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日記》之辯
是次武漢不幸起爆大疫，三鎮封關，市民禁閉，我自囚一室記下如是我聞。我獲知的信息雖為災情的極小部分，卻足讓我感受災民的慘狀，忍不住就事論事直言評述：「『人不傳人，可控可防』這八個字，變成了一城血淚，無限辛酸；」「常識是深刻中的深刻，比如，人生而平等；」「那些瀆職者，一個也不寬恕，一個也不放過」；「我非常想提醒一下我的湖北同行，以後你們多半會被要求寫頌文頌詩，但請你們在下筆時，思考幾秒，你們要歌頌的對象應該是誰」。
我出之本真錄下的內容，相對無妄之災的全貌難免偏頗，故不少難屬還覺得我寫得不夠。再說，我評述的基調是掌握分寸堅持原則，委婉克制不失尖銳。比如，我認為「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疫情得到控制應該政府感謝人民，而不是相反。同時，我也讚賞了前總理朱鎔基的話：「『我的信條是獨立思考』，我很喜歡。」
出乎我的意料，這些平淡無奇的日記竟讓我「名滿天下」，據說讀者每天超過五千萬。過去四十年，我寫了幾十部作品，讀者加起來也沒有五千萬的零頭。究其原因，一則，全國老百姓宅在家裡憋得慌，悶得煩，都想瞭解武漢的疫情，官方報導的都是宏大敘述和乾巴數字，而我記敘了武漢災民的無奈無助生死悲情，正好作為補充；二則，全國入冊作協的作家上萬人，光湖北也有近二百人，他們也和我一樣受災，但他們淡然超脫冷靜旁觀，我的日記就成了獨一份，也就物以稀為貴了。
然而，在這個文革餘孽尚存，文革新生代崛起的年代，我的「名滿天下」必然引來「謗滿天下」，而且來勢洶洶。在極左份子看來，我寫的都是災情中的陰暗面，都是讓人看了悲觀泄氣的負能量，在當下的語境，這個罪名可不輕，作者的文章或作品完全可能因此被禁。
不過，所謂「正」「負」能量的辯駁並不新鮮，八十年代也發生類似的論戰，當時叫「歌德」還是「缺德」之爭。那時，文化思想界的主流是反極左爭取言論自由，並為此頑強抗爭。與我今天的境遇相反，「歌德派」遭絕大多數作家和讀者的唾棄，「缺德派」卻得到廣泛的支持。比如，上面下令批判封殺寫《苦戀》和《將軍，你不能這樣做》的作家和作品，作家們就在作協代表會議上用選票選劉賓雁、王若望等異議作家當作協副主席和理事；《深圳青年報》甚至發文公開勸鄧小平退休……倘若當年發生今天這樣的世紀大疫，又有網際網路人人可以寫微博，定有一群作家寫出更大膽更猛烈的記事，我這樣的日記會淹沒其中毫不起眼。
因此，不論褒貶，今日我憑這樣的日記引起轟動，不表明我是特別出眾的白鶴或黑鶴，而是我的太多太多同行是甘願埋頭啄米的群雞。所以，我的日記成為一個事件，不是我的悲哀而是時代的悲哀，表明三十年來我們社會的倒退不能以道里計！
再看帶頭圍剿我的是誰？一個是北大中文系教授張頤武，逼我拿出日記中所記事實的證據；另一個是有北大哲學博士頭銜的王誠，幾年前他在「評論」我的小說《軟埋》時就鷹犬般地「強烈建議公安檢察部門，依據有關法律規定，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調查方方，與境外勢力有著何種程度的勾結，與資本集團存在著何種利益共生關係。」這次老調重彈，要送我去法辦。可憐我的祖父，他是北大首屆畢業生，如今他在地下想宣告以有這樣的校友為恥而不能。
其實，張頤武和王誠都太抬舉我了，或者按俗話說的「柿子撿軟的捏」，王誠催公安法辦我，不是我不夠格，而是我不敢夠格。在此，我向你們推薦我佩服的人，也許他們的言行更符合你們的標準。
學者許章潤
