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無自由香港 怎有一代才子金庸(圖)
圖為已故香港文學家查良鏞。（圖片來源：視頻截圖）
【看中國2021年11月3日訊】對於文學批評，我只是個門外漢，所以，當近日很多人，包括一些本地文學家，都說金庸應該可以拿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我真的不知道這個說法是否公論。不過，我還是會相信，金庸及其作品已經成為了香港在殖民地時代的一個很獨特的文化象徵，他的作品如此受歡迎，也肯定會在一段很長時間之內流傳下去。查良鏞先生在香港文學發展史上的作用應該是毋庸置疑的。
我一向都不會在公眾人物或其家人出現不幸事故或身故的時候作出評論，就算我對那個人有幾大的意見，我也不會用這樣的機會去抽水。死者已矣，就當是對逝者的一份尊重，就讓歷史去蓋棺定論吧。
查良鏞先生肯定是香港文學發展上的重要人物，得享高壽，在此傷痛時刻，也應該讓他的家人得到安慰。
但這一次真的有一些感想要抒發一下。
中學的時候便開始閱讀明報，讀過了不少查良鏞先生寫的評論。查良鏞先生的文筆流暢簡潔，評論文章很有邏輯性。不能否認，他也可以說是一個在成長階段的啟蒙人物。
但公允一點說，他的成就也不能脫離「香港」這個環境，這一個當時在英國殖民地行政管理下的華人社會，讓他有空間把歷史、文學，與說武俠、論江湖、講故事融合在一起。試思想一下，如果他當時寫的武俠小說不是在香港發表，又會面對什麼可能的下場。不要忘記，文革之外，之後還有什麼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反右傾翻案風運動等等，對文學領域的打壓沖洗一波又一波，基本上多年來架在作家頭上都有一把刀。
查良鏞先生有一位族兄查良錚，筆名叫做穆旦，既是詩人，也是翻譯家，民國時期已經是有名的九葉詩派成員。他的學歷背景也一點都不失禮，早年已經畢業於芝加哥大學，取得文學碩士，對俄國文學及英國文學都是專家。
同樣都是從事文學創作，而且沒有作什麼社會及政治評論或參與，但他這位族兄的遭遇便悽慘得多了。文革開始不多久，查良錚全家被批鬥，後來發配往農場接受勞動改造，關進了「牛棚」，成為了「牛鬼蛇神」。其太太也成為「美國特務嫌疑」，被隔離審查。
查良鏞當年在香港也曾經受過炸彈及暗殺威脅，但不正是香港這個社會把他保護住嗎？還是那個問題，如果他當時寫的武俠小說不是在香港發表，又會面對什麼可能的下場？又或者根本連寫出這些作品的機會都沒有。
查良鏞先生這位族兄在文革後期的1976年時死於心臟病，死時只有59歲。據說他死前在醫院做了一首題為《冥想》的詩：
「而如今突然面對墳墓，
我冷眼向過去稍稍四顧，
只見它曲折灌溉的悲喜，
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
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不過完成了普通生活。」
後來有一位歷史學家評論查良錚的人生，他説自從查良錚由美國回到中國之後的二十幾年，「幾乎沒有一天舒心日子，主觀的嚮往和客觀的反饋，反差太大，不論做什麼樣的詮釋，穆旦終歸是一個悲劇人物。」
與查良鏞先生的不平凡與成就相對，這種平凡與不平凡、悲劇與喜劇、成就與頽唐之間的分別，其實有着明顕的政治及社會元素。
有人說，作為香港人，不去讀金庸的武俠小說，是一種損失。我年少的時候，曾經在報章的連載中讀過一些，也曾經在租賃圖書的店舖租看過一些。武俠世界的浪漫，自然有其吸引之處。當年曾經有一個心願，要把金庸的小說從頭到尾細心再閱讀一次。
