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劫難逃 文革五大學生領袖的下場(組圖)
1967年，蒯大富、韓愛晶、謝富治在人民大會堂主席臺上。
打倒「四人幫」之後，全國許多造反派頭頭作為「四人幫」的「餘黨、爪牙」也被抓了起來，作為北京的「五大學生領袖」，當然也在劫難逃。
與「四人幫」不同的是，「五大學生領袖」早在1970年抓「5･16」時即被隔離審查失去了人身自由（折算刑期）。1978年4月19日，他們被正式逮捕，1983年3月10日，同時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判刑。
聶元梓
聶元梓，1921年出生於河南省滑縣。年輕的時候曾是個熱血青年女學生，投向延安，成長道路可謂一帆風順。文革開始時，聶無梓已經升任北大哲學系黨總支書記。聶元梓因為一張大字報，成為文革風雲人物。1969年11月，當選為中共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後來不久，聶元梓被發配到江西省鯉魚洲北大分校農場勞動。1971年初，聶元梓被隔離審查，限制行動自由。粉碎「四人幫」後，1978年4月19日，首次鋃鐺入獄。1983年3月16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等罪判處聶元梓有期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力4年。聶元梓對判決不服，認為判決書指控的罪名嚴重不實，堅持認為自己有錯無罪，但上訴被駁回。之後，聶元梓等人被從公安局7處的看守所押送到延慶監獄服刑。有資料說她已在1994年死亡。
北師大譚厚蘭（以上皆為網絡圖片）
譚厚蘭，1937年出生在湖南省望城縣。1965年作為調幹生到北師政教系學習。她是文革期間砸爛曲阜孔廟的主要人物。1970年6月清查「5･16分子」運動開始，譚厚蘭被調回北師大隔離審查，交代問題，從此失去了自由。1975年8月審查結束，她被安排到北京維尼綸廠監督勞動。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又以反革命罪正式逮捕譚厚蘭。1981年，譚厚蘭檢查出患有宮頸癌，被保外就醫。9月，又允許她回老家湘潭治病。1982年11月，她在北京婦產醫院走完了人生的最後路程，時年45歲，沒有結婚。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檢查分院做出了對譚厚蘭免於起訴的決定。主要原因可能是因為得病這件事情。有資料說，1983年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對譚厚蘭做出作「態度較好，罪行輕微，免於起訴」的結論。人都死了一年多了，說這些就顯得有些可笑滑稽。
北京地質學院王大賓，出生在四川省涼山。1961年考入北京地質學院探工專業。畢業前夕，王大賓狂熱地投入了那場席捲全國的「造反運動」，拋頭露面，拉起隊伍，很快被中央文革小組相中，成為當時的「五大學生領袖」之一。1971年，王大賓因「5･16」問題被押回北京地質學院隔離審查，並被開除了黨籍。1978年，他又以反革命罪被捕，一直關押在武漢第一看守所。1983年，王大賓獲釋出獄返回成都。現任都江堰市都信鑿岩釺具有限公司的總經理，同時他還兼任中國鋼協釺具協會常務理事，中國岩石破碎學會常務理事。
北航韓愛晶，出生在江蘇漣水縣，後考上北京航空學院。文革開始，他在去國防科委「請願」靜坐的28個晝夜，空前活躍而堅定，一躍成為名噪一時的北航「紅旗」戰鬥隊的「總勤務員」（即總司令的代名詞），成了顯赫一時的風雲人物。曾帶頭對彭老總逼供和毆打，先後7次將彭總打倒在地。使彭總前額被打破，左右兩側第五、十肋骨骨折，肺部受內傷。一個星期後，北航又召開了數萬人的「批鬥大會」，不顧彭總的嚴重傷病，會上對彭總搞「噴氣式」，會後又掛牌遊鬥，並再次毒打彭總，連陪鬥的張聞天頭部也被打成血腫。同時，他們在北航院內設立了名為「隔離室」的監獄18處，先後立案審查了465人，其中170人受到非法關押，造成20餘人非正常死亡。1979年，公安機關正式逮捕了韓愛晶。1983年6月，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判處他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力3年。
清華蒯大富，1945年出生於江蘇鹽城。文革五大學生領袖之首。他的行為給毛澤東出臺「我的一張大字報」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其次，他還要為「清華百日武鬥」負主要責任。1970年，清查「5･16分子」，蒯大富是重點清查對象。11月初，他被押回清華受審。73年被安排到北京石化總廠東風化工廠勞動。1978年4月19日，蒯大富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1983年3月，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被告人蒯大富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
五個「文革」學生領袖的命運應該說毫無例外，當他們失去利用價值的時侯，必需隨時為任何時期、任何人物、任何事件做出犧牲，一而再、再而三。他們的命運不會引起人絲毫的憐憫，人的生命價值低下到這個程度，就是這個時代與這種體制的必然結果。害人如害己，此言不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