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的偽善之謎(圖)

對周恩來的評價，大體有三種。（網絡圖片）

對周恩來的評價，大體有三種。

一種是以中共為代表的「光輝論」；其次是民間流傳的周恩來富有人情味的各種故事；三是罵周恩來是個奴才，在毛澤東面前搖尾乞憐，低頭哈腰。

這三種評價都可以用到周恩來頭上，各自都可以找到一些事例來印證。但在互相矛盾的證據面前都無法自圓其說。

試問持「光輝論」者，略微查查周的歷史，中共建政之前，中共的錯誤路線，除了第一次陳獨秀錯誤路線，他沒來得及犯之外，爾後的瞿秋白、李立三、王明錯誤路線，周恩來不但次次有份，而且是主要執行者和領導人；再說建政之後，反右鬥爭、人民公社、大躍進、以及文化大革命，哪一樣沒周恩來的份？他的光輝到底在哪兒？

至於「人情味」，更不值一駁。不錯，周在生前死後，很成功地留下了富有人情味的道德形象，諸如在文革中保護了一些演員，和服務員講話沒有架子之類，這類故事大陸出版了厚厚幾十本。

我並不否認周有人情味的一面，可是同一個周恩來，在關鍵場合卻不見他有過絲毫「人情味」，比如他曾親自批示，以通敵叛國罪名，逮捕他的乾女兒孫維世。絕世美人孫維世在牢中飽受折磨，被活活打死，死後身上什麼都沒穿，只有一付手銬依舊鎖著雙手！周恩來這時的人情味到哪裡去了？類似事例和周富有人情的表現幾乎一樣多，又該如何解釋？

僅僅把周恩來看成一味向毛而搖尾乞憐的卑鄙懦弱小人，也同樣與事實相牴觸。周是一個毛在被百姓當作神崇拜時都扳他不倒的人，這股力量豈是靠拍馬就能形成的？

周恩來確實是個大謎團。毛活著時無人敢懷疑他，死後不久，那神靈般的光環即消退，連普通百姓也認清了他的真面目；而周在世時，民眾自以為瞭解他，可是隨著他離世的年份愈長，引人懷疑之處就愈多。

有人認為，只有等周的檔案開放之後，才能真正揭開周恩來之謎。我看未必，即使檔案現在就開放，也還有個如何解釋這些材料的見仁見智問題。再說，思想界不能因為材料不足，就放棄對歷史人物評價的責任，尤其這一人物，對當代社會依然有著巨大影響。

故此，本文依據所掌握的材料，試圖對周恩來的矛盾現象作出綜合的解釋。

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之謎

一九二四年周恩來從法國途經莫斯科返回，立即便被任命為剛成立的黃埔軍校政治部代理主任（不久便轉正）兼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軍銜是中將。時年二十六歲。

周恩來到底何德何能，出國所謂留學數年，歸來便獲如此重任？似乎從未見人對此提出疑問，因我們已習慣了他是一個偉大人物，將此視為理所當然。

可是翻查一下歷史記錄，就不免令人疑雲頓生：國民黨方面，他毫無功績，共產黨方面雖然有些功績，但也少得可憐。且看周恩來那段時期的歷史：

五四運動前夕，他在南開中學建立了一個十來人的學生組織「覺悟社」，辦過一份叫《嚮導》的雜誌，發表過一二篇思想簡單幼稚的文章和幾首貌似詩的詩，參加過南開學生話劇團（當時稱文明戲），在其中扮演女性角色。

五四運動中，組織過南開學生上街遊行被捕，關押半年後釋放去法國勤工儉學。

在法期間任少年共產國際中國支部書記，二一年中共成立後轉為中共旅歐支部書記，僅此而已。

竟得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官職，地位僅次於蔣介石！

有人將周飛速擢升解釋為鄧穎超的功勞，說鄧穎超在周回國之前在中共黨內地位比周恩來高，是她藉助自己地位，為尚未回國的男友周旋安排。

可是查查鄧穎超的記錄，她的功績連周恩來都不如，鄧穎超本人也是坐火箭高升的人。她既不漂亮又無家庭背景，不但自己爬得飛快，還捎帶男友比她爬得更快，簡直天方夜譚似的，她哪來這麼大的能耐？

關鍵在周恩來歸國途中，懷裡揣著一封推薦信。寫信人是第三國際執委書記、斯大林密友、保加利亞共產黨領袖季米特諾夫。收信人是當時蘇聯派到中國協助孫中山訓練軍隊、建立黃埔軍校的鮑羅廷。鮑羅廷一見此信，二話不說，便任命周恩來為政治部主任，並授中將軍銜給這位從未上過戰場的青年人。

