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是周恩來一生中最後和最凶狠的敵人(圖)

歷史學家們多認為，江青是周恩來一生中最後和最凶狠的敵人。（網絡圖片）

歷史學家們多認為，江青是周恩來一生中最後和最凶狠的敵人。周去世前，他和以江青為首的文革派之間的矛盾，已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甚至到他死後，這一矛盾還在繼續升級。江青在周的遺體前衣領露出紅毛衣、拒不脫帽，指使御用文人在報紙上含沙射影對周進行攻擊，大有鞭屍之勢。被評為「荒誕手法集大成者」的中國歷史作家趙無眠在其著作《真假周恩來》中，對江青與周恩來的歷史淵源做出深刻探析。

周恩來屬於哪一派系

中共黨內派系複雜，每時期都有所不同，依各人的出身、經歷、背景和利益，乃至性格、觀點、思維方式的差異所決定，常常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不斷分化和組合。康生原屬王明的留蘇派，或稱王明（共產）國際派，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與王明同樣回國，一口一個「我們的領袖」以稱王明，後來看看風向不對，反戈一擊，投到毛澤東的麾下，一直到死，都是堅定的忠毛派。張聞天早先也是國際派，王明統治時期進入中央高層，派到中央蘇區政府任職，以擎肘毛澤東，不料反為毛說動聯合王稼祥在長征途中策劃「擔架政變」，對遵義會議一舉奪得博古、李德的指揮權，成為毛的骨幹，對抗王明；不料大躍進時代附和彭德懷的「萬言書」，又被打成反黨「軍事俱樂部」的主要成員。

周恩來早年到法國勤工儉學，組織少年共產黨，可稱作「旅歐派」。同屬這一派的有蔡和森、李富春、聶榮臻、陳毅、鄧小平、王若飛等，還可以算上在德國由他發展入黨的朱德，都是第一代共產黨的重量級人物。歸國後，出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積極培植軍校的中共勢力，形成日後足以與國軍黃埔出身的將領抗衡的另一支黃埔系。國共分裂，他領導發動南昌暴動，創建了第一支共產黨武裝，參加暴動的朱德、賀龍等一大批將領日後成了事實上的「暴動派」。主持中央工作期間，他組成建立了嚴密的城市地下黨體系，所謂「白區派」，包括執行暗殺任務和打入敵人內部的一整套特工、情報系統。進入中央蘇區，他又成了「蘇區派」，直到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成為毛派的一員主角。

最後都成了「毛派」

毛澤東取得黨內最高權利，先後遇到張國燾、王明、彭德懷、劉少奇、林彪等人的挑戰，每一次周恩來都無條件地站在毛一邊，可以說是最堅定的毛派。這也是他屹立黨內數十年不倒的主要原因。還有一個原因，是他在黨政軍特諸系統內廣有人脈，別人都不能輕易動他，連毛澤東都不敢對他下手。當然前提還是周為堅定的毛派，如果稍有異心，以毛的一慣好強的性格和勇於啃硬骨頭的精神，無論付出多多大的代價也會放手一搏的——也就是，沒有什麼敢不敢的。

中共黨內，除了早期錯誤路線的主要代表如李立三、王明、博古、張國燾等少數人物外，其他高級領導人，後來都成了「毛派」，統歸於毛的領導之下。就算是上面那幾位代表人物，也都迫於形式不同程度地俯首稱臣，只是終於不被接納和重用罷了。李立三、王明一直擔任中央委員，博古如果不死，張國燾如果不逃走，中央委員總歸是有的做的。不過他們是作為錯誤路線的代表留下來的，永遠也成不了毛派。

站在毛澤東一邊，旗幟鮮明的擁護毛澤東：他的思想、他的路線、他的戰略、他的領導權，反對他的敵人，就可以稱為「毛派」。在毛澤東黨內權利穩固之後，幾乎再也沒有非毛派公開存在和活動的空間，這是不言而喻的。大家都擁護毛澤東，齊聲高呼萬歲，統一思想，統一步調、統一行動，誰敢跳出來反毛，無異於以卵擊石。

