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的五座勞教營 夾邊溝只是「之一」（上）(圖)
消逝的五座勞教營，夾邊溝只是「之一」。（網絡圖片）
2013年4月，山東曲阜一幢底層的教師宿舍樓裡，八十三歲的張元勛沒有等來勞教營的最後關閉。在和存世56年的勞教制度的年齡競走中，這位當年的北京大學中文系「右派學生」倒在了終點線前面。
這也是諸多「壞分子」和所謂「社會渣滓」的命運。在政治壓倒一切的年代，他們的命運被一項法外的刑罰莫名主宰，身入勞教營，甚至成為終身居民。在大飢荒和隨後的政治碾磨與生存剝奪中，無從計算的生命和姓名逝去了，和遍地叢生的勞教營一同隱匿。
這些勞教營曾經顯赫一時，血統延綿至今，卻大多隱藏在檔案和卷宗的塵霾中。近年來，隨著當事人回憶和有心人的發掘，中國「格拉古群島」（註：右派語，倒用索爾仁尼琴的著作《古拉格群島》名）輪廓逐漸浮現，尤以夾邊溝農場為著名，餘者仍影影幢幢，無從清晰勾勒。這些勞教營大多和勞改營混在一起，更為它們的身世蒙上了面紗。
近年來，筆者有機會接觸到一些倖存者，分別來自當年顯赫一時的幾座勞教農場：夾邊溝、興凱湖、峨邊沙坪、青海湖、清河茶澱。根據他們的親身經歷和參照文獻史志資料，筆者試圖粗略勾勒「反右」至「文革」年代中國五大勞教營的輪廓，為勞教制度的深長背影添加可感觸的人生註腳。
夾邊溝
西安古城牆南門外不遠的一座居民樓裡，八十四歲的司繼才用鋼筆和紙質的筆記本寫著厚厚的回憶錄。半個多世紀以來，他活過了很多東西：活過了夾邊溝農場終結一切的死亡，活過了右派平反，也活到了勞教廢除。但生與死的競走並未結束，他想在生前完成的百萬字三步曲回憶錄，剛剛寫到通向夾邊溝的入口。
使他無法放手的是手頭的證物：一本當年在夾邊溝親筆寫下的日記。這本日記的唯一主題是飢餓和死亡。在這本被歲月翻閱得幾乎風化的黑色筆記上，密麻麻的陳年字跡中，筆者看到了有史以來飢餓和死亡聯繫得最緊密的記載：煮食人肉。
埋人回來的司繼才，路上聞到一股肉香，「又帶著一種腥味，和說不清楚的什麼味。」循味而去，兩個犯人在鍋裡煮肉吃，還招呼司繼才同享。日記記載，肉黑乎乎的，皮又有些發白。司繼才奇怪哪裡來的肉，忽然想到是人，頓時感到噁心。身為小組長的司繼才向管教報告後，吃人肉者得到懲戒，但飢餓和死亡不會由此停止。
或許由於含有禁忌，筆記中的記載很簡單，司繼才也不願意輕易示人。但他畢竟記下了這個場景，並保留到眼下。這或許是從夾邊溝保存下來的唯一一本日誌，和罕有的食人一手記錄。
在筆記和司繼才的記憶中，有大量夾邊溝死難者的記錄。譬如一個在土窯上寫下「坐以待斃」而後真地坐著死去的人，一個為了虛幻的「改造好了可以回家」的宣傳活活累死的青年，手裡攥著家信；一個前來探親目睹丈夫被捆綁致死隨即自殺的婦女……這些記憶的一部分收入了楊顯惠著的《夾邊溝紀事》中，夾邊溝因此開始為人熟知，成為最著名的勞教死亡營。
