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戰全球大蕭條 共產體制會落入更深的奴役之路(視頻)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兼任副教授曾建元認為，北京政府針對武漢肺炎「下猛藥」的後果導致必須持續「下更猛的藥」，而且會走入更深奴役之路。(圖片來源 : youtube視頻截圖)
【看中國2020年4月16日訊】(看中國記者張明天、劉世民採訪報道)武漢肺炎疫情還持續升溫。習近平最先「控制疫情」也「快速復工」，並且還有餘力進行「口罩外交」，似乎想利用這波形勢稱霸全球。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兼任副教授曾建元認為，這種「下猛藥」的後果導致必須持續「下更猛的藥」，而且會走入更深奴役之路。他還表示，肺炎的疫情有全球擴散的這個效應，全球化的神話一夕崩解，現在各國紛紛在鎖國。以台灣來說，像服務業、交通業、觀光業這些都面臨了可能要斷炊的窘境，顯然，國際經濟另一個大蕭條的時代已經迫在眉睫，迫在眼前。
而在1930年代，上個世紀，當時也曾經發生過全球的經濟大蕭條。我們回顧一下當時的歷史，美國在經濟大蕭條的情況之下，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發展了新政（The New Deal）；在另一方面的歐洲，則於1920年代在俄國發生了共產主義革命，適逢經濟大蕭條的時機，共產國際則積極向全球擴散。
曾建元認為，不論是美國的新政，或是當時蘇俄領導的共產國際利用國際經濟大蕭條進行革命的輸出，都看到國家對經濟的統制、指導、統合的角色被加重。基於當年的歷史經驗，來回顧對照今日世人所面對的武漢肺炎全球新一波大蕭條時代，這時候國家該扮演甚麼樣的角色？同樣的，共產主義在今日的時代有沒有可能又像當年1930年代國際共產主義的擴散蔓延一樣，又再次死灰復燃呢？
統制經濟，是到奴役之路
曾建元說，在談到這個問題之前，先介紹一下殷海光先生。殷是當年國立台灣大學哲學系的教授，後來因言獲罪而被當時的中國國民黨政府禁止在台大授課，而後抑鬱而終。可以說是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是那一代台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典型。
曾建元還說，殷海光曾經翻譯了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這本名著。海耶克也是著名的經濟自由主義學者。這本書是他念研究所的時候，當時的指導教授楊日然上課帶著他們從這出發來閱讀和探討一些跟馬克思主義（Marxism）法學相關的問題的。
曾建元表示，為什麼會談到這些問題呢？甚麼是到奴役之路？海耶克提到國家的統治，不論是在自由經濟體制，或者是在社會主義體制，只要國家為人民來決定所有的經濟活動，這就是我們人民到奴役之路，簡單來說就是這樣。殷海光先生本人重要的著作《思想的方法》，各位如果對他有興趣的話，可進而延伸閱讀。
人的本質是自由
曾建元提出問題：在經濟蕭條緊縮的時候，人民的自由以及國家的自由，或者是國家的角色及人民的角色之間的關聯是甚麼？這個問題他想從理論、或從歷史經驗，來跟各位做一點分析，做一點分享。
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都同樣認為，「人的本質是自由」，這是所有關於人的理論的起點。因為人如果沒有自由的意志，或者是自由的創造能力，他就跟動物一樣。可是動物當中還有高級的靈長類，還有一些低等的動物，甚至只有單純化學、物理反應的，那種非常低等的動物，它倒底有沒有意識我們也搞不太清楚，但主張心物合一論的就會從細胞的活動開始論證自由的起源。
但曾建元說，人之所以為人，還是因為人有思想，人有好奇心，人崇尚自由，不喜受拘束，不只是身體的行動，在思維、思想上也不受拘束。人是在他自由行動而與外界的接觸中，去對比、創造出他的生存空間、創造出他的生活世界，而意識到我跟其他人不一樣，人的自我意識也就這麼形成了。如果沒有自由的話，不會有真正自主的人格出現。每個人都有他不同的面貌、不同的性格，這個世界才會因為不同人的組合而五彩繽紛。所以人類的進步很重要的一點是，怎麼樣讓自由的天性能夠充分地發展、充分地發揮，讓人可以找到他最合適舒服的生存之道。
