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家的鄉村女人們(圖)

越來越多的農村女性外出打工（圖片來源：STR/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1年10月8日訊】女性如今是許多鄉村家庭的經濟頂樑柱。她們遠赴城市，填平家中負債，賺錢幫補家中生計。相比於只能提供體力勞動的丈夫，她們更受城市的歡迎，這一變化，提升著她們在鄉村家庭裡的地位和話事權。

1、成為頂樑柱

只要收到工資，周文芳就會立刻轉走大部分錢。

周文芳不喜歡欠別人的感覺。每月1號是46歲的周文芳開工資的日子。她收了條簡訊，顯示7千元工資進賬，第一時間撥了5千元出去還債。小兒子結婚時籌彩禮錢，還欠20餘萬元借款待還，目前周文芳每月從工資裡撥出的5千元是所有還款的來源。每月債務消失一部分的這個感覺，她一刻也不想等。

今年是周文芳從山西老家來到北京的第8個年頭。眼下，她在一戶僱主家做育兒嫂，每天從清晨6點半開始工作，晚上9點多結束，大部分工作圍繞著僱主家剛出生70多天的二孩和上幼兒園的大寶：帶娃看管、準備吃食、接送上課，等等。今年僱主家多了個新生兒，每天的工作因而變得更加緊張瑣碎。但也因為新生兒降臨這個家，周文芳的工資從每個月六千五百元漲到了七千元。

周文芳的丈夫原本在內蒙古幹工程隊。前兩年，周文芳在山西老家的婆婆年紀大了，身體有些病痛，她的丈夫就辭去內蒙古工程隊的活兒，回到山西老家照料老母親。現在，男人在家附近找了一份大車司機的工作，每個月的活計不穩定，時而出去跑，時而在家裡等待。當初辦下這輛車的車貸有60餘萬，周文芳男人和一個同鄉老漢一起養一輛車，車貸攤在兩人身上，每人每月一萬塊。因此，周文芳的丈夫掙了錢優先還了貸款，每月其實攢不下什麼錢，只夠自己週轉。

最近幾個月，疫情緊張，許多線路都不能跑了，丈夫只得留在家裡等活兒。以前他在外面漂習慣了，如今在家裡等待，周文芳覺得他變得：「看這個不順眼，看那個也不順眼。」她把丈夫的焦慮看在眼裡，但也想不出太好的辦法幫丈夫紓解：「形勢不好也沒辦法。」

周文芳每個月7千元的固定收入穩住了這個家——有了這筆錢才能保障「還款進度條」穩定推進。再扣去生活費，餘下的錢就看情況補貼給老家的公婆、子女和丈夫。妻子離家，留守家中的丈夫也擔起了家裡的家務。「他以前連廚房是什麼樣都沒見過，」周文芳打趣道，「後來我來了北京他回了老家，一個人的時候沒辦法就也慢慢學會做菜了。」有一次，周文芳的婆婆外出去看親戚，家裡沒有人做飯了。看著不會做飯的小兒子和有身孕的兒媳，周文芳的丈夫只能自己下廚給家人準備食物。

在周文芳的山西老家，從前男人外出打工，女人留在老家照料。現在，與她同齡的女人大多來到城市務工，收入成為家中主要經濟來源。與此同時，另一種「巧合」是，男人中許多人的在外漂泊到了四十五歲上下時，會選擇回到家鄉：照顧老人、家事、子女和田地。

桑柳中秋節沒有回家，和幾個夥伴一起去爬了香山。北京今年的秋天多雨，天涼得更早一點。前幾天剛下過雨，山路鬆軟不好落腳，但登高後的清澈空氣讓桑柳感到十分自由。

桑柳是貴州遵義人，家鄉多山，自己也喜歡到各處的山林裡感受自然，丈夫許七是重慶人，嫁過去之後，桑秋跟著丈夫把他家周邊的山都登了一遍。2012年，她和丈夫一起來到北京務工，而現在丈夫回到了重慶，在一家房地產公司做保安，自己則在北京一家醫院的飯堂工作。