在當時的中國勞教版圖上，夾邊溝是一個很不起眼的小農場，三千人左右的規模不算太大，即使在甘肅也遠非受人注目。特別的是，這3000來名勞教分子絕大多數是右派知識份子，包括傅作義的弟弟、留美博士傅作恭等人，大部分又在三年飢荒中餓死，倖存者只是零頭。右派的帽子沒有奪走倖存者的敘述能力，圍繞這個小地名，集中產生了數種文獻，《夾邊溝紀事》之外，尚有美學家高爾泰的《尋找家園》、何鳳鳴《經歷——我的1957》和邢同義的《恍若隔世——回眸夾邊溝》、王吉泰的《大祭靈》、趙旭的訪談錄以及導演王兵的《夾邊溝》電影等，形成「夾邊溝現象」。楊繼繩以描寫三年大飢荒為題材的《墓碑》也涉及到夾邊溝。這或許是冥冥中的天命對於中國勞教記憶的特殊饋贈。
1957年6月，夾邊溝勞教農場開辦，由勞改農場轉身而來；1961年底，夾邊溝農場因為死亡太多被關閉，以後被部隊接管。在短命的歷史中，夾邊溝體現了一個勞教營的全部特性，並發揮到極致：沈重而荒謬的強迫勞動，早已超出所謂「自食其力」的層次；嚴酷的人身剝奪和暴力鎮壓，與真正的監獄並無兩樣，勞改局下設勞教處，勞教犯和勞改犯人混同關押，管教可以為了偷一個蘿蔔虐死犯人；不毛之地的生存環境，住在戈壁地窩子裡，不僅無法脫逃，甚至離開勞教營只有死亡，以致出現高爾泰書中記載的「自由人追趕監獄」；「教養」宗旨的欺騙性，所謂的「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意味著沒有限定的刑期，後果更是赤裸裸的飢餓和死亡。
根據司繼才的講述，夾邊溝死屍成堆的被發現，並非出自上級有意調查，而是內務部長錢瑛司機的一次迷路。據說，當時場長還想把錢瑛等人捆起來，可見素日之驕橫。解救了夾邊溝倖存者的錢瑛，文革中被關入了秦城監獄，在監獄醫院患癌症去世。
今天的夾邊溝，右派屍骨已為亙古風沙湮沒，多數變成了醫學院的實習標本。司繼才的筆記本，也沒有機會進入反右或大飢荒博物館。但國人畢竟知道了這個不起眼卻驚心動魄的小小地名。
興凱湖
1959年4月，北大數學系的右派份子陳奉孝和幾千名勞改、勞教男女犯人一起，從北京被轉移到中蘇邊境黑龍江密山縣的興凱湖農場。這是北京市公安局新添的勞教營，和勞改農場合二為一。陳奉孝本人是判刑的犯人，但北大物理系判處勞教的譚天榮和他同批押送。
押送途中大雨如注，全體犯人逗留於密山劇院看電影，期間發生了反革命密謀叛亂事件，數名犯人被判處死刑。陳奉孝倖免牽連。
根據姚小平在《老照片》雜誌撰文，由於地近蘇聯，興凱湖有條特殊規定：越獄的犯人被抓獲，可以就地處決。幾名試圖通過冬天結冰的湖面逃亡蘇聯的囚徒，遭此厄運。
興凱湖農場是一片沼澤地，要靠犯人排澇造田，種糧自給，勞動量驚人，一個中隊二百多犯人要種近一萬畝水田。冬天則要頂著「煙泡」造渠修路，用赤腳踩碎水田上結的冰，攪拌凍土。勞動的強度，同處密山縣的雲山畜牧場發生的「奪命大豆事件」可為一證：由於在飢餓和秋雨中連夜搶收大豆，一夜之間有7人活活累死。
到處是沼澤和漂浮的草甸子，割烏拉草的犯人們不小心就會遭遇滅頂之災。犯人住的是和夾邊溝類似的地窩子，冬天的「煙炮」會把住處全部埋住，夏天的小咬則可以叮死人，一個跟管教頂撞的犯人被脫光了綁起來餵蚊子，三天後就死去。譚天榮先後關過興凱湖、清河和團河三個農場，在他記憶中，最苦的是興凱湖農場。