但是擁護仍然有程度和方式的不同。有人是公開擁護，私下反對，如彭真；有人是這一陣子擁護，過一陣子反對，如林彪；有人是不反對，擁護也不踴躍，如陳雲；有人擁護是擁護，反對敵人卻不積極，如朱德；有人是擁護你的領導，反對你的某些錯誤，如彭德懷；有人是擁護你本人，反對你手下的另一些人，如高崗；有人是一心想擁護，另外卻還經營一塊自留地，如文革前的劉少奇；有人是抽象地擁護，具體地反對，如文革中復出的鄧小平。只有無論何時何地，在何種情況下，都自覺自願地堅決擁護毛澤東，反對、聲討和迫害他的敵人，才可算作真正的毛派。從這個意義上說，周恩來是最當之無愧的，他甚至不惜反對和迫害被當作敵人的自己。

歷史上擁毛最力的人物

劉少奇、林彪是歷史上擁毛最力的人物，地位由此一升再升，直至進入中央最高層，僅次於毛。劉少奇提出毛澤東思想為全黨的指導思想，林彪提出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最後都從毛派淪為毛的敵人。他們是不同時期毛派的代表，犯的卻是同一個錯誤——在「毛派」這一大的體系之下，逐漸形成了另一個不以忠毛為主旨的派系，危害了毛的權威和地位。

並不是說毛派內部決不允許再割分為派。毛澤東名言：「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既然整個共產黨都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既然黨內中允許公開存在一個擁毛的大派，那麼在毛派的內部，不斷地組合、割分、形成各種派系，也就十分自然了。如若不是這樣，反倒「千奇百怪」。有趣的是，反對毛澤東的人也必須打著擁毛的旗號，所謂「打著紅旗反紅旗」，否則一天也活不下去。劉少奇派工作組到大學指導運動，打的就是擁毛的旗號，後來經毛出面反對，人們才知道這是「資產階級路線」，是反毛澤東的。林彪指使陳伯達鼓吹「天才論」，要求反國家主席，打的就是擁毛的旗號，故而許多人受騙上當，跟著大表忠心，毛澤東又一次出面反對，人們又才知道是「唯心主義先驗論」，是篡黨奪權的需要。

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親手發動和部署的。由於劉少奇一派發展壯大，自成體系，盤根錯節，其勢足以與毛澤東分庭抗禮，毛在黨內已是相當孤立。大夥兒雖然都尊敬他，維繫著一片「擁毛」的虛假氛圍，卻多半是敬而遠之，他的話已不大管用了。尤其在北京，天子腳下，竟形成了一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在討論是否進行一場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毛的提議險些沒有通過。當時是三票對三票，劉少奇、陳雲、鄧小平反對，毛澤東、周恩來、林彪贊成。毛澤東事後找也是常委的朱德勸說，朱德一句「我聽潤之的」，遂使文革的發動成為定局。

周恩來也是響噹噹的文革派

朱德年紀大，位高而職閑，已不大關心政事。林彪體弱多病，一直處於半休狀態。他以為軍功和對毛的忠心被大升為黨中央副主席自足，毛為了加強在黨內高層的說話的影響力，並掌控軍隊的一個重要部署。那時的林彪，尚無野心，也沒有積極參政的興趣和衝動，完全是一顆聽話的棋子，毛主席叫幹啥就幹啥，叫怎樣幹就怎樣幹。毛在七大常委會的陣營中，真正能夠對黨政軍各方起到作用的，只有一個周恩來。

可見，把周恩來割出「文革派」之外，實在是天大的冤枉。

以彭真為首的「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組」被以陳伯達為首的「中央文革」取代後，一批文革新貴崛起。其中權勢最大、後臺最硬、能量最大的當然是江青。她在中央文革職位是副組長，卻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直到劉少奇被徹底打倒，中共九大會議上，才被選為政治局委員，自此再也未能越過這一位置。她雖然有「毛澤東夫人」的特殊身份，見官大三級，畢竟不是毛澤東本人，所得到的只是表面的遵從與禮遇。要在一個個手握國家重器、功高位顯的文臣武將中贏得實際的發言權和影響力，非得聯合其他勢力不可。這些勢力有：陳伯達的「秘書派」，旗下大將包括王力、關鋒、戚本禹等人。他們都是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出身，曾直接與聞黨的最高決策和機密，參與中央重要文件的炮製，上達天聽，下傳旨意，又年輕氣盛，能說會道，個個都是好竹竿子，沒有長期戰爭年代形成的複雜關係和背景，更有恃才自傲、想出人頭地的雄心與慾望，是天生的文革闖將。

