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中國農村的地獄之旅（上）(圖)
中共搞「人民公社」和大躍進，造成三年大饑荒。圖為婦女參加「人民公社」勞動。（網絡圖片）
今天人們對於1958年「大躍進」的歷史記憶，恐怕主要源於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經濟鬧劇。人們常常用領袖和群眾共享「烏托邦式」浪漫主義理想來嘲諷當年不可理喻的那種狂熱。這樣的單一解釋其實掩蓋了更深層的原因：在不可理喻的「高指標」謊言背後，支配著人們荒誕行為的實際上是深植於內心的政治恐懼。
為什麼1958年的荒誕劇未遭到黨內外有力的抵制？不少學者將原因歸咎為1957年的「反右」，他們認為，「反右」運動消滅了現代意義上的「知識份子」，從而消滅了社會良知[1]。但這些分析忽略了1958年中國的政治氣候。1958年是毛澤東繼續強化階級鬥爭的一年：在國際上，他主動向赫魯曉夫「叫板」，挑起了關於「聯合艦隊」、「長波電臺」的中蘇論爭；在臺海關係上，他發動了「炮擊金門」，製造出緊張的戰爭氣氛；在中共黨內，這一年是黨史上整肅出「反黨集團」最多的一年；在民間，1958年還有過一個與經濟「大躍進」平行的「肅反大躍進」運動，在某些地區，甚至連中學生都無法倖免於「肅反」。由於內部檔案的封鎖和其它的一些原因，有關這一另類「大躍進」的論述，在以往的中共黨史和中國當代史研究中被長期忽略。
正是1958年這一系列的政治運動，才製造了一種瀰漫於全社會的恐懼和「失語」，並迅速地掃除了黨內外有可能反對「大躍進」的一切障礙。同時，中共原有的趨炎附勢的政治文化及其對行政管理的影響，也被催化到了新的高峰，於是在高產指標上的層層造假和人人吹牛便蔚然成風。在這樣的氛圍裡，如同經歷了一場互相欺騙的催眠，全中國似乎一夜間全都失去了理性判斷能力，轉而相信共產主義福祉會瞬間降臨。這就是經濟「大躍進」得以順利推行的政治社會環境。認識到這一點，就不難理解「大躍進」期間的一切荒謬以及大飢荒出現的必然性了。
中國農村的人民公社制度始於「大躍進」年代的1958年9月，終結於改革年代的1984年上半年。人民公社淡出歷史已逾24年，現在來反思它的嚴重後果，可能正當其時。因為研究當代史不能距歷史事件太近，否則會發生「燈下黑」的現象；但也不能隔得太久，時距久遠，許多真相往往會因親歷者去世或遺忘而湮沒。
本人生長在農村，離鄉讀大學後寒暑假均在家鄉度過，可以說幾乎經歷了人民公社制度的整段歷史。筆者曾問一位來自農村的老學者，與人民公社時期相比，現在最大的不同在哪裡？他不假思索地說，「現在的人自由多了」。筆者認為這說到了問題的要害。農村人民公社制度最大的問題是「人不自由」。本文就針對這種「不自由」的緣起、特徵和惡劣後果試作分析。對今天的國人而言，這段歷史雖相隔不遠，卻少有人提及，不僅城市出身的青年人幾乎毫無所知，甚至許多出身農村的青年人也甚為隔膜。正因為歷史的真實被掩藏了起來，現在才會出現很多對毛澤東時代的謬解。
一、人民公社制度：毛改造中國農村的實踐
到目前為止，有關農村人民公社的緣起之解釋，凌志軍曾梳理出三種，即「意識形態說」、「吹出來說」，以及「工業化引起了糧食緊張」等說法。「意識形態說」強調人民公社主要是中共意識形態指導下的政治需要。凌志軍否定了這種用意識形態偏好來解釋公社化之興起的說法。他認為：「歷史學家常用意識形態的原因來解釋鄉村公社化的進程，似乎很少注意到利害的機緣。事實上不論多麼理想主義的政權都無法離開物質的基礎。這在共產黨開國初年、政權尚未穩定的時候，更有其客觀的必要。國內萬象更新，連續幾年沒有戰事，工業漸漸繁榮，城市人口膨脹，政權機構亦迅速地擴充起來，第一個五年計畫也將大範圍地開展。然而情形並不樂觀，因為所有的輝煌都離不開一個東西，這就是農民生產的糧食。如果沒有糧食，人的生存都會失去根基，政權亦將成為一座空中樓閣。可是現在偏偏就為糧食的匱乏所困擾。」[1]胡繩曾表示，農村人民公社這個「問題是從工業化引起的」，凌志軍某種程度上贊同胡的看法。[2]
有關「吹出來說」，據凌志軍引述劉少奇的回憶，「『公社』一詞是『吹』出來的。『有我、恩來、定一、鄧力群』，『我們四個人吹半工半讀，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烏托邦，吹過渡到共產主義』。」……「吹出來說」把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簡單地看成是幾個高層領導人隨心所欲的產物。它的一個弱點是，既然人民公社不過是幾個人的遐想，那麼，當它的實驗造成了全國範圍的大飢饉之後，為什麼中共領導人卻頑固堅持一個遐想模式而拒絕拋棄它呢？
