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房地產的真實情況（八）(圖)
北京鼓樓（圖片來源：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1年12月28日訊】（接上文）八、我有個姐夫是許家印的同鄉
共產黨對我們家的迫害是極其深遠的，傷筋動骨，斷子絕孫，換腦子換血。
因為我父親郭篤民1958年被打成右派，我們4個孩子的學習都受到了極大的影響。大姐本來學習不錯，是少先隊大隊長，父親一被打成右派，學校就立刻把她撤職。
父親走後，家裡的生活來源完全斷絕，共產黨不提供勞動改造右派的工作服，他還老跟家裡要衣服、日用品，加上郵費，我母親的負擔就更重。沒白天沒黑夜地帶著3個女孩干家庭副業。孩子們睡了，自己接著干。有時候睡覺，起夜的時候，蹲在尿盆上就睡著了。中國人一直到90年代住樓房，才有了衛生間，能在家裡解決大小便、洗澡。過去都是胡同裡的公共廁所，臭不可聞，而且很不方便，我母親最後石棉肺爆發，也是因為1989年冬天上公共廁所著了涼。
3個姐姐後來學習都一般，二姐好一些，因為家庭副業的擔子太重，根本沒有時間做家庭作業。都是初中畢業，三姐比習近平大1歲，實際上就上了7年學。二姐三姐還在文革中被紅五類逼瘋了，後來也沒有痊癒，所以三個姐姐找的4個姐夫（三姐二婚），生的3個外甥，後來都學習不好，初中畢業後，都考不上普通高中，只能上技校。那種學校就是流氓小偷打架鬥毆的專業學校。自然沒有好結果。這7個男人加起來的文化也不如我一個人多。
但是，三姐的第一個男人不簡單。
他叫張守孟，河南人，恆大老總許家印的同鄉。有些人反對按照籍貫貼標籤，覺得沒道理。我覺得還是有一定的道理。起碼人們對一個地方的人的結論有一半兒說對了。比如說河南人很壞。為什麼？因為河南幾千年來是黃河氾濫區，經常被大水淹了，莊稼顆粒無收，人們挨餓受凍，所以歷史上起義多，軍閥喜歡到這個地方招兵買馬。這裡盛產土匪。這裡的人敢干，敢玩兒命。比如都是加槓桿兒，許家印就比別的房地產開發商玩兒得大，最後成了最大暴雷。影響了全世界的經濟。這就是河南人的特點決定的。
其實《二十四史》哪一部書我忘了，但是我看的時候，對這段話印象很深，大意是江西、湖南這樣的地方，民風彪悍，難以統治，這裡的人喜歡鬧事兒。
古人就看明白了這一點，中央紅軍，毛澤東和他的將軍們基本上都是江西和湖南人。為什麼別的地方不是紅軍的發源地呢？
張守孟是河南焦作的農民，怎麼認識了我三姐？我三姐郭霞為了避免帶著我母親和我一起回到農村當農民，自己一個人投親靠友，到老舅所在的河南焦作市插隊。她一個外地人來到河南，加上出身不好，自然就受欺負。如果能見到母親，跟家長訴訴苦，緩解一下，母親開導一下，也就不會得病了。但是她和我母親相隔千里，那時候的聯繫方式只能是信件，一個月能有個來回。我們家甚至也買不起郵票。她就瘋了，最後滿處亂跑，只能回到北京養病。
他們知青點所在的村子，有一戶人家，幾個兒子，老大當瞭解放軍。復員後，留在了北京。這是70年代初。因為毛澤東修防空洞兼地鐵，帶有軍用性質，其實主要是為了打仗，完全是按照保密工程來搞的。這家人的大兒子就是張守孟，出身好，表現積極，在部隊入了黨，自然就到了地鐵公司。
該結婚了，但是老家的農民他不想要，不想再回到那個窮地方。牛郎織女的生活也不好。就想找北京的，但是找了幾個，北京的姑娘都不願意嫁給一個河南的農民。家裡人聽說北京知青郭霞回北京養病了，就打聽了她的地址，寄給張守孟，讓他來我家找人。他這個孟字，是孟子的孟，說明他們家大人當年還是有一點傳統思想的。
那是1973年，我正上初二，那天我在胡同口碰到一個穿著一件軍裝，戴著軍帽的年輕人打聽路，而且就是我家，我就告訴了他。他身高只有1.62米。這個身高也符合河南人，農民的身份，缺吃少穿，從小幹活，一般也就是這種身高，他與別的村裡人沒有太大的差異。但是比起一般的北京人就算矮的了。比如我當時已經在1.70米以上，後來長到1，77米，在班裡也是最高的。應該說他不難看，還很白，不像農民。因為個子小，不能鬥狠吧，所以說話還有點文雅、客氣。
那時候我二姐也是瘋瘋癲癲，我們家主要的收入就是大姐的工資，二姐是學徒工，20來塊錢工資，基本上就夠她的生活費和看病的掛號費，藥費報銷。我媽自然發愁二姐的婚事，二姐比三姐大兩歲。我媽的意思是先讓二姐和他搞對象。但是三姐聽說了這個意思，就不願意，就藉著瘋勁兒去找張守孟。烈火乾柴，自然發展很快，我母親也沒有辦法。後來，也是過了幾年，他們結了婚。大概是1978年結婚，1980年生了孩子。一個女孩，叫晶晶。因為計畫生育已經在全國強制執行了，河南農民更願意要男孩，所以張守孟就嫌我三姐讓他們老張家絕了後，就經常打她。我還到他們家打了張守孟一頓。他家在北京崇文區（現在這個區並入了東城區），很矮的平房。兩間吧？不太大。