準備返程的時候已經傍晚四五點鐘，許七打過來一個電話，知道她和朋友在香山後，便囑咐桑柳「中秋節了，和姐妹一起吃頓好的飯菜」，桑柳應了聲之後就挂斷了電話。自從夫妻二人分隔兩地，桑柳覺得丈夫對自己的「囑咐」變得更頻繁了：「北京要降溫啦，你得注意添衣」「最近哪裡哪裡又有疫情了，出入都記得戴口罩」，等等。

但桑柳仍然對丈夫的工作選擇感到有些無奈，「他在家鄉的那個工作已經好長一段時間沒有開過工資了」，現在則是她承擔起補貼家鄉老人和自己兒子日常花銷的任務。

在城市中掙到的錢會迅速被女人們安排上其他用途：兒子的首付、結婚的彩禮、女兒的嫁妝、老人們的醫藥費、老家的債務、日常的貼補等等，鮮少有花費在自己身上的開支。

「我能花什麼錢，每個月4天休息，就車費、飯錢，一個月也沒幾百」，周文芳身量不高，穿戴整潔，說到工作與掙錢時的神采像一塊計算精密、打磨完美的軸承，在機器的運作中，不斷承接住上下左右的相互作用力，流暢的、飛速地旋轉，關鍵又穩妥地完成一次又一次家庭作業，卻還不到停下來檢修的時刻。

2、出走

光景回到2004年，黃土高原黃土依舊。

周文芳一家生活的村莊裡，年輕男人們大都外出打工，女人們則留在村裡料理家事。當時她丈夫到內蒙古的建築隊工作，開鏟車，跟工程，每個月能掙兩千多元。周文芳留在家照顧一雙年幼的兒女，也養一些雞、兔，種一些菜補貼家用。

周文芳記得那是一段忙碌的日子：早上五點半起來餵雞，然後給孩子們做飯，然後到田裡幹活。中午十一點回家，餵雞、收雞蛋，午飯過後帶著兩個孩子到田地裡幹活，傍晚回來繼續給孩子們做飯然後哄他們睡覺。

就這樣過了幾年之後，孩子們臨近小學畢業，周文芳和丈夫準備在老家蓋座新房，前前後後總共需要將近二十萬元。她算了算手頭的積蓄，賣雞攢下了六萬多，地裡的收成也攢下了六萬多，就向別人借了八九萬元借款。

可是光靠丈夫一個人還錢要還到什麼時候呢？周文芳想：「我不想欠別人的錢。」為此著急得不行。

農鄉男性進城務工的工作選擇並不算多，或是像周文芳丈夫在建築工程隊裡做工，或者來到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多從事快遞員、外賣員等高體力勞動的工作。外出務工的男人們步入四十五歲之後，工作空間會逐年被年齡增長壓縮。繼續留在城市的男人一般會從高體力付出、高回報的崗位上退下來，從事保安、後廚洗碗工等類型的工作。

相較而言，城市留給女性勞動者的空間則是另一番景象。根據《2018年中國家政服務行業發展報告》內容顯示，受二孩政策、人口老齡化等因素的影響，一線城市中對於家政服務等「女性」特質明顯的工作需求量持續增長，收入也更可觀一些。

周文芳那時候有幾個同鄉的姊妹外出到城市打工，其中一個來到了北京做家政工，每個月就能拿到三千元左右，這著實比起在田裡更有「賺頭」，只要省吃儉用，加上丈夫在工程隊的收入，一家人很快就能把借款還清，周文芳心動了。

於是她決定也要出來，到北京務工。她不放心兩個孩子，考慮到他們都上了初中，能理解母親所做的決定，最後周文芳咬了咬牙出來了。雖然孩子們理解母親的決定，感情上仍然不捨得與母親分開，他們和母親說，每次分開都數著日子盼著她回來。