三年飢荒時期，興凱湖和夾邊溝一樣大量餓死人。跟陳奉孝一起分到四分場一中隊的75名犯人，到1967年農場解散時活下來的只有29名，絕大多數死於飢荒。陳奉孝盡力記住了24個死者的名字。一個飢餓的犯人甚至撈住陳奉孝剛拉出尚未落地的大便塞入嘴裡。一次陳奉孝和另一人抬死屍去埋，挖坑時發現凍土下已經埋了一名死屍，索性兩人合葬。興凱湖埋葬死者的墳地之一叫太陽崗，似乎這些勞教分子真是沐浴著紅太陽的光輝遇難的。
2002年，北京潘家園舊貨市場發現了一份《右派份子死亡情況調查表》，總共94名死亡右派中，有5名來自偏遠的興凱湖，其中包括了中央實驗歌劇院教員和「民建」北京分會副會長。這5人都死於飢荒真正發生之前的1958和1959年。至於飢荒中興凱湖死去的勞教者，並無文獻記載。值得一提的是，李銳、丁玲和作家從維熙也曾經在興凱湖下放勞動過。
在興凱湖農場，有兩樣著名的發明：石棺小號和「三兩八」。前者是用於懲罰違規犯人的禁閉室，高一米左右，寬不足一米，長一米五左右，不透光線，形似一具石棺。陳奉孝在其中關押了三個月。後者是飢荒時期北京市獄政的「科學發明」，讓關小號的犯人一天吃三兩八玉米窩頭或稀飯，據說是一位法醫研究出來：一個人只要不幹活，躺著不動，每天吃三兩七錢五的苞米麵就餓不死，四捨五入成了「三兩八」。據說有犯人如此被關小號一年多，竟然沒有餓死，足見此研究成果之「科學」。但科學仍舊難免誤差，北京大學物理系右派劉奇弟，因替胡風鳴冤被判刑關押到興凱湖，1961年在小號中凍餒而死。
《北京市監獄勞教志》記載，興凱湖農場是北京市勞改勞教局下轄的超大型農場，全場水陸面積13萬多公頃，同時管理勞改、勞教和所謂留場就業人員。到1966年因與蘇聯交惡、防範戰備風險移交地方時，前後共關押犯人14729人，勞教人員5635名，還有留場就業人員（所謂「二勞改」和「二勞教」）近15000名。如此規模和人數，只有清河農場堪與匹敵。北京市公安局勞改處的領地可以延伸至遙遠的中蘇邊境，也可見專政力量之無遠弗屆。整個密山縣，密麻麻佈滿了勞改和勞教農場，成了一片由地主、反革命分子、右派和知青的血汗逐次浸潤的土地，直到今天仍然生活著不少當年的「留場就業」人員後代。
陳奉孝刑滿後「留場就業」，文革後回到了山東老家濰坊。2010年筆者見到他時，他的腿上還保留著當年「坐老虎凳」硌下的銅錢大小的疤痕。他在興凱湖農場的同伴譚天榮，則在青島的一處兩居室宿舍中孤身度過晚年。20來年的勞教和「二勞教」生涯，完全奪去了他年輕時的物理學天才和「學生領袖」（毛澤東語）風采，以及愛情和婚姻幸福，但並沒有抽掉他衰老皮膚下的硬骨頭。
清河茶澱
去世之前，張元勛一直在用一根手指，一個字一個字地敲出一本叫《河岸》的回憶錄，記錄他在清河農場的經歷。
清河茶澱農場，並非如它的名字寓意的田園。由於僻處渤海之濱，有著半島的特殊地形，又因鹽鹼地改良的需要，早在解放之初，它就成了北京市處置抓獲的「敵特分子」的中心。1957年下半年開始接收勞教人員，到第二年末已勞教6400餘人，在全北京市勞動營系統最多。1983年清河茶澱農場勞教部門撤銷，現仍為北京最大的勞改農場。
張元勛1957年來到清河，這裡不通車，半島入口駐紮部隊，農場裡崗樓鐵絲網交織。張元勛所在的勞動營條件簡陋，就在營房周圍栽上一些電線桿，拉上8號鐵絲電線，圈出幾畝地。人粘在網上，電網並不停止運作，有時清早起來，看到電網上有人，大都是晚上想不通的觸網自殺者。親歷者杜高根據公安部內部檔案記載，清華大學學生右派郭道宏，「不忍飢餓，企圖逃跑，爬電網觸電死亡，倒斃在離電網一米處」。