由此可見周恩來和季米特諾夫的關係。他在法國雖然有留學之名無留學之實，可是卻獲得政治晉升的最佳捷徑。

季米特諾夫當時還是世界共產黨情報局主席，周恩來恰恰是中共特務組織創辦人，他在法國及德國留的什麼學，受的什麼訓，不就昭然若揭了嗎？

他在黃埔軍校成立前夕回國，絕非偶然。

事實上，鮑羅廷早就知道第三國際要派一批受過訓的中國同志回來，周帶的推薦信，只是讓他驗明正身。

明白了這層關係，也就明白了鄧穎超飛速擢升的原因。周恩來旅歐期間，若與國內新成立的共產黨毫無聯繫，對他今後的發展及在黨內的地位顯然不利，鄧穎超就擔任起這一聯絡人角色，周則通過共產國際關係使鄧穎超飛快上升，上升後的鄧穎超又能給周進行更有效的活動。

對第三國際來說，周恩來是操縱中共的工具，而對中共來說，周是第三國際代表的代表。

中共當時完全受莫斯科和第三國際控制，他們賞識誰，誰就能在中共佔據要津，這已是公開的秘密，就連中共黨史也無法遮掩這一事實。

莫斯科和第三國際都負有培訓各國共黨幹部的任務，這兩家其實是一家，第三國際是完全聽命於斯大林的，經費也由蘇聯提供。既是一家為何分作兩處呢？

這是斯大林基於外交上的考慮，如在本國境內訓練外國人如何武裝反叛他們的政府，會招惹外交麻煩。因此就把軍事及特務培訓，由第三國際在蘇聯境外實行，莫斯科則負責意識形態和政治組織培訓。

如此，中共早期高級幹部，基本上由三類成員組成：

一類來自莫斯科讀書班，如瞿秋白、王明等；另一類代表第三國際勢力，也就是以周恩來為首的留歐生；第三類是毛澤東式的土生土長派。

第一類人政治聲望最高，以欽差大臣身份，帶著尚方寶劍回國，具有絕對權威。但這類人致命弱點是光桿司令，在黨內沒有從上到下的組織系統，黨內出現分歧和殘暴鬥爭時，這類人總是逃脫不了被犧牲的命運。後兩類人雖然在聲望上不如莫斯科派，但他們有自己的組織系統，是真正的實力派。

從人際關係上來看，周恩來表面上與莫斯科關係較疏遠，他僅曾「路過」蘇聯，但實際上，他比直接來自莫斯科的中共幹部，更接近蘇共最高領導層，他是當時黨內真正的「通天」人物。蘇共讓他少染些莫斯科色彩，只是為了減少外界注意，從而更方便地使用這把「工具」。

試想一下，若鮑羅廷直接把來自莫斯科的中共幹部安插在黃埔軍校，就免不了留下明目張膽操控孫中山國民政府軍隊的印象，起用周恩來多少可起到一些掩人耳目、堵人口舌的作用。

如此，周恩來雖無莫斯科欽差之名，卻盡得欽差之利。

現在我們可以歸納總結一下周恩來旅歐期間的成就：

他除了成為季米特諾夫親信之外，還利用旅歐支部，建立了以他為首的幫派體系，這一幫派體系對他一生的重要性，我們只須看看名單就知道：朱德、葉劍英、鄧小平、陳毅、李富春、李立三、李維漢、聶榮臻、蔡和森（歸國後任中共政治局委員、一度任中央書記）、惲代英（歸國後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陳延年（陳獨秀之子、廣州區委書記）、向警予（蔡和森之妻，歸國後任政治局委員）、蔡暢（蔡和森之妹，中央委員）。

當時旅歐中國青年因政治見解不同，常為中國前途問題爭執不休，甚至揮拳動手打起來，周恩來常扮演一個調停者、和事佬的角色，這就大大鍛練了他周旋於不同政治派別之間的外交才能。

不倒翁之謎

國共合作破裂，蔣介石在上海對中共大開殺戒，中共開始公開籌建自己的武裝力量。

周恩來的背景和作用在中共黨內就變得異常重要起來。他遵照第三國際的指示，和朱德、賀龍、葉劍英等策動了南昌起義。不久，毛澤東也發動了秋收起義。毛澤東的草根性和自發性使他選擇了到偏避山區佔山為王；周恩來遵循第三國際指令去攻打廣州，僅至半途，人馬已損七八成，餘部只好由朱德率領去井岡山借毛澤東地盤躲避。周恩來仍去上海、廣州等大城市策劃城市暴動搞暗殺等。