「最開始的時候我就也和小孩似的，到了買票要離開的時候就開始數日子‘還有多少天可以回來’，心裏就不是滋味，捨不得，」周文芳回憶，「但就這樣生活，你就沒辦法。」2013年的九月初，孩子們剛剛開學，周文芳坐了一夜火車來到了北京。

桑柳獨自赴北京務工，也是為了全家生計。第一次到北京務工，桑柳和丈夫許七結伴而行。許七比桑柳年長八歲，在一個工地建築隊做木匠，每年的薪酬佔家庭收入的大頭；桑柳則在一家醫院的洗衣房工作，每個月三千元工資，正好足夠夫妻倆和老家的瑣碎開銷，這樣也慢慢攢下了一筆錢在遵義買了房子。

一直到兒子讀高中那年，夫婦倆決定回到老家。一是為了照顧孩子高考前關鍵三年，二是丈夫許七的父母年過八旬，身為人子，許七覺得自己應當回到父母身邊照顧。於是2017年，他們從北京回到了老家重慶。

從北京回到老家，桑柳很難適應。她在兒子學校附近找了一家超市工作，月收入從月薪3000元降到月薪1800元，假期也從每月4天降至每月兩天。許七在老家一家藥店找了工作，但入職體檢時檢查出慢性病，無法入職，也不能再像以前一樣做重體力勞動。最後，他在侄女幫助下，在老家一個房地產公司找了份保安的工作。

直到現在，桑柳提起丈夫的工作時依舊能捕捉到一絲賭氣的情緒。她起初覺得丈夫的這個病症只要好好注意身體指標，也並不會影響他去找一份工資再稍微高點的工作，不理解他為什麼就情願留在那裡呢？

上有老人，下有孩子，每月家庭花銷比之前只增不減，每個月1800元的工資顯然不足夠桑柳開支。於是在收到北京工友發來的招聘消息之後，桑柳在2018年的春天又回到了北京。

坐上返程火車的那天是農曆四月初一，南風吹過，天氣逐漸暖和起來。那天是她的生日，她也是在上了火車之後，收到了家鄉姐姐的問候信息才反應過來。

從重慶到北京那班火車要開18個小時，桑柳在火車上過了37歲的生日。沒什麼可慶祝的，就吃了一碗方便麵。

桑柳成了一家老小的穩定經濟源，每個月工資漲到了五千左右，除了繳保險的錢之外，還要預備出補貼給老人和孩子的生活費。下學期開學之後，孩子大學的學費也是由桑柳繳納的，他的專業是科技金融，今年放假回來該買電腦了，桑柳開始著手把這筆錢給孩子準備出來。

「去年我婆婆藉機暗示我‘許七現在生活費都沒有了，是問他哥哥借的’，然後我就說’該給您老人和孩子的錢我都會給，但他我不想管，讓他自己想辦法吧。」

3、角色變換

在桑柳和許七的家中，發生了一種角色變化。妻子擔起養家的責任，而丈夫許七則負責守家。

桑柳覺得丈夫是個貼心的人。以前，這種貼心是在外面扛事兒。第一次一起到北京打拼，許七有一次晚上騎電動車回家不小心撞到了樹上，怕桑柳知道了擔心，就瞞著沒有告訴。後來房東看到了那車撞得厲害問起來，許七才說了實情。丈夫個性老實沉默待人熨貼，這讓桑柳感到安心。

現在丈夫回到老家，自己則留在北京，雖然不比從前兩個人相互扶持，但桑柳也想通了：「雖然他那個工作工資不穩定，但好歹保險都給交著，每個月還有4天假期可以回家照顧照顧公婆，我也就不想是不是要讓他換個工作這回事兒了，保重身體最重要。」

