分，畢業分配時還按原計畫留在了我們醫院。
一晃二十年過去了，那長安街上迎著子彈衝上去的身影，那在清場時對著壓上來的坦克揮舞著的紅旗，那噴血的傷口還會時時出現在我的眼前，提醒著我不要忘記這中國民主運動史上慘烈的一頁。
（原稿寫於2005年5月3日深夜，修訂於2009年5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