凌志軍本人持「糧食緊張最終導致了毛澤東發動人民公社運動」之說。早在1953年，毛澤東就談到過城市糧食、棉花、蔬菜、肉類與食用油供求之間「都有極大的矛盾」。他認為，「從解決這種供求矛盾出發，就要解決所有制與生產力的矛盾問題。……個體所有制的生產關係與大量供應是完全衝突的。個體所有制必須過渡到集體所有制，過渡到社會主義」；城市「蔬菜的生產供應不好解決，可以不經互助組，就搞半社會主義的合作社，甚至搞完全社會主義的合作社」。[5]
筆者認為，以上三種說法並非人民公社制度確立的本質原因，農村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是毛澤東試圖徹底改造中國的一種極端表現形式，是毛推行斯大林主義的意識形態與他本人要徹底改造「舊中國」二者相結合的產物。斯大林的「生產關係的基礎就是所有制」一語，毛在「關於農業互助合作的兩次談話」中引用過。[6]毛還表示：「在這件事情上，我們是很沒有良心哩！馬克思主義是有那麼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在這方面，良心少一點好。」[7]需要指出的是，意識形態不過是毛澤東的武器，改造中國才是毛的真正目的。毛要徹底改造中國的願望由來已久，其核心是以所有制改造為藉口，實現毛隨意支配全國一切經濟活動和人力資源的目標，從而把全中國變成中共隨意操控、任意作為的「天堂」。為此，毛澤東要求黨的各級書記「親自動手」，將主要精力「都集中在辦社會主義改造之事上」。[8]毛澤東當時是把建立農村公有制看作是與軍事征服同樣性質的任務，稱為「打社會主義之仗」。[9]以暴力為後盾的「土地改革」不過是毛改變農村的「基礎工序」，是後來實行人民公社制度的前奏。
在山東莒南縣一帶「老區」，早在1942年至1946年5月間，就在「雙減」與「查減」等名義下開始鬥爭地主與「回地」（亦即後來的「土改」）。1942年，中共山東分局曾從黨政軍機關和「抗大一分校」抽調了200多人組成兩個大型工作團分赴莒南和臨沭開展「雙減」；1944年5月，「雙減工作團」又開赴莒南縣。「單是在鬥爭高潮的1944年，（莒南）全縣大的鬥爭就有1171次。在筵賓區，大小鬥爭計2500多次。」[10]當時往往集中一、二十個村莊的村民，召開數千人乃至萬人的大會；「在未開展的莊子，有借用莊外力量的所謂外力；有組織的村莊則是工會、農會、青救會、婦救會、識字班、兒童團、民兵，各按系統排隊分布全場，唱歌，貼標語，呼口號，啦啦隊；有敲鑼打鼓、示威遊行，有『文鬥』的講理、訴冤、坦白反省，也有『武鬥』的」。[11]中國的南方和西北則從1950年左右開始了土改。在筆者家鄉，當年的土改工作隊成員被稱為「工作人」，他們的頭目都帶有槍枝，村裡人很害怕他們。筆者清楚地記得，直到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家鄉的大人在恐嚇兒童以制止其啼哭時還常說「別哭了！工作人來了！」這就是土改時期「工作人」在農村「厲害」形象的遺存。據甘肅省金昌市農業辦公室的記錄，從1950年10月1日開始到1953年4月15日，轄區內的永昌縣分三期實行土改，「土改工作隊」人數達「580餘人」。[12]手握武器的「土改工作隊」大軍背後，還有強大的正規軍做後盾。這種農村「改造」到底是「人民的意願」，還是征服者的強制，不辨自明。
（文章有刪節，僅代表作者個人的觀點立場）
（未完待續）
【註釋】
[1]凌志軍，《歷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國的興起與失敗》，人民出版社（北京），1997年出版，第40頁。
[2]凌志軍，《歷史不再徘徊》，第40頁。
[3]凌志軍，《歷史不再徘徊》，第60頁。
[4]孟冉，《往事：毛澤東造訪七里營——發掘人民公社先鋒》。
[5]-[9]《《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7年出版。
[10]張學強，《鄉村變遷與農民記憶——山東老區莒南縣土地改革研究，1941～1951》，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北京），2006年，第8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