曾建元認為，人是要生存，那生存要靠甚麼？當然不是說你是文藝青年，每天吟詩誦詞就能夠生存下去。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需求層次理論說，人最根本的需求就是先活下來，填飽肚子是最根本的；可是，填飽肚子並不是人需求的全部，它只是個基礎，人還有精神層次、價值的追求，這才構成一個完整的人。
中國共產黨的人權觀喜歡談甚麼？人的生存權，他們認為這是最重要的人權。他們說，人先活著再說，所以生存權最重要，其它不重要了。這個推論、這個邏輯是過於極端的，為什麼呢？生存權固然重要，但其它的自由權也很重要。在憲政民主國家當中，我們是把這兩者等量齊觀的，這樣人才成其為人。因為人如果只是吃飽就好，那麼跟被人豢養的豬有甚麼兩樣？所以自由國家的憲法才會保障人民有思想、言論等等的自由。不是像中華人民共和國他們黨國所明示暗示講的，生存權最重要，其它都不重要，並不是這個樣子的。
曾建元稱前面提到人的本質是自由，他有主動創造的能力，所以創造成就感的慾望要被滿足，但這要靠甚麼？靠的是他有資源，他有可以支配的財產，可以用來跟別人交換。交換甚麼？交換他所需要的東西。別人匱乏的東西他擁有，透過這個交換可以互通有無，互相滿足。人的社會就在這個交換的過程、人的互動過程當中慢慢地去建構出來。
曾建元接著說，人的社會性交換行為需要透過一個機制，甚麼樣的機制呢？就是市場。我們到市場看到大家把自己的東西都拿出來，有各種的需求、各種的商品在那邊陳列，我們就會去思考，在生活上需要甚麼樣的東西？我可以在市場當中一次性地就把所有的採購完成。市場它提供了一個交換的平臺，如何讓市場秩序是公平的、是大家可以互相信任的，而不需要花很多時間在進行交易，最重要是如何讓交易的結果滿足我們生活的需求，這才是重點。
曾建元表示，所以我們就需要創造一個國家的角色，由它來維持良好的市場秩序。國家公權力跟經濟的關係在哪裡呢？就是如何讓人與人之間的交換行為，是在一個可以互相信任的、由國家的法律或是國家公權力經過檢驗的環境當中來進行，也就是在一個公平的、自由的市場秩序當中來進行。所以國家要維持法治，有法治後才能維持市場的秩序。對於違法的人，國家有我們人民賦予它的公權力來進行制裁，這些都要在人民的意志主導之下展開。
國家成立的目的
曾建元說，以上是自由主義對國家哲學的基本假設，和歷史事實無關，而是價值體系的基礎。如果你不相信，那就算了。你要相信這一套才能成為一個自由人。這一套指的是甚麼呢？國家成立的目的是為了保障人民的生命、自由、財產、幸福。國家如果不能滿足這些目的，我們可以推翻這個國家，或者換人來做做看，洛克（John Locke）《政府論二講》（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的精髓就在這裡。
在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當中，國家就是為了保障人民的生命、自由、財產、幸福而成立，生命當然不在話下，自由、財產的價值是相同的，所以民主國家在憲法當中一定會提到保障私有財產權。財產有不一樣的形式，譬如說你有一塊土地，在上面種菜種田，或者是你養家禽家畜，作為你的蛋白質來源。財產就是你可以支配的外在於你的客觀的物體，如果別人有需要，這就形成了財產的市場價值或價格。國家就是滿足我們對財產的需要，完善自由的交換財產的機制。
曾建元強調，如果今天整個市場的秩序不見了，人生的需求是由國家來幫我們界定的，那麼這個時候會產生一個甚麼樣的狀況呢？譬如國家認為，張三適合吃肉，你適合吃菜，他適合吃魚，然後就規定張三只能吃肉，你只能吃菜，他只能吃魚。當然我們的生存沒問題，但我們會吃膩呀，這個時候我們做為一個人的滿足感就會因此而不見了。我被規定我只能吃甚麼，當然可以生存，但我生活的樂趣就消失了。
曾建元認為，就是在烹飪或者在吃飯和別人互動的過程當中，才能真正去認識自己的需求、生命的價值，認識到如何讓其他人快樂，利益他人的能力，也只有在互動的過程當中能夠被發現。所以如果國家都幫安排好了，該做些甚麼，人的生活中各種物品需求的種類跟配額，都由一個全知全能的國家幫處理好了，而且覺得是為了他好，不容他們有異議，則當然可以活下去沒有錯，但就沒有意思了，因為沒有自由、沒有創造的過程、沒有享受那種互動的愉悅感和成就感。這種經濟的型態，這種國家的角色，就是海耶克及殷海光再三告誡我們的，人類到奴役之路。
