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後,看透中共的國學大師錢穆在香港新亞書院演講,倡導以發揚中國文化為教育之最高宗旨。(網絡圖片)
在史學領域頗有造詣,與陳寅恪、呂思勉、陳垣並稱「現代四大歷史學家」的錢穆,是另一位對共產黨有著清醒認識的民國大師。
1949年春,錢穆到廣州華僑大學任教。當時,很多知識分子在中共的蠱惑下,選擇了留在大陸,但錢穆卻決然前往香港。這又是為什麼呢?
大陸《財經》雜誌一篇文章提到他的回憶錄《師友雜憶》中曾記述了一則往事:
1949年中共軍隊越過天塹長江,開始向江南挺進,知識分子面臨去與留的兩難抉擇。以研治古典文學著名的錢基博先生的孿生兄長錢基成,勸錢穆留下來。錢穆問,君治古文辭,看軍隊渡江的那篇佈告,有無大度包容之氣象?基成先生不語。
那篇文告正出自毛澤東之手。錢穆從文告中讀出了世路英雄不能涵容萬有之氣,頗疑作為史學家的自己不能見容,所以轉赴香港去了,而錢基博則選擇了相信中共。兩人其後的命運自然是大相逕庭。錢穆在香港創立書院,桃李滿天下,錢基博心血所凝的著作手稿,卻在1959年的學界「拔白旗」運動中被大量焚毀,最終鬱鬱而亡。錢穆的洞察力令人嘆服。
在香港創辦新亞書院的錢穆,即公開在校刊撰文,直指「本書院創始,在一九四九年之秋,當時因有感於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刻意摧殘本國文化,故本書院特以發揚中國文化為教育之最高宗旨」,「在今日民主主義與極權鬥爭之下,中國青年在思想上應有正確的認識,以免誤入歧途,既誤其本身前途,亦遺害於國家民族以及世界和平」。
經過艱苦努力,新亞書院越辦越大,錢穆又創辦了新亞研究所。新亞書院及研究所培養了眾多人才。
對於錢穆這樣的大師,中共自然沒有忘記統戰。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中共派其老師呂思勉和其侄子錢偉長給他寫信,勸他回到大陸。錢穆在回信中說,他看見馮友蘭、朱光潛這兩位朋友,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當中被迫寫自我醜化的檢討,那樣做如同行屍走肉,喪失了人的尊嚴,這是他萬萬做不到的。他願效法明末朱舜水流寓日本傳播中國文化,希望在南國傳播中國文化之一脈。
同時,錢穆繼續著書立說,嚴厲批判中共政權種種倒行逆施之行徑。他在《中國思想史》中寫道:「此刻在中國蔓延猖獗的共產主義,最多將是一個有骨骼有血肉的行屍。……大陸政權正如一塊大石頭,在很高的山上滾下,越接近崩潰的時候,其力量越大……三面紅旗多恐怖,紅衛兵文化大革命多恐怖,下面還有更恐怖的事。」可見,他熱愛的是文化意義上的中國,而對毀滅文化、扭曲人性的中共政權絲毫不抱幻想。
1965年,錢穆卸任新亞書院校長,去馬來西亞講學。兩年後,73歲的錢穆定居臺北,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其後任中國文化學院歷史研究所教授、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六、七十年代,他在給臺灣各軍官學校做巡迴演講時,毫不客氣的抨擊中共對文化的摧殘。
1986年,錢穆在文章《新春看時局》中,依然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號」,因為這國號代表「從此以下,中國不由中國人自己領導,需改由非中國人如馬恩列史來領導」;他更直言,此國號與共產主義不除,兩岸不能談統一。
1990年,錢穆去世,享年96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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