後來在香港前途的過渡安排中，查良鏞先生成為了主要的統戰對象，成為了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政制小組的港方召集人。1988年時，他提出了一個當時被批評為十分保守的「雙查方案」。後來他寫了幾篇文章，說「沒有一個國家的領袖由直選產生」。
今天，李柱銘先生說，認為查良鏞先生當年有智慧，又說可能當時他看穿了中共的底牌。不過，真的如果當年接受了「雙查方案」，香港的民主發展進程就會比現在好嗎？這是一個很樂觀的看法，我真的很難有共鳴。
在每一個時刻，我們都是以今天的眼光和判斷看今天的事。「後之視今」或「今之視昔」，往往與當時能夠作出的判斷不一樣。我不知道「雙查方案」有幾大的智慧，但當時確是一個倒退的方案，刻意拖慢民主發展的意圖也十分明顯。查良鏞先生是否看穿了中共的底牌，對那個方案性質的判斷都是一樣。就算沒有「雙查方案」，就依據基本法所定下的程序，今天的民主進程，顯然都不乎合中共當年白紙黑字承諾過的。主要問題，還是在於中共是不是遵守諾言，什麼方案都是一樣。在威權體制之下，任何一個有智慧的方案，都敵不過當權者的背信棄諾。況且任何以看穿威權的底牌來作逢迎的方案，都不能說是有智慧的方案，今天的處境有多困難都不能改變這種事實。
有人說，文人往往以其作品反映他的人生態度，以著作活出了自己的人生。所以，自從讀完了查良鏞先生後來那一輯為自己的方案作詭辯的「沒有國家的領袖由直選產生」評論文章之後，我便把從頭到尾閱讀金庸所有小說的想法放下，到今天都再沒有這個打算了。作為香港人，這真的是一種損失嗎？
生也有涯，有很多作家的作品都值得讀，不閱讀確實是損失。但我情願選擇以著作活出了自己人生的那些作家。巴金太粗糙直露，但我就是喜歡他的怒。他承認過在胡風事件、在文革的時候，都說過一些假話，傷害過一些人。但他敢於怒，也敢於承認自己的錯誤。因此我覺得不讀〈家．春．秋〉、〈霧．雨．電〉、〈寒夜〉、〈憇園〉、〈第四病室〉、〈隨想録〉才是損失。我也喜歡郁達夫的真，也喜歡沈從文的柔，也喜歡魯迅的冷峻。始終要作選擇，也要取捨。
我知道查良鏞先生有很多擁躉，金庸的小說在香港也真的有很多fans，在自己的朋友中也有不少。金庸在香港那一個獨特的時刻所作出的文學努力也值得肯定，成就更是毋庸置疑。他在六四事件以悲劇告終前，便決定退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作沉默的抗議，這一點也值得尊重。六七暴動的時候，他敢於與那些搞武鬥放炸彈的左仔筆戰；2003年時，董建華要制定23條，他也曾作出批評。
但他也再沒有高調就香港的回歸安排、基本法的落實、及香港的民主發展作過論說，這一點也可能有點可惜。可能這一條路正是由他加入草委會、成為政制小組港方召集人、提出「雙查方案」、高調為這個方案辯解、到最終選擇退出這一連串決定而鋪出來的路。
也可能真的是大俠不再，大俠老矣。更根本的原因，是在威權的眼皮底下，根本容不下任何俠客。因此，他雖然寫大俠，但他的志業不在成就大俠。在這一點，查良鏞先生無疑是很有智慧的。可能正是這種智慧，如果他真的說過新聞工作者要聽黨指揮，也是不會令人感到太意外的。
「俠客之行」可以被描繪得很浪漫，但就連武俠小說也不能把這說成是容易之事，更何況是現實人生，更何況是比武俠小說中的江湖凶險何止千百萬倍的現實政治？可能要求作家活出武俠小說人物中的俠氣是個太高的期望，這一點我還是能夠理解的。但我仍然是沒有打算重拾把金庸的小說從頭到尾閱讀一次的想法。
（編註：原文標題為「我讀大俠 我看大俠」，文章轉載自作者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