後來就離了婚。而且張守孟也不給贍養費。不久我三姐又結婚了。她在崇文區的一個小飯館上班，每天烙一二百斤白面的大餅。很累，夏天很熱。那時候我三個姐姐不是食堂，就是飯館，這主要是黑五類的出身造成的。我1980年為了進城工作，方便上夜大學，也差點調到了一家醫院的食堂。那就全軍覆沒了。幸好二姐夫幫我進了他們公司去挖溝，這個活我還很能幹。不像我一位夜大的同學，在建築公司推磚，干不動，學習也不好，幾次考試不及格就被除名了。就拋下妻子孩子自殺了。
附近胡同的一個大媽老去買烙餅，她家三四個兒子，能吃。老大不學好，在監獄還是勞教所呆過一兩年，出來後也不好找對象。他媽見我三姐離異，又帶著一個很小的女孩，就使勁說合。我三姐就同意了。二婚的姐夫叫王長路。個子高，1.80米。能白話（就是能吹牛）。他在北京大學化學實驗室當工人。也喜歡三姐的孩子，還說不要生父的贍養費。也不必再打官司要錢。也不讓生父來看孩子。張守孟也樂得不花錢。這樣我們與張守孟就斷了聯繫。一晃30多年過去了。
再見到張守孟，已經是2009年了。
小時候看過一個連環畫的童話，說蚯蚓和蜜蜂本來都是肉蟲子，形體、本事差不多。那時候食物很豐富，吃飽了就睡，睡醒了就吃，非常安逸。但是後來氣候變了，經常颳風下雨，食物也不足。蜜蜂就學習蓋房子，學習採蜜，最後房子也蓋好了，採蜜的本事也學會了，生活非常好。與蜜蜂分道揚鑣之後，蚯蚓還是一切照舊，但是經常挨凍受餓，很慘。蜜蜂來找他，他躲起來哭。太陽公公勸他：過去的事就算了，但是以後應該痛改前非。於是蚯蚓向地下發展，給植物松土，自己也有了飯吃。
張守孟在這30多年中也變成了某種程度的蜜蜂，所以就想起了自己的第一個孩子，來尋親。三姐後來調到了海淀區，北京大學附近的飯館。張守孟就到通縣我大姐的廠子打聽，終於打聽到了我大姐的地址，這才聯繫上。
他這30多年的故事也不少。開始是隨著單位領導偷了地鐵公司的物資，大概是木料，警察抓了他，但是他沒有供出公司的領導。法院就把他判了幾年。因為他掩護領導有功，出獄後，又回到地鐵公司上班。一般是這種情況，單位就開除了。他是例外。為了掙錢，他利用地鐵公司車站的便利，擺攤賣書報雜誌。認識了一個也幹這種營生的內蒙古的盲流，結了婚，給他生了一個孩子，也是女孩。北京還是嚴格的計畫生育，這就說明他命中注定不該有男孩。所以他對我三姐也有了懷念之情。畢竟我三姐的素質要比內蒙古流浪的農民強一點兒。他的房子拆遷了，他還另外買了房子。總之他有了4套房子。有一套在著名的協和醫院附近。協和醫院是美國人辦的醫院，100多年歷史，水平高，全國各地的病人都來這裡看病。特別是癌症病人。來陪護的家屬住不起飯店旅館，就短租他的房子。這樣就比長租，多掙了幾倍的錢。他沒事就經營這個家庭旅館。他說，這些年沒見過我外甥女，很想念。後來我大姐幫助他見了三姐娘倆。這時候，外甥女已經結婚了，經濟也不寬裕。但是張守孟也捨不得出大錢，所以父女關係也沒有恢復。
過了幾年，他的第二個老婆生的女兒高中畢業了，他把這個女兒送到了英國留學。你說他是不是很有錢？他如果沒錢沒房子，也就不會來找第一個女兒了。但是找到了，又捨不得花錢，這個孩子畢竟在小時候也沒有得到他的贍養費。所以他們的關係並沒有改善。費勁找，找到了也不花錢，所以他像童話中找蚯蚓以顯示自己成功的蜜蜂。他倒是給孩子找了一個工資更高的工作，但是外甥女不願意去。
1982年之後我和他也沒見過面，一直到2009年，大概，我們又見面。我倒是從挖溝的工人變成了編輯記者。但是中國青年報、畢熙東、李大同不讓我當蜜蜂，讓我當待崗職工。我們30多年後的第一次見面是在東城區法院門外。那天我起訴報社，在這裡開庭。通知他來旁聽，他打過官司，起碼當過被告人，我是有病亂投醫。但是他來晚了，開庭後就不能再進去了。我們是之後見的面。此後又見過一次，是他開車和我一起去通縣看望我大姐。那輛車是越野，就是SUV。他說費油，以後就不開了，租出去。後來果真是租出去了。所以這個人有頭腦。也就有了4套房子。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有很多這樣的人。90年代，共產黨文化專制不太嚴的時候，有個中篇小說，叫《新兵連》。說農村參軍的新兵為了進步，在新兵連就比著做好事，好事很少，競爭的項目就是早起掃院子。但是掃帚只有一把，所以大家一個比一個起得早。最後，最機靈的頭天晚上把掃帚藏起來，第二天早上穩拿。這樣新兵連結束，他就分到了好連隊，後來進步就很快，就提幹，就留在了城裡，就娶了城裡的姑娘。就成了市民。小說出版的時候，還沒有進行住房改革。要是房改了，他也必會混上好幾套房子。我這個前三姐夫就是這樣的「英雄人物」！
而我第二個三姐夫，比起他，就是一個狗熊了。（未完待續）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