今年5月20日，桑柳收到了許七的「520」元轉賬。她知道丈夫的經濟情況，心裏生了疑惑：「怎麼有餘錢來應年輕人的節日呢？」問過後才知道，是兒子給許七發了520元，讓父親把錢轉給母親，他對父親說：「你都不給媽花點錢，把這個轉發給媽媽。」之後，桑柳收到了兒子的另一份轉賬。

「那時候他打暑假工還不滿一個月，只拿了不到1800元工資，就把1000多塊花在了我們身上。」桑柳說。今年5月，桑柳的兒子小許來到北京做暑期工。原本計畫和其他同學一起去別的城市，但桑柳在北京，想讓孩子過來身邊，兒子接受了母親的建議。

桑柳說，兒子從小就很懂事，雖然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就和他們分開，由爺爺奶奶照料，但他們每週都會通電話，好在小許沒有和其他年紀相彷的叛逆少年一樣肆無忌憚發泄青春，也從不會和爸爸媽媽表達過多讓他們擔心的情緒，只是偶爾會在電話那頭問桑柳：「你們什麼時候回來。」

以前在孩子眼裡，父親的形象總是嚴肅的、有力的。但凡事沒有「永久」一說。後來許七回到了重慶老家，小許長到了懂事的年紀，大概也察覺到了父親經濟情況的變化，並決心為此做些什麼。8月底，做暑期工的最後一個月，他因為新學期開學的事情提前離職，沒有做滿一個整月，拿到了1900元工資。他把這其中的1400元都貼補給了爸爸，只剩下了500元去買自己計畫買的東西。桑柳為此有些吃味，心裏卻也十分動容：「兒子是個孝順的孩子，是知道誰更需要這筆錢的。」

回到家後，丈夫的體貼換了一種方式。周文芳的丈夫剛回到老家時，準備考大車駕駛證，學費、考試費七七八八加起來要1萬多塊，也是周文芳出了這筆錢。後面在考試中，丈夫一次性拿到了駕照，他對周文芳說：「你看，一次就過了，我也能對得起你。」跑運輸每月的收入也不穩定，老家裡裡外外都是由周文芳出錢打理的，丈夫也明白，他和周文芳說：「這幾年辛苦你了。」但周文芳私下覺得，一對夫妻間，怎麼談得清楚誰辛苦誰不辛苦呢。

留在城市，桑柳基本上每個週六都能收到丈夫許七發來的消息，有的時候提醒她天氣，有的時候提醒她注意疫情，有時候只是單純想告訴妻子自己在做什麼。桑柳覺得時間這樣慢慢過，兩個人都過成了親情。自己留在北京工作，許七也比以前要更在乎自己了，他在手機上看到什麼有趣的會分享過來，而桑柳也會偶爾分享，比如說晚上散步時看到的某一輪又圓又好的月亮。

在城市中生活，比起日常瑣碎的工作，周文芳覺得每個月4天休息的時候更累，心裏累，因為不知道自己要去哪裡。早些年的時候，周文芳會和老鄉到附近的公園坐一坐，兩個人就在那凳子上坐一天，聊一會兒，瞇一會兒，再看看公園裡的其他人，一天也就過去了。後來知道了在北京也有一些公益的社工中心，這才有了休息日的合理去處。

桑柳以前確實也會覺得孤獨，但孤獨有孤獨的好處：「偶爾不需要在意別人的想法，也挺舒服的。」休息的時候，她吃碗羊肉泡饃或是一碗米線，然後坐上門口的任意一輛公交車。不看站點，只記方向，到終點站之後再乘其他的公交車回到住的地方。「我不會在別的地方下車，我就要看到終點站。」這是屬於她的城市冒險。

桑柳和丈夫關係的變化，也發生在越來越多外出務工家庭。女人們留在城市做工，為老家輸送更可觀的報酬，成為著家庭的主要經濟來源。

母親們外出務工，對於孩子們來講是一種成長缺位。為了彌補這種遺憾，她們只能在城市裡更加努力地掙錢，用豐厚的存款為子女們的未來做好鋪墊，她們的丈夫卻需要回到家鄉，主持家中事務。

