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期間，民國第一報人、《大公報》主編張季鸞與大公報同仁合影。（網絡圖片）
1938年秋天，《大公報》派兼職記者陳紀瀅前往新疆採訪「全疆各民族第三次代表大會」。那個年代要穿越戈壁、荒漠前往新疆採訪還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西北邊陲在大多數人心目中因此成了一個撲朔迷離的地方。好在「新疆王」盛世才對《大公報》執掌筆政的張季鸞充滿敬意，他當年就讀於中國公學時，張是他的歷史老師，他一直以師禮待之。因此，陳紀瀅以《大公報》記者身份在新疆受到盛情款待，「陳記者」在那裡度過了40個日夜風光的嘉賓生涯。另一方面，當時盛世才與國民政府、與蘇聯有著非常微妙、複雜的關係，他也需要《大公報》這樣有影響的媒體為他和他掌握的新疆多多美言。
陳記者臨行前夕，盛世才的副官長給他送來一包錢，說是每個應邀參加大會的人都有的旅費和出席費，這是「新疆邊防督辦公署」贈送的。他立即表示，盛督辦的好意十分感謝，但這個錢絕對不能接受，請副官長向盛轉達他的意思。過了一會，副官長又帶著這筆錢回來了，說，盛交代了，這點錢千萬要收下，何況也不只送你一人。如果再客氣就不好看了。他還是堅決不肯收，要求當面去向盛推辭。他懇切地向盛說明自己不能接受贈款的理由：「我來新疆是代表季鸞先生出席，目的在替大公報採訪新聞。來的時候，搭乘航委會的包機，一來到迪化，就由督署招待，這已經過分。走時又由督辦代洽便機，也不花錢。所以我既沒有事實需要錢，更沒有理由接受別人的贈款。我是大公報的特派員，大公報雖然不是怎麼了不起的闊報館，但它既派出記者採訪新聞，就有負擔旅費及一切花銷的責任。即便我所帶的錢不夠了，我可以向督辦借，回去了再還。萬萬沒有跟一般代表接受旅費的理由！何況大公報已有小小聲望，我怎能破壞它對外的信譽呢？……我若接受了這筆款，不僅毀壞了我的人格，並且也玷污了報館的榮譽。所以雖然盛督辦好意，但這件事萬萬使不得！」
民國時代，報館媒體和記者也可能會收到「紅包」。圖為新年紅包。（圖片來源：Adobe Stock）
他原以為這事就此了結，不料上飛機時，盛的副官長登機與他握別後，突然拋下一個紙包迅速下機走了。無奈之下，他決定只有交給報館去處理。5天後，他到達戰時首都重慶，在家只停留了半小時，他連飯也顧不上吃，就帶上這個紙包匆匆趕去報館。《大公報》重慶版正在緊張的籌備中。他將紙包交給曹谷冰，打開一看是用麻繩包紮得很緊的鈔票，問明原由，轉身交給了會計。他表示，如何處理這筆錢自己都不管。
第二天，張季鸞和其他報館同仁為他接風洗塵後，曹谷冰告訴他，已經和張先生商量好，這兩千塊錢絕不能平白無故地接受，決定這樣處理：等《大公報》在重慶復刊，每天給盛世才航空寄5份報紙，報費和航空費加在一起，一年正好二千。已交代發行課去計算，先給盛寄去收據，另外以報館的名義寫信感謝其盛意，告訴他處理這筆贈款的辦法。這樣做真是恰到好處，既不違背人情，又不算白白地接受「紅包」。
這段真實的故事在陳紀瀅《我的記者和郵員生活》中有詳細的記載，我讀了很感動，不僅為那個時代一個記者的職業操守，更是為那個時代一家民營報紙堅持的原則。
從這個故事，我們可以體會到給新聞記者送「紅包」，早就不是什麼新發明，民國初年軍閥賄賂記者和報館的花樣多得很。一個記者如果不能拒絕「紅包」的誘惑，將會敗壞報社的名聲，一個報社不能很好處理這樣的問題，就不可能贏得社會公信力，建立報紙的聲譽。在這方面，《大公報》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做出了一個很好的示範。胡政之、張季鸞那一代報人和受他們言傳身教影響的年輕一代，他們的往事很值得重溫。
當年陳紀瀅曾對盛世才還說過這樣一番話：「應得的錢，再多我也接受。不應得的錢，一分一毫，我也不取！我的工作，只是本諸良心與崗位所作的，假若摻雜了任何不正當的企圖，我的工作，就毫無價值！」
這樣的話，今天恐怕已是空谷足音。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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