市場滿足人的需求
曾建元表示，國家維持市場秩序跟國家統制經濟秩序，當然不是截然的極端，中間還有些過渡型態。在台灣來說，有前經濟部長尹仲容提出的「計畫性自由經濟」的說法，也就是說，國家還是要有一定的中長程經濟計劃，可是基本上整個國家還是要尊重市場的機制，尊重與保護每個人的自由和財產，透過法治保障每個人自由發展的能力、權利以及空間。
這樣子，人才能透過彼此交往去探索彼此的需求，讓國家的經濟行為、市場機制幫助每個人，使他能夠得到最豐富的生活以及精神的滿足。所以要有市場，要有經濟活動，哪裡有匱乏，哪裡就是商機，就有人會需要買，就有商人會做這個生意，商人在當中互通有無，基於逐利的動機而卻能做好事，即提供商品或服務，讓人們的需求得到實現，生命能夠圓滿。這就是一個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基本的圖像，一個基本的假設。
曾建元說，在這點上面，我們也看到，哪怕是共產主義國家，如列寧（Vladimir Lenin）建國之初在蘇俄推動統制經濟失敗之後，他改而實施新經濟政策，以課稅代替徵糧，重新恢復市場機制，讓當時蘇俄的經濟回升，因此才有後來派人到中國來跟國民黨談聯俄容共之事。因為當時國民黨看到的是蘇俄實施新經濟政策，也就是恢復到部分的市場經濟所爆發出來的經濟成就，也就對當時的共產主義投以錯誤的幻想，事實上蘇俄共產黨用的是以市場機制來調整原來的統制經濟，不是共產主義的成功。
共產黨國家權貴操弄市場
曾建元提及，中國共產黨也是一樣，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以及在六四之後南巡的講話，也在強調市場經濟的機制，但是，共產黨都做一半。手中的權力不放，市場機制只能在它可控制的範圍之內讓人民、讓權貴、讓官僚有機會去參與當中，而且權力也當成商品可以買賣。
在近三十年我們可以看到，的確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國崛起了，現在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可是，最近幾年，我們又看到阿里巴巴馬雲等等有名的企業家，紛紛向黨國獻上股權交心投降了。為什麼呢？因為他們私人企業的發展已經大到足以威脅黨國對社會的控制，所以黨國就要出手。最後我們看到，在中國大陸，這些資本家、企業家連他企業的利益、自己的財產都不能保護，更何況一般老百姓，他們的自由跟財產就跟浮萍一樣，沒有根，無法期待在腳下有非常紮實的土地可以站立。國家的中立性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整個經濟發展當中非常重大的課題，它必須去解決的。
曾建元接著表示，今天我們面對大蕭條的時代來臨，它當然會給予國家和黨更多的藉口，要集中力量來進行物資的調節分配，這就讓他非常地憂心。在中國大陸疫情蔓延的情形之下，國家宣稱實施緊急狀態，要集中社會國家的力量對人民的需求進行指導和分配，他非常擔心中國大陸再進一步走向更深層的到奴役之路。
曾建元憂心，可以看到中國大陸今後國家發展步上極權的危機，也就是縱使在疫情結束之後，共產黨會不會願意放手回復原狀的威權，他想這很難。共產黨這些官僚他也是人，人有貪念、私慾、權力慾，要他放權下來很難。很少權貴會沒事擁有菩薩心腸，所以孟德斯鳩（Montesquieu）才說權力要用權力制衡，如果沒有權力來制衡的話，沒有人會把自己權力可支配的資產和利益，無私地倒吐出來讓大家分享，慷慨到菩薩到聖賢的地步。
曾建元強調，所以一定要有個制度讓人性這方面的貪慾可以受到抑制，雖然這個部份對中共黨國不敢期待。換言之，一旦中國大陸黨國進一步利用疫情國難宣告緊急狀態、且需要國家統一意志，由國家來為人民的生活進行指導和分配，則擔心的是，利用這樣的藉口，將會更進一步鞏固共產黨黨國體制，中國大陸人民三十年來的經濟成就和一點點的自由，也就可能跟著新一代的毛澤東被葬送掉，這是我們要提醒的地方。
國家要有防錯機制
曾建元說，對於自由世界，《到奴役之路》這本書其實也提出了警告。如果要講到很極端的話也是很極端的，就是它認為國家不需要任何經濟計劃，任何經濟計劃都蘊藏了控制的一種因子，而這是它要極力去避免的，當然它對市場非常地相信。對於這一點，他還是有一些保留。他想現在的國家，還是要有一些長遠的經濟計劃，以對於國家的資源做一個最好的計算與配置，只是，計劃的規劃過程還有計劃的執行，應該容許被修正。