勞教犯人中長年展開鬥爭批判。張元勛的難友文懷沙，經常被小流氓打耳光。前文提到的譚天榮在清河也挨過耳光。文革中遇羅勉前往探望被勞教的姐姐遇羅錦，親眼目睹一犯人勸說同伴勿唱樣板戲詞「不怕牢底來坐穿」，恐怕被人當做是影射，全體犯人立即厲聲斥為反動、「攻擊樣板戲」，「像瘋狗一樣互相撕咬」，遇羅勉對專政下的人性惡感到震驚。告密揭發成為流行風氣，稍微頂撞管教就會上手銬。毛澤東逝世時氣氛更緊張，所有管教人員都荷槍實彈。
長年監禁，犯人的性需求成為無法解決的難題。張元勛回憶，一些因流氓罪名被勞教的女青年精神失常，裸體隔著鐵絲網對異性看守高呼「來操我吧」，為此不得不把看守換成女性。張元勛同隊的一個小青年因為長得清秀，成為多角同性戀的中心，受到開會批鬥。最離奇的一件事是，勞動隊養的一條母豬半夜裡被人強姦，犯科者被當場抓獲，母豬殺掉無人吃肉。文革之後，犯事的勞教人員結了婚，與張元勛鄰居，沈迷於拉二胡。性壓抑導致獸交現象，在勞教人員中並非孤例。
1960年開始，大飢荒不例外地掃蕩了這裡。犯人一月的伙食直降為6斤棒子麵，鮮草鍘碎了煮熟，攙和棒子麵做黏合劑，和豬食沒有區別。和夾邊溝一樣，勞教犯成堆死去。一天早上張元勛醒來，鄰鋪的犯人已經無聲地死在被窩裡。勞動隊的廁所在院子裡，有時早上起床，院裡倒著七八具死屍，是半夜去上廁所一頭栽倒的人。
浮腫到膝蓋的張元勛也擔任了埋屍任務，搭檔是一位神父。埋屍的地點在一處河岸堤壩，正是他回憶錄名字的來源。餓死的人或浮腫或乾瘦，體重變得很輕，「和一隻雞差不多」。幸運的是，他們或許能得到神父的祈禱。張元勛說，河岸上埋葬的餓殍大約有上千人，寫出來是一部現成的《悲慘世界》。可惜由於身患多種癌症，他沒來得及實現這個願望。
2002年姚小平在潘家園發現的《死亡右派份子情況調查表》中，全部94人中有84名來自清河農場，其中絕大多數死於1960和1961年，除了高校學生，更有許多中央部委的幹部，此外還有和尚、阿訇各一名，都是一代知識精英。死者全部是青壯年，在「勞動教育」的美好名義下被剝奪了性命。在大會上公開為胡風辯屈的美學家呂熒，就死在被稱為「等死隊」的三分隊北磚窯裡。這些人的死亡原因一欄，和夾邊溝的右派一樣標為肺結核、腸炎、肝炎等疾病，實際上都是飢餓。
1962年，清河農場倖存的人員被轉移到京郊團河農場「就食」，張元勛和譚天榮都在其中。直到這時，張元勛才確認自己脫離了死亡。死亡危機過後，又被送回清河。
勞改期滿的張元勛，先到管教科領取一張釋放證，隨即又到「留場就業處」報導，釋放證被收回。「二勞教」「二勞改」把刑罰變成了終身制。遇羅勉說：「勞教時還有盼望，一就業就永遠失望了。」直到文革結束，張元勛才恢復自由身。
2000年炎熱的夏天，張元勛用3個月寫出了《北大往事與林昭之死》。兩年後他查出了癌症。去世之前的張元勛，家裡擺放著很多胎質厚重的瓷瓶，是他從泰山的古董市場買來。擊節叩問之下，有深遠回聲。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