林彪的「軍隊派」，旗下有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及林彪的妻子葉群。這些人掌握著中央軍委的總參、總後的實力，控制了大部分軍區、部分海軍和幾乎全部的空軍。文革初期，黃、吳、李、邱都一度受到衝擊、批判，經老首長林彪解救，才重獲權利並逐漸結為死黨，九大會上全部選為政治局委員，是倒劉戰役中最大的贏家然而也輸得最快和最慘。文革之初，林、江合作，雙方親親密密各懷鬼胎，有過一段配合默契、你唱我合的蜜月期，在「九大」後出現矛盾。

不管是誰當權 都少不了周恩來

康生的特工系統和謝富治的公安系統。康生自投靠毛澤東以後，察言觀色，忠心事主，而倍受寵幸。此人陰險狡詐，城府極深，有「黨的理論家」、「堅強的反修戰士」、「中國的捷爾任斯基」之稱。連天不怕地不怕的江青都要敬他三分，尊他為「康老」。謝富治當然不能和康老比，但他執掌公安部，是蒐集對手罪證、迫害異己的直接幫手。

柯慶施的「上海派」。柯慶施是堅定的毛派。善於揣摩毛的意圖、思想，也迎合其政治需要，號稱「毛主席的好學生」。上海在他的極左風格長期經營下，終於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基地。可惜他未能看到這一天，在文革前夕病逝於四川。他的心腹，原政治秘書、後提拔為市委文教書記的張春橋，是他留給江青的一筆最重要的政治遺產。張春橋又一手推薦、培養和提拔了文學批評家姚文元，張、姚二人雙雙進入中央文革小組，成為江青的私人力量。江青也因而成了「上海派」的領袖。林彪垮臺後，又拉進一個毛澤東親自選定的接班人王洪文，組成四人幫。

除了柯慶施，還有一位來自地方的「毛主席的好學生」，那就是原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陶鑄在文革初調到北京，不久升為政治局常委，僅次於毛、林、周而位居第四位。他主管宣傳，主持大部分的中央日常工作，又兼任中央文革小組顧問，一度也是江青拉攏、聯合的對象。如果他肯合作，也將是文革派的主要成員，事實上已差不多是了。不料此公不識抬舉，不服江青的指手畫腳，經常頂她，結果被江青與陳伯達網路罪名，打成「中國最大的保皇派」，死於非命。

周恩來的「務實派」。周恩來的實力是最強的，根基也最深，他是江青必然要聯合的對象。毛澤東曾這樣評議他：「不管是誰當權，是我，是劉少奇，還是林彪，都少不了周恩來。」可以說，沒有周恩來的文革，和沒有毛澤東的文革，都是同樣不可想像的，沒有周恩來的鼎力支持與捧場，文革初期的江青，只有一條路：根本玩不轉。

毛澤東的大管家

周恩來對於江青，用他自己的話叫做：「我已經仁至義盡。」當年剛進入毛澤東的窯洞，引起高層各方非議，認為毛以黨的領袖之尊，將那經歷長征共同患難的妻子賀子珍趕走，炕頭尚溫，就公開與上海影星同居，成何體統？只有極少數人支持毛、江的結合，周恩來便是其中之一。另外還有康生，他提供來自特工系統的調查證明，江青在白區「表現清白」。他是山東諸城人，江青的老鄉，傳說在家鄉做少爺時代就和她「有一腿」，查無實證。他的支持除了老鄉情誼，主要是投毛所好，有向新主子表現忠誠的意思。另一個是賀龍。他揚言「堂堂主席，搞個把女人算什麼！」但真正有力支持者還是周恩來，正是他調和各方意見，力排眾議，鋪設堂火，畢竟成了他倆的好事。否則，便不會有日後權傾朝野的江青同志了。周恩來的出發點是否比康生、賀龍要高尚一些？看不出來，說來說去，總不脫逢迎之嫌。

在多年的媳婦熬成婆之前，江青與毛澤東經常發生爭吵、鬥氣。無非生活習慣的差異，雞毛蒜皮本是夫妻間難免的事。但雙方的個性都極強，鬧到各不相讓，江青便只得找周恩來哭訴，由他出面調解、勸說，讓毛澤東化怒氣為春風，讓江青破涕為笑。正如當初異口同聲地反對，中共中央機關從最高領導層到一般警衛、秘書，沒有幾個從心理承認和瞧得起這位夫人，只有周恩來對她待之以禮，不含半點歧視和輕蔑。這給心性敏感好強的江青以極大的精神慰籍，使她逐漸化解敵意環境帶來的傷痛，重新建立自己的形象和自尊、自信，終於等到二十年「約法」到期，一躍而登上中國的政治舞臺。一個人做一點好事並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周恩來在毛、江家庭關係上做好事，充當黏合劑與穩定劑的作用，絕不僅僅在延安時代，而是持續到建政以後，甚至文革期間。都說周恩來是毛澤東的「大管家」，管家管家，毛的家他不管誰管？