並不是說這個計劃訂下來之後就變成了歷史的規律、歷史的定理，大家一定要照著這個走。因為計劃是人訂的，人會犯錯，所以計劃也可能會出錯，因此這時候就要容許計劃有修正的空間。人會改進，能接受錯誤，在錯誤的經驗基礎之上檢討改進，才會有進步；如果我們先有一個定理，有一個完美的計劃，要一五一十地照著計劃來執行，不能違背、不能犯錯，那他告訴各位，在現在這種人類的知識爆炸、各種訊息日新月異的時代，我們就可能會被過去陳舊的觀念所綑綁而阻礙了人類進步的機會。
曾建元認為，所以計劃並不是不好，計劃還是需要的。在海耶克《到奴役之路》中我認為它比較忽略到的，不是說不要有任何的計劃，社會整體還是需要有一定的規劃，但是我們也要容許犯錯、容許修正。那在甚麼樣的情況下容許犯錯跟容許修正呢？那就是制定計劃的人不要永遠以為他是對的。我們要有個機制，讓計劃的制定者、執行者有機會因為他的計劃執行不下去了，要負起責任來。要嘛就改變計劃，所謂計劃趕不上變化，要嘛就改變計劃的規劃者，重新再來訂定另外一套計劃，這樣一來，就可以避免人類走向到奴役之路。
不相信萬能政府、英明領袖
曾建元利用過去1920年代軍事共產主義崛起而再開放修正的那段歷史，說明全知全能的國家和完美計劃的不可能；也以美國如何利用新政等社會福利制度解決了大蕭條時代對人民帶來的損害，維護人民基本的生活。
美國人民的這些損害在填補了之後，便有如脫胎換骨，此後發展成為全世界最強的國家──1930年代當年它還不是喔。但美國現在是全球最富裕的國家，儘管後頭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挑戰，可是曾建元跟各位報告，他非常有信心，以美國這樣的一個體制，它會繼續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中共想要挑戰它，那還早呢，為什麼呢？
曾建元認為，只要有一個領導人，他出錯，三十年所累積的這些國民財富、三十年所累積的經濟成就都會一夕之間變成泡沫。我們今天在中美貿易戰還有武漢肺炎疫情當中，就可以預見兩國未來競爭的結果，他相信美國會繼續茁壯，川普（Donald John Trump）不當總統或是其他人當總統，美國一樣會集眾人之智慧，不用擔心川普亂說話，因為國會會彈劾他，有人監督他，他的財產也會縮水，他會戰戰兢兢地，一旦他做不好，更有人會取代他。所以美國會永遠集眾人智慧，永遠向前進步，永遠在錯誤當中學習成長、在學習中進步，學會迎接各種挑戰。因此不用擔心美國今天疫情膠著，我對這個國家很有信心。
反觀今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相形之下，因為共產黨中央習近平核心的決策錯誤，讓武漢肺炎爆發開來，現在黨國對各地封省封城的命令要貫徹下去，要集中一切的力量維持人民的生計，黨國要對社會資源和人民財產進行支配徵用。然而很多事情並不是英明的領袖、萬能的公務員他們就能夠做好的。沒有公民社會主動地來配合，自主地來管理，你永遠管不到所有的角落也永遠管不好，因為你的公務員原本就是少數。中國大陸人民這麼多，領土幅員這麼大，中央集權、黨國專制總有極限，你一定要讓人民有自主決定他最好生活方式的空間，讓人民能夠判斷，有了思考，哪怕是在這種緊急的狀態之下，人民的自由也不能給予完全剝奪和限制，要讓人民的共體時艱，是真正出自於他們的決定。
曾建元說，今日，我們看到中國大陸對於社會控制地更加嚴格，國家施政的完美數字不容許挑戰，吹哨者就打壓，不讓他的人民像臺灣一樣，有自主的意識，主動來幫助自己，也容許以包括批評在內的方式幫助這個國家的政府來領導防疫的工作。這就是民主國家跟專制國家最大的差別。換言之，民主國家透過尊重人民的自由權利，透過財產制的保障，透過法治，透過契約的觀念，確保人的自由能夠得到最大的發揮。而專制國家總認為國家是萬能的，領袖是英明的，能幫人民決定一切，所以當領袖出現狀況、當黨國出現狀況的時候，這個國家則必將走向覆亡，但那則才是人民擺脫被奴役的機會。
曾建元利用當下全球經濟的大勢，再回歸到關於人與自由的一些基本觀念，回到海耶克、殷海光，來談談人類如何面對今後的世界。他以為，無論如何，我們還是要堅定我們對於自由法治人權的信念，那是安身立命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