我在日記中只敢點到為止地提出「必須一層一層追究（責任者），一個也不放過」，然而清華教授許章潤和北大博士許志永則撰文直指最高責任者了。許章潤發表《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懼》，繼承當年駱賓王寫《討武曌檄》的遺風，責斥定於一尊的今上一手釀成是次大災，行文意境高遠文采華美，盡展勇於擔當笑傲生死的氣概和人格魅力，是可久存於世的當代檄文；許志永博士更義薄雲天，直接向一尊送去《勸退書》。他們的文字遠比我的日記更震撼人心，尤其在災情趨穩痛定思痛之際，國人最需要他們來追蹤反省是次大疫的禍源。
王誠、張頤武，憑你們的政治嗅覺，一定讀過雙許的文章，只因雙許是敏感人物和事件，你們要揣摩上意才行動。如今雙許的言論被無聲封殺，他們的人身也被銷聲匿跡，批判他們等於為他們作宣傳，就是幫政府的倒忙，你們就裝聾作啞不敢出手了。而我的小文並沒越軌，對政府也沒有任何威脅，正好成為你們表現政治覺悟的靶子，看看最近的輿論，你們的目的達到了。
還有人指責我不去醫院實地調查，卻在家閉門制車造謠生事。我承認自己年老體弱又有頑疾，缺乏大無畏的獻身精神，沒有體力也沒有勇氣做戰地記者。不過，責難我的人應該知道，早有人「代」我去了。
公民記者年輕後生陳秋實和李澤華，他們以身試法去醫院殯儀館甚者P4實驗室調查，但很快被抓捕。武漢市民方斌更是赴湯蹈火，不僅去醫院攝錄了五分鐘抬出八具屍體的真相，還在視頻中宣講「殘酷的暴政甚於病毒」，號召全民團結起來推翻政府。我從他身上看到了那年擋坦克和砸毛像勇士的氣概，設若在一個沒有防火牆而有血性的國度，他就像十年前的那個突尼西亞小販，會引發一場起義。很可惜，在目下的中國，他再壯烈也是投入大海的一枚炸彈，最後只傷了自己。這就是去現場實地瞭解的下場，這是我能逞強去做的事嗎？按你們催我去實地調查的要求，你們應該聲援失蹤的方斌、陳秋實和李澤華吧，怎沒見你們提起？
新冠病毒疫情期間受到打壓的中國公民（從左至右順時針：任志強、李澤華、陳秋實、方斌、李翹楚、高飛、許志永）
還有一個叫張宏良的，不愧為厲害國培養出來的厲害教授，咬牙切齒地給我定性戴帽，「方方是反共的階級敵人，是反華的漢奸（文化漢奸）。」看了這樣的語言，文革親歷者會錯以為誰家扔掉的大字報被張教授撿來活學活用了，我成了周作人，胡蘭成再世，而且罪證馬上就來了。
這不！我的《日記》要出英文德文版了，趕在美歐等國向中國要賠償的當兒，我的外文版《日記》撞在「愛國者」者的槍口上，甚至原本喜歡看我日記的人也受不了了，他們也改變了對我態度，因為我沒有內外有別。
我「文化漢奸」的頭銜鐵板釘釘地坐實了，愛國憤老憤青群情激昂，掀起新一輪的圍剿我的高潮，「美國的走狗」，「給美國遞刀子」，「賣國賊」之類的辱罵衝我噴吐，甚至威脅上門殺我的也大有人在。
我懶得用常識去反駁喪失理性的人，只想告訴你們，別太高看我日記的價值，我倒願意當真有外國向國際法庭起訴時，不用生物學家和醫學家的論文和記者的報導而用我的日記作證據，那樣我的厲害國就勝定了！
當然，我不會掉以輕心，我分明感到了一九六五黑雲壓城的氣氛，有人要拿我祭旗，我的日記可成為新版《海瑞罷官》，我就是當今吳晗，以期一石三鳥：搞臭我可殺一儆百震懾一切異見；把我打成西方代理人可凝聚國內人心；藉此團結全民抗拒西方的巨大壓力。
儘管形勢凶險，我仍然沒有喪失信心，社會畢竟進入了信息時代，即使有人具賊心也具賊膽搞小文革，但想一手遮天陷害忠良沒那麼容易了，何況我既然挺過第一次文革，難道會害怕第二次？我倒要提醒王誠、張宏良們，還是仔細讀讀文革史，回看當年的文痞打手張春橋、姚文元、戚本禹之流的下場，以作殷鑒。
是故，我依然一如既往地坦然，我的《日記》不會也不該讓我成為英雄，同樣，我也不會因無端被批而嚇成狗熊。我重申日記結尾摘自《聖經》的話：「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
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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