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一年，全家福，因為警察不允許父親上街到照相館照相，全家在家門口照的相。（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母親已經去世31年了。現在我也很少夢見她，一般是幾個月甚至半年夢見一回，而且都沒有太深刻的印象。如果下次我再夢見她，我希望我能告訴她一句話：「媽，您的遺物我真的沒辦法保存，所以給處理了。」但是，你也知道，人在夢裡只有N分之一的意識在發揮作用，往往是該說的話、該幹的事情都沒說、沒做；不該說、不該幹的事情，卻是說了、做了。所以，下次我在夢裡與母親相見，我還是不能保證自己能把人間的實話告訴她。
1966年夏天，毛澤東搞紅色城市，他在天安門城樓上8次接見全國紅衛兵，每次上百萬，全加起來有1000多萬紅衛兵。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還把每次接見紅衛兵的瘋狂場面拍成了記錄片。紅衛兵成了超越法律的天兵天將，比日本憲兵還憲兵，比希特勒德國納粹黨衛隊還黨衛隊的組織。他們推翻了當時中共的各級政府和黨委，把國家主席劉少奇抓走，弄死。所以他們打了我媽幾夜，抄了我們的家，搶了我們家值錢的東西，簡直就不算一回事兒。所以，我們家沒有傳家寶。
1940年代，我父母結婚的時候，我父親家是沒落地主，很窮。我母親家是河北易縣東婁山村的地主，1937年，農民在黨的領導下，藉著八路軍楊成武部挺進敵後，建立根據地的風頭，就把我姥爺家搶光了。母親逃難到北京謀生，不是逃日本人，而是逃中國共產黨。她來到北京後，在日本人手下做事掙飯吃。自然她結婚娘家也沒有陪嫁。所以父親家裡可能是抵押了土地，才買了兩個很小的金戒指，吃了訂婚的酒席。日本投降後，父母都失業了，為了餬口，就忍痛賣掉了一個金戒指。另一個金戒指是抗美援朝之中，父親在黨的動員之下捐了出去，買飛機大炮跟剛幫助中國人打敗日本人的美國兵打仗了。父親這樣勸我母親交出金戒指：「我還想入黨呢。」1958年，河北省通州女子師範學校把父親郭篤民打成右派，開大會批判他，革命群眾也指出了這一點，說他捐獻金戒指，是「企圖收買共產黨」。倒是沒料到他還想打入共產黨內部。可見我父親、著名國畫家郭篤民真是十惡不赦！
紅衛兵把我家的箱子、櫃子都貼上了封條，我母親頂著被女紅衛兵鉸得像狗啃的頭髮，胸前還掛了一個大牌子，寫著「在押歷史反革命家屬王碧波」，帶著9歲的我往通縣火車站走，準備坐火車去涿縣老家西河村。兩個女紅衛兵聽說我母親去車站了，怕我母親帶走值錢的東西，騎著自行車追我們。在離通縣火車站幾百米的石子路上，追上了我們，搜查我們帶的一切物品。沒有查到值錢的東西。但是發現我母親帶的褥子縫著一個褥單，還是八成新的白布。就撕了下來，罵我母親不老實，生活腐化，褥子上還有另外的單子，不是只有一層布包著棉花。那個戴眼鏡的女紅衛兵，據說是通縣二中的，還抽了我媽兩個大嘴巴。這才放我們走了。
此前抄家的時候，膽小的三姐趕緊把家裡的老照片，父母年輕時的照片都撕碎了，用我母親的話說就是都撕成了「指甲蓋大小的碎片」。她特別心疼。所以，我也沒有母親年輕時的任何印象。她年輕的時候應該也是一個美女，但是我此生是無緣得見了。最年輕的印象也就是她40多歲時的樣子。我們那時候在北京通縣貢院胡同11號門房住，有一個臨街的窗戶。一起幹活的婦女經常來找母親上工，母親就和她們一起走了，六、七歲的我在母親出門後，就趕緊趴到窗臺上，看母親扭搭著、說笑著和同事一起走路上班的背影，覺得特別美。那時候，許多她那個年齡的女人是小腳，走路杵搭著兩條棍子一樣的腿，沒有美感。母親是一個特別堅強、開朗的人，就是丈夫被抓走勞動改造，家裡一下子沒有了一分錢收入，她帶著7個月大到10歲的4個孩子謀生，也沒有被共產黨打垮。還是那麼堅韌地樂觀地生活。但是，自從1966年8月，被打了幾夜，鉸了頭髮，轟到農村，我母親就一下子成了老太太。其實那年她也才47歲。
所以我們家是沒有傳家寶的。我結婚的時候，母親也不可能掏出一個祖傳的金戒指給兒媳婦戴上。這些都是別人家的傳說。
父母1942年結婚，50年代初，肅反，把我父親弄走一年審查、調查，但是沒有查到甚麼。他雖然在國民政府的警察學校幹過一年司書，大概就是文書、中尉，頂多算副連級，而根據共產黨的政策，正連級，或者上尉以上才算反革命，所以又把他放了回來。到1979年年底他被改正右派，回到通縣上班，結婚37年，夫妻一起生活的時間只有15年，其餘22年都是被共產黨抓走了。所以父親對家裡人的感情非常淡漠。而且，在老家河北省涿縣西河村當農民期間，村黨支部又把他摘掉的右派帽子換成了「歷史反革命」，繼續迫害壓榨他。在這期間縣城的孟某某和一個解放軍軍官拜他為師，學習國畫，他後來就經常住在孟家，就和孟某某的妹妹有了曖昧。所以1979年改正右派回到北京市通縣工作，但是1980年過年前就藉故離家出走，以後十幾個年都是在涿縣孟家度過的。我母親臨死前的幾年也沒見到他一面。
1985年我進入中國青年報群工部當記者、編輯，利用報社的影響，當年下半年迫使通縣教育局給了我父母一間半平房，但是還要把文革中，紅衛兵分給我們家的8.3平方米私房交給通縣教育局。這樣我們就搬進了通縣中山街161號。在那裡母親度過了生命的最後5年。這是她後半生住過的最好的房子，她不再是歷史反革命家屬，而是「報社記者的媽」，她感到非常自豪，她多麼願意再活幾年，多享受一下這樣的幸福生活啊。但是這裡的生活條件仍然很差，平房，地方又小，20多平方米，我們一家3口加上母親，4個人住，並不寬裕。教育局為了節約，把學校教室的舊門安在這幾間新蓋的房子上，教室的門很寬，一開門，屋子裡的熱氣更是跑了大半。上廁所要去街上，200米之外的公共廁所。1989年年底，母親去了街上的公共場所之後，就著了涼，得了感冒。她一生中得過4次肺病，還有石棉肺，所以這次感冒就引發了肺心病，從此一病不起，沒有公費醫療，只有不多的存款。一年之後，她不願意再拖累兒女，在家裡沒人的時候吃了很多治療咳嗽的藥，這個藥的副作用是導致胃出血，她就用這種方法自殺。1990年12月3日，她因病去世。其實她是被共產黨活活害死的！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