4、掙錢的家

駐留城市的時間實在是太長了，所以有時候周文芳覺得北京變成了她「掙錢的家」。家鄉反而變成了「旅店」。每年，她們一般只有國慶和過年那幾天才能短暫回到家鄉，等僱主們上班了就要回來繼續工作。「在這裡掙錢，但是只能掙不能花，」周文芳說，「在這裡也花不動，我們掙到的錢（在這裡消費）感覺還是太少了。」

她們掙到的錢，被妥善地分派了不同的任務。一定有一部分錢會被存起來養老：「指望小孩子，他們那時候都要顧自己的兒女了。自己還是要掙自己的養老錢，最起碼手上要有幾萬塊才行。」但留給自己養老的錢總是被排在種種事項中的最後一項。

一般情況下，來京的女工們都會在週六休息。這週六，位於望京社區的鴻雁社工中心活動室，四五位女工們正互相刮痧、閒聊著。

話題可能是關於丈夫的、關於兒女的、關於上戶下戶的、關於攢錢還錢的。她們中年紀大一些的有五十多歲，年紀稍小一點的也四十多歲。聊到攢錢這回事，房間的氣氛開始熱鬧起來。

「你說現在，我們除了攢自己養老的錢，還要給孫子攢錢。」

「還得給父母，上有老下有小，沒有錢可不行。」另一個女工補充道。

「（我們）不管誰合適呢？」

「我今年給爸媽都八千了，給孫子也好幾千了。」

「我這，今年已經給老家一萬了。」

「要是現在說不打工就不打工了，家裡人都等著呢。」

「你只有自己有大把大把的錢，才能去市場，買一百多的東西說買就買。」

她們彼此家鄉的境況相似。在老家，四十歲以上的女人能出來打工的基本都開始到城市打工，「種地多難掙錢，我們那年頭準備來年的種子都要靠賒的，哪能和出來打工比呢。」

橫向對比看，如果說五十歲的男人和女人都留在城市打工，同樣是一個月，女性做家政的工作能掙五千以上，男性大多做保安之類的工作，到手三四千塊錢，加上食宿開銷，實在是留不下錢，還不如早點回到老家照顧家事。

而當男人回到老家，女人外出務工時，對於他們來講「做飯」自然成了一門必修的手藝。一位阿姨回憶自己丈夫的口糧之路：「從一開始啥都不會，到現在他這做飯也算是學會了。早先的時候他就只知道買麵條啊、買饅頭呀，全是買的，可是又不好吃，慢慢地自己就會下廚房了。」

她們說著笑著，彷彿剛才講的苦累一下子被明亮的笑聲打散，過去就過去了。

手中的黑色刮痧板在平緩的背脊來回刮動，一道道暗紅色的痕跡開始透過皮膚顯露出來，阿姨們說這都是平時埋頭幹活、冷熱交替留在體內的淤滯，定期多刮一刮，身體就會變得更好。

那天周文芳由於僱主突然有事無法照顧小孩，便只得留在家中工作，不能在週六同認識的姐妹一起來到社工中心。晚上八點多，她終於得空下小區走走，和我聊聊。

北京的秋夜十分涼爽，前幾天剛下過雨，街邊有不少人在散步。前些天丈夫同她講，山西老家的一位嫂子今年五十多歲，孫子被兒媳接到城裡上幼兒園了，就打算過段時間料理完地裡的玉米，也過來北京打工：「不種地了，她忙完秋收，就也打算過來了。」

她說最近形勢好一點，丈夫又開始出去跑運輸了。我問她有沒有想過要什麼時候回到家鄉，她卻覺得自己還是需要出來掙錢，因為後面用錢的事情很多很多。

「再過幾年，或者我也想著北京什麼時候不需要我了，我就回去。」地上鋪了一層泛黃的落葉，她走得很慢很慢。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