力助江青坐穩第一夫人交椅

一九四五年八月，毛澤東赴重慶談判，一首談笑古今、暗含王者之風的《沁園春･雪》，一身質樸揮灑的風度，折服了政治、文化界的眾多知名人物，以為寄託中國未來的希望所在，因而在其後三年的國共爭霸戰爭中，感情傾向多在共產黨一邊，形成國民黨大勢已去、無力回天的局面。毛澤東此行，周恩來功不可沒就不須細說了，單請他派專機從延安接江青來重慶「治療牙病」一節，就可知他的煞費苦心。這是江青首次以中共第一夫人的身份公開亮相，為了是這一身份合法化，周恩來在張治中的寓所為毛、江二人補辦了盛大婚禮，江青後來經歷了賀子珍回國、癌症、更年期、老年色衰等動搖「夫人」地位的重大危機；而每一次毛都終於放棄「廢后」的念頭，與周恩來當年安排的這一婚禮既成的影響不無關係。

一九四七年，賀子珍催女兒嬌嬌隨王稼祥夫婦從蘇聯回國，暫居哈爾濱。江青大為緊張。因為他曾接受的「約法三章」的第一章就是，「毛澤東、賀子珍的夫妻關係尚在，而沒有正式解除時，江青不能以毛澤東夫人自居。」毛、賀的「夫妻關係」，一直到死都「沒有正式解除」過。一九四八年冬，賀子珍的妹妹、毛澤東弟弟（毛澤覃）的遺孀賀怡找到毛澤東，鬧著要為姐姐討一個公道。毛讓步，同意賀子珍回身邊，說「還是按中國老傳統辦吧！」江青深感會要做「小老婆」甚至被休掉的威脅，又跑到周恩來那裡一頓哭訴。而周也再一次施以援手，以組織名義作出決定，不准賀子珍會面。

賀怡在哈爾濱接姐姐和侄女嬌嬌，乘火車走到山海關，被自稱「組織部來人」的兩個男子以開除黨籍相威脅，阻止他們到石家莊。結果，賀子珍被安排到了瀋陽，而由賀怡帶嬌嬌去見毛澤東。嬌嬌後來竟從江青的本姓改名為李敏，更確定江青的繼母地位。由於周恩來的悉心部署，賀子珍一直未有機會進京復辟。直到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期間，才由毛澤東另一弟弟（毛澤民）的遺孀的後夫、江西省省長方志純的秘密安排，將賀從上海接到山上與分別二十年的毛見了一面，也是最後一面。此時的賀子珍，已是一位滿頭華髮、容顏憔悴、語言遲鈍的老嫗，毫無吸引力可言了。連毛澤東也暗自驚詫：「她怎麼變成這般模樣？」

江青最信得過的大好人

這裡要補述一段的是，性情剛烈潑辣的賀怡，見到姐姐被棄、大伯子兼姐夫的家庭重組已成定局，心有不甘，於是想出最後一招，到江西尋找毛澤東與賀子珍所生的兒子毛岸紅。這是毛的第四子，小時活潑可愛，模樣酷似毛澤東。一九三四年中央紅軍撤離江西長征，年僅兩歲多的岸紅託給了留下打游擊的紅軍獨立師師長、毛澤東的弟弟毛澤覃。一次戰鬥中，岸紅被寄放在一個農民家裡，後來失去了聯繫，而毛澤覃也在瑞金紅林山區陣亡。江青無子，毛長大成人的兩個兒子，岸英死於抗美援朝戰爭，岸青患有精神病不堪擔當大任，賀怡深知這個可以找到的兒子對於恢復姐姐的名分的重要性，她又是唯一知道岸紅線索的人，於是一再深入江西農村尋找。誰知突然的一場車禍，賀怡死於非命。這唯一的線索就此中斷。這場車禍完全是意外，還是緣於某種周密的安排？有待新的史料證明。

周恩來的恩惠，江青當然不會無感於心。從她一進入中共最高層的生活，就把周恩來當作最可以信賴、最善解人意、最能排憂解難的好人。毛澤東說江青：「洪洞縣裡無好人。」其實不對，周恩來就是一個好人。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