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香港執法官員赴美 揭港府違法行為(圖)

趙勝今年2月底從香港飛到美國洛杉磯，事業和生命的軌跡都改變路徑了。他曾經是香港保安局轄下懲教署的高級官員，並在這個一位難求的執法機構服務了近十年。圖為2日香港民運人士在荔枝角收押所登上懲教署的麵包車資料照。(圖片來源:Anthony Kwan/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1年3月21日訊】趙勝今年2月底從香港飛到美國洛杉磯，事業和生命的軌跡都改變路徑了。他告訴媒體，他第一次來到美國就要在這裡扎根，這樣子的人生急轉彎，是兩年前想都沒有想過的。趙曾經是香港保安局轄下懲教署的高級官員，並在這個一位難求的執法機構服務了近十年，更當上了高級懲教主任(Principal Officer)。然而，2019年「送中」提案和隨後的反送中運動之後，一切卻都翻了篇。

「懲教所曾經讓我驕傲」

據《美國之音》報導，荔枝角監獄是懲教署下轄的高度設防收押中心，是全懲教系統中最重要的監獄之一，也是個中轉站。

每個成年男性如果被法庭宣布拘押後，都需要先送到荔枝角收押所等待重新「分配」。這包括所有被法庭判入獄或上訴失敗的囚犯。此外，沒經過法庭審判的囚犯也會暫時收押在此。

該監獄關押過的名人包括涉貪案的前行政長官曾蔭權；前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雙學三子」周永康、黃之鋒和羅冠聰等。

這裡也是趙勝受到高度專業訓練，同時被提拔成高官的地方。他說：「我總共在『荔枝角』服務了五年，第三年時被上司挑中接受在職專業訓練，專門負責囚犯中轉(reception office)的工作，就是與本機構之外的其他執法部門溝通，與法官和各方律師打交道，閱讀和解釋法庭文件等等，是專業性非常強的工作類別，未經訓練的同級是不能頂替的。這讓我非常驕傲。」

有十二三名手下 每天需經手大概五六百囚犯

在進入荔枝角監獄前，趙勝曾經獨當一面管理過一座約400名囚犯和大約50名職員的監獄，「裡面有毒販、慣犯、減刑的殺人犯，以及不同國籍和膚色者，中國的，非洲的，美洲的，印度的都有，」

趙勝說，這些犯人國籍不同，語言文化不同，所以會發生很多衝突，「我需要讓他們互相瞭解，能夠互相溝通和理解，這不是一個容易的工作。此外，我也需要管理前線職員。職員也有不同的需要和不同的個性。我發現，管理職員比管理囚犯困難多了(笑)，因為職員也有權力，也懂法律，」

趙勝總結說，香港的監獄系統是個高度專業化、高度文明有序與高度法治的場所；這裡的職位也是一份讓人尊敬、工資福利讓人羨慕的事業，「要放棄是巨大的犧牲，是難以想像的。」

政治犯被變相嚴苛對待 囚犯被威脅強制檢測

懲教系統屬於保安局轄下的紀律部隊；紀律部隊的公務員受到特別紀律約束，皆受過類似於軍隊的嚴格專業訓練，對於正確跟錯誤之間的界限一絲不苟。

趙勝說：「法律就是法律，秩序就是秩序，這就是香港，也是我們接受的訓練；我們那時都嚴格遵循書面文件……不過，自從反送中運動開始之後，一些事情變了。發現他們今天的規矩到明天就改了，正確的可以說是錯誤的，錯誤的又可以變成正確的……在紀律部隊中，我們都覺得，香港政府以前不是這麼運作的。以前的黑白分明現在變得似是而非了。」

他還說：「政治犯原有的囚犯權利和人權被徹底剝奪長達好幾個月。比方說，政治犯有權利跟區議員(district council member)取得聯繫，區議員也可以探望政治犯。這些犯人需要與外界交流和獲得協助，這也是囚犯的權利。但是，懲教所用新冠疫情作為藉口，剝奪了這些權利。就我所知，其他的執法機關其實仍然允許探望。我們的懲教所把這些權利都限制到0了。我的意思是，完全可以通過增加安全措施的方式來維護政治犯固有的權益，比方說戴口罩，保持距離，建隔離窗等。很多方法都可行，但是，他們這個權利卻被取消了好幾個月。這在從前是不可想像的。」

