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輕信共產黨，最後就可能搭上身家性命。圖為「毛主席像章」。（圖片來源：Adobe Stock）
善良的人們總是過高地估計這些腐朽反動的力量，以為它們言而有信並且無所不能，結果無不上當吃虧。半個世紀無數的慘痛教訓人們，無論什麼人，什麼時候只要輕信共產黨，最後就可能搭上身家性命；1957年的右派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積極發言的都是對黨的政策毫不懷疑的人。
1968年5月，我在煤礦當掘進工。熱心的朋友向我推薦一種瓷製的「毛主席像章」，直徑約50厘米，厚度約1.5毫米，底色純白光潔，製作異常精美。5角錢一枚，一元錢三枚。我「請」了三枚，放置在用肥皂箱改裝並加鎖的「百寶箱」中。接著礦區發生了武鬥，我跟著礦上的「造反派」群眾，連夜逃到銅川市，第二天又乘車回到家鄉韓城縣。在逃離過程中，我的朋友，測量工高慶丙悄悄告訴我一個重要秘密：軍管組準備逮捕我。那時的中國，凶事雖然可卜，卻是無可逃遁的。儘管我自信並沒有犯什麼罪，卻準備迎接坐牢的厄運。
在家鄉的三個月中，惕惕然等待那致命的一擊。一直到8月中旬，已經成立了「革委會」的「煤炭部89工程處」，才派出了「紅色糾察連」一位姓鄭的「排長」，帶兩名「紅糾隊員」，在韓城縣造反組織一百多名武裝人員如臨大敵的配合下，對我實行了抓捕。先是背綁著吊在梁上打壞了黨的兩根棍子，坐實了「現行反革命」罪行；「牛棚」關押了一年多，直到1970年2月16日，我作為「一打三反運動」的第一批祭刀者，被列入「死刑」名單，實行了公開逮捕。在這期間，那三枚「毛主席像章」一直安睡在我那用肥皂箱改裝並加鎖的「百寶箱」中。
在上帝的保佑下，我沒有「爭取」到槍斃指標。1971年1月23日，我被押上公判大會，宣布「現行反革命罪」，判處20年徒刑。
和我一個監號的寇志德問我：「你判了20年，為什麼看起來一點也不悲觀？」我回答說：「能活下來就是勝利。關我20年，是他們的意志。不過形勢的變化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我相信最多坐10年。」
但在檢看「百寶箱」時，卻不由一股涼氣直衝脊梁：原來我那三枚瓷製「毛主席像章」，有一只被壓成了兩半。那時損壞毛主席像章絕對意味著禍事臨頭。王石凹煤礦的採煤工寇金柱，就因為不小心「污染」了毛主席石膏像，無法處理，半夜無人時偷偷用鐵錘把它砸個粉碎，當垃圾埋掉，被判了15年徒刑。類似的悲劇時常發生，以致毛主席石膏像被許多老百姓視為「定時炸彈」。如果我「損壞」毛主席像章的事情暴露了，已有20年刑期墊底，罪上加罪，還有我活的路嗎？我的心情非常緊張，悄悄問寇志德該怎麼辦？
寇志德是一個二十三、四歲的年輕人，原籍西安市，因為「綹竊」罪被勞教三年，期滿後在崔家溝勞改礦「就業」。「就業」是二等犯人，名義上有公民權，實際上除了暫時的「生存權」，什麼自由權和公民權也沒有。他是一個星期前關進「號子」的，顯然是準備好的判刑「材料」。當我悄悄問他是什麼案情時，他小聲說：「我的案子不敢承認，要承認了就沒有命了。」原來「一打三反」開始後，勞改礦意圖「挖出」一個「反革命集團」，剝奪他們暫時的生存權，以迎合中央文件「殺一小批」的需要。他們礦上有一個姓汪的西北大學的數學教授，1957年打成右派，勞教期滿後也在礦上「就業」。因為和寇志德同住一個宿舍，兩個人談得來，關係也好，就有人檢舉：一個小偷和一個右派經常在一起，豈能沒有反革命活動？於是隔離審查，攻心批鬥，刑訊逼供。最後汪教授支持不住，招供他和寇志德組織了一個「反革命集團」，汪任「主席」，寇任「政委」。但寇志德怎麼也不承認，百般用刑，就是一口咬定「沒有」兩字。戴了一年手銬腳鐐，進來時，手腕和腳腕處磨破的傷痕宛然。由於寇志德堅決不承認，無法定案。最後，寇志德以過去的小偷論罪，判刑三年；汪教授因查無實據，免於處分。寇志德熬受非人的皮肉之苦，不但救了自己，更「救了」汪教授。
寇志德圓圓的臉，顯得頗為單純，而且善摔跤，會武術。我倆相處雖然只有一個星期，彼此都有好感，有一種說不出的信任，所以我才把自己面臨的難題告訴他。
寇志德小聲說：「你把那東西給我，連同另外兩個。」
晚上放風時，寇志德「大便」了很長時間，最後才回到「號子」。監號的門鎖上後，他對我說：「都處理完了。」我急忙問是怎麼「處理」的？他說：「我把三個像章在手裡揉碎，全扔到屎坑裡了。」
我舒了一口氣！原來事情這麼簡單，而且這麼牢靠，事前我卻發愁得不知如何是好。
不由得想起了一句「毛主席語錄」：「許多所謂的知識份子，其實是比較地最無知識的。」這話對於我和汪教授，確實有幾分道理。知識份子太單純、太天真、太輕信，太沒有對敵鬥爭觀念：人家早已把我們當作敵人，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我們卻總是用最善良的態度對待人家，信之惟恐不堅。後來我在監獄中見到許多犯了「反革命罪」的知識份子，說起真實情況，捶胸頓足，原來大都是自誣的「反革命」。最一般的想法是：「我承認了自己沒有的事情，而黨是偉大、英明、正確的，不冤枉一個好人，難道黨竟會把假的當成真的？」但寇志德不信這個邪，死不承認。如果他承認了和汪教授的「反革命集團」，實無異以身飼虎，兩個人的命早沒了。「專案組」經常恐嚇人的話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黨是無所不知的。」即如這三枚「毛主席像章」，寇志德把它揉碎扔進屎坑，這個「案子」，集全黨之力也不可能湊足「物證」。如果現在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有我這篇文章「作證」，只要寇志德堅持不承認，仍然定不了案。那些專門製造冤假錯案損人不利己的傢伙，實際上並沒有多少能耐。善良的人們總是過高地估計這些腐朽反動的力量，以為它們言而有信並且無所不能，結果無不上當吃虧。半個世紀無數的慘痛教訓人們，無論什麼人，什麼時候只要輕信共產黨，最後就可能搭上身家性命；1957年的右派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積極發言的都是對黨的政策毫不懷疑的人。反而是那些對黨的政策始終不信，像寇志德這樣的人，絕不自投羅網，反而能最大限度地保護自己。
判刑的第二天，我被押送到西安新安勞改磚廠。此後再也沒有見到寇志德。但我經常想起他，並把他乾淨利落地「處理毛主席像章」的事情，告訴許多朋友。
願上帝保守寇志德先生全家平安！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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