按蘇聯的見解，社會主義革命要取得成功，只有發動城市起義。周恩來雖然屢戰屢敗，手下人馬十損其九，卻始終堅定不移地執行第三國際的指示，斯大林對毛澤東盤據山區的做法非常不滿，指責其是「富農路線」，周恩來奉命從上海趕去江西瑞金，親自坐鎮指揮，派陳毅去奪了毛澤東兵權，撤消其職務並逐出政治局。

盲從斯大林的結果，連江西根據地也瓦解了，不得不撤退轉移，進行長征。由於連打敗仗，士氣低落，軍心渙散，每天都有大量士兵開小差。十萬人的隊伍跑到遵義，只剩下二萬人。這支隊伍面臨徹底瓦解。

中共每次出現重大失誤都有人被拋出當替罪羊

第一次是陳獨秀，第二次是瞿秋白，第三次是李立三。二、三次左傾路線的具體執行者都是周恩來，但他在黨內的地位絲毫未動搖。至於這第四次所謂王明、博古路線，周在軍事上的責任更大。

但奇怪的是，毛澤東和王稼祥在遵義會議發難時，矛頭直指博古，未傷及周恩來半句。兩天兩夜會議爭鬥的結果，博古被迫交權。博古失敗是因為周恩來轉而支持毛澤東。博古徹底垮臺了，連同他從莫斯科帶回來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

這是蘇共操控中共，在人事上規模最大的一次，也是敗得最慘的一次。此後，蘇共在政治軍事及組織人事上，都無法再完全操縱控制中共，軍事上的連連失利搞垮了「老大哥」的威信。

同樣犯了嚴重錯誤的周恩來卻垮不了。

新成立的領導核心三人小組中，周恩來依然名列其中，排名順序是毛澤東、王稼祥、周恩來。王稼祥也來自莫斯科讀書班，手中無一兵一卒，這三人領導小組實際上是兩人領導小組。

周恩來這次垮不了的原因，倒不全靠莫斯科的背景，查看一下參加遵義會議成員的名單就知道，周恩來的勢力幾乎佔了八九成。毛澤東如同時挑戰周恩來肯定贏不了，說不定自身還要遭遇厄運。

再說，即使他能贏，所贏的結果只能是這支潰不成軍的部隊一分為二，變成周恩來的軍隊與毛澤東的軍隊，那同樣意味著大家一起被蔣介石消滅。

其次，這支軍隊仍還需要蘇聯物資上的援助，要使這份外援不中斷，領導層裡必須要有莫斯科信得過的人。當時的士兵，對博古、周恩來之類老是領導他們打敗仗的留洋派將領毫無信心，繼續由他們做首領，士兵非逃光不可。隊伍需要一個能鼓舞士氣的首領。

毛澤東曾在井岡山打過幾次勝仗，這支隊伍多數士兵又是在朱德、毛澤東任首領時招募來的，因此推舉毛澤東任首領，可以重新凝聚這支敗軍。

俗話說，一山難容兩虎，可是當時的特定情勢，卻恰恰形成了一山必須容兩虎的局面。

毛澤東果然不負眾望，取得了長征的勝利，毛澤東到延安腳跟甫穩，喘息方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將王稼祥踢出局。

毛不相信來自莫斯科的人，但對兩虎共存的局面來說，又必須要有一個能起緩衝作用的中間人物，這個人物既不能與莫斯科關係太深（毛澤東不信任），又不能有自己的勢力和組織系統（周恩來不放心），但黨內卻要有相當資歷。

毛澤東挑選了劉少奇。劉原先一直從事地下工作，但地下黨組織已基本上被蔣介石搗毀，他與毛共過事，到過莫斯科開會，在黨內無自己的勢力，卻有相當資歷。這是一個可以充當中間人的角色。

毛把劉少奇扶植上來之後，經過數年經營，曾打算清洗一批周恩來的勢力，這就是所謂的延安整風運動。對於這場半個世紀前的整風運動，中共直到至今諱莫如深，有關檔案拒不公開，至今只傳聞周恩來在整風時作過檢查，但看來他的實力並沒有受到重創，因他的地位依然穩固如舊。

但延安整風造成最大的惡果是毛澤東接過馬克思關於工人階級是最革命最先進的口號，把馬克思基於經濟需求分析所得出的結論篡改為工農階級的意識本身就最革命，從而要求知識份子向工農群眾學習。這種篡改的實用目的就是為了從輿論上心理上打壓黨內周恩來的留洋派。

在實力上不能打倒對方時，力求先在輿論上獲勝，這是毛澤東的慣用伎倆。

中共建政後，毛澤東為了鞏固自身權位不斷批判知識份子，給全民族帶來空前的文化浩劫，最後引發文化大革命，正是這種權力發展到登峰造極的結果。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