此外，趙勝還看到，疫情出現後，對犯人的新冠檢測本來非強制規定(mandatory)，而是自願(voluntary)選擇，「我這個懲教所把自願變成強制，讓所有囚犯都接受檢測，威脅說如果不這麼做，會讓其他囚犯不滿而遭到他們攻擊。有一些未經審判的政治犯不希望被測試，擔心基因密碼被取走。懲教所於是把他們單獨隔離關押好幾個星期。我跟上面指出這是違法行為，強調如果把未經審判的犯人關押72小時以上，需要經過保安局局長的批准。但他們毫不在乎，找出一些無關緊要的理由就搪塞掉了。」

外國國民權利被沒收

趙勝更看到，有些港人是外國公民，有外國護照。這些人如果被關押的話，是有權利面見他們的駐港領事。

趙勝解釋說：「香港法律規定，外國領事不能探視不是他們國家公民的人。懲教所解讀說，這些人都是香港市民，不是外國國民。就我對專業知識的瞭解，有外國護照當然也是外國國民；而且領事是國家級別的關聯人，懲教所居然可以不讓外國領事探視他們的國民，這種公開破壞香港法治系統的做法，讓我們都沒有可能適應了。」

趙勝指出，香港發生過雨傘運動，但是執法系統並沒有因此發生根本變化，「大家仍然相信法律，香港制度仍是獨立的，是靠得住的(has credibility)。但是，這次運動後，香港當局徹底破壞了香港原本運行的制度。懲教所和政府裡很多做法跟以前的法制都相矛盾。」

參與反送中卻被降職、「流放」

趙勝離開香港前正式向懲教署辭職。這時，懲教署已取消了他獲得的「高級懲教主任」職位，把他重新降回到提拔前的職位，而工作地點也從執法重鎮「荔枝角收押所」換到離島區。

趙勝說：「他們懷疑我參加了2019年八月份的香港大罷工，認定我是反對派』。我碰巧在八月大罷工期間，因腿部受傷請了幾天病假。就是在我休假期間，他們迅速判定我『有罪'，把我降級和緊急調到離島區。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就認定一名職員『有罪』，這也是香港反送中運動後才出現的『去證據化』、因疑治罪的新現象。他們假定，罷工期間請假的職員都是他們眼裡的『不聽話的人』。」

其實，趙勝只是根據香港當時的法律，做一個普通公民可以做的事情，「這在當時是允許的，因為脫下制服，我們也是普通公民」。

他參加了2019年6月9日的反送中百萬大遊行，「6月10日，懲教署負責院內安保的保安組告訴我，他們在《蘋果日報》頭版的照片裡發現了我。那是一張6月9日的遊行照片，巨大的圖片中是密密麻麻的上千個人頭。他們在這些人頭中找到了我。原來，保安組正奉命偵察我們所有人的政治傾向和在這次運動中的動向，包括監視我們脫下制服以後的個人空間。這在從前是沒有的，畢竟我們工作之餘也是香港普通市民，可以行使作為普通市民的權利，比方說遊行表達訴求。」

從那以後，總監督的態度變了，對於趙勝的工作吹毛求疵，而過去則很少批評；且更明顯的是，「他會在我面前大喊抗爭者是垃圾，暴徒是蟑螂，被警察打死活該，等等，」

被降職以後，一位資深的同事好友向趙勝透露，他可以很安穩地在那個離本島幾乎是最偏遠的角落一直工作下去，但是「不會再有繼續升職的機會了」。

懲教署是趙勝從香港城市大學畢業後的首份工作，也是在香港唯一一份工作。他因為對事業有野心，對工作有改革的想法跟實施的能力，長期備受重視。

「反送中」運動引發巨變之後，香港的法制跟法治都被改寫，香港的文明和秩序也被顛覆，趙勝的人生軌跡也從此換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