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上海外灘。（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按：1936年月12月1日，軍政部次長陳誠講道：「假如現在就發動對日本作戰，一定會處於被動地位；再遲一年，最低可以爭取到半主動地位；再遲兩年，可以爭取到完全主動的地位。」一位外國學者著文說：「中日戰爭在中國來說是早了五年，在日本來說卻是遲了五年。」
1937年的早些時候，正在中國旅行的美國人拉鐵摩爾對英國記者勃脫蘭說：「這太像1931年了，太平靜了，太平靜了，平靜得不能讓我們放心。我們怕又要見到一個『九一八』了。」
果然，盧溝橋畔的那一聲槍響，發出了這一年最驚天動地的聲音。
但這一聲槍響之外，還有很多聲音作為背景，被淹沒在歷史的驚濤駭浪深處。或許，在隆隆的槍炮聲中更仔細地聆聽，那些細微而嘈雜的聲響，更能演繹出歷史的主調，更能描摹出1937年的中國。
1937年7月7日之前，是怎樣一個中國？
在這一年，中國擁有了3935家現代工廠，1萬餘公里鐵路，11萬6千多公里公路，12條民航空運線路。
追溯此前十年間，工業經濟成長率平均達到9.3％，經濟增長率估計達到11％以上，為當時中國有史以來增長最快的時期。
同樣在這個時段，中國小學生人數增長了86％，大學生人數增長了94％。
到這一年，法幣已成功運行了近兩年。全國幣制漸漸統一起來，中國經濟初步形成統一的格局。《第二次中日戰爭史》評價，假如中國一直停留在銀本位時代，中日戰爭一旦爆發，就會因為戰費籌措困難，抗日戰爭恐怕無法支撐半年以上。
4月1日，國民政府設立了鹽務總局，從外國人手中收回了主權。在此7年前，中國海關實行海關新稅率，這是近百年來中國第一次行使關稅主權。
至這一年的6月底，國家稅收總額達到法幣8.7億元，是8年前的2.6倍。而貿易逆差為1.5億元，不足兩年前的一半。
至1937年，中國棉稻麥也基本實現了自給，經濟學家何廉說：「農業經濟發展已步入『起飛』之路」。
有了這樣的經濟基礎作底子，忙碌的中國陸軍整理處處長陳誠，正致力於將擁有170餘萬人，超過180個師卻隸屬不同派系的中國軍隊整訓為一支現代化武裝。按照他們的計畫，到1938年底，中國將擁有60個具有現代作戰能力的陸軍師。在湖南或是南京等地兵工廠，已經製造出德式1924式步槍，仿捷克式輕機槍，金陵兵工廠出品的重機槍已經與德國製造的一樣好。到1937年5月，中國空軍已有600多架飛機及262個機場。
到這個時候，1936年12月首批徵集的新兵約5萬人已經入伍，這得益於當年3月1日開始實施的《兵役法》，推行徵募並行制，「凡我國民須知服行兵役為人人應盡之義務」。這也使得在全面抗戰爆發的半年內，中國能夠迅速徵募約70餘萬壯丁，作為士兵投入到戰場。
1937年上半年，從西安事變中脫身不久的蔣介石，與中國共產黨代表周恩來等多次進行關於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談判，並最終原則上承認國共合作抗日，並同意紅軍改編為三個師4.5萬餘人。
全國大體上實現了政治和軍事的統一，大約兩年前，美國駐華大使詹森向美國國務院報告說：「川黔已入蔣委員長統治的範圍，在另23個行省中，他的力量已擴展至11省。雲南不久也將劃入他的統治。」
蔣介石還在致力於推動他的「新生活運動」，以使國民的生活「軍事化、生產化、藝術化」。他說，「我們要打倒日本侵略的武力，先得打倒日本侵略的精神；要打倒日本侵略的精神，先要完成自己應該具備的革命精神——固有的民族精神。」
這一切的種種努力，成敗得失均有之，但多少給了百年積弱的中國的人民以一些信心。或許是出於鼓勵國人信心，胡適在較早前說：「平心說來，最近二十年是中國進步最速的時代。無論在知識上、道德上、國民精神上、國民人格上、社會風俗上、政治組織上、民族自信力上，這二十年的進步都可以說是超過以前的任何時代。這時期中自然也有不少的怪現狀的暴露、劣根性的表現；然而種種缺陷都不能滅損這二十年總進步的淨盈餘。」
至1937年的那十年，在學界亦有「黃金十年」之稱，雖然仍舊內憂外患不斷，仍舊是百弊叢生，但於內，中國步入了近代相對快速的發展時期，於外，至少在當時的領導人看來，則有屈以求伸，蓄力備戰的戰略謀劃。按照蔣介石的說法，「果能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犧牲有犧牲之決心，以抱定最後犧牲之決心，而為和平最大之努力」。
1936年月12月1日，軍政部次長陳誠講道：「假如現在就發動對日本作戰，一定會處於被動地位；再遲一年，最低可以爭取到半主動地位；再遲兩年，可以爭取到完全主動的地位。」
而戰爭打響兩年後，一位外國學者著文說：「中日戰爭在中國來說是早了五年，在日本來說卻是遲了五年。」
但是，日本沒打算給中國從容備戰的時間。他們已查覺到中國的種種變化，如一位中國歷史學家所寫，「如讓中國有更進一步的自強機會，日本就會等於自殺。」
這一年，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向外交部報告：日本朝野覺得中國日漸中央集權、充實軍備和修築國防工事，將會從抗日走向侮日的道路，日本將不惜用一切手段，甚至直接在中國奪取政權。
而緊隨而來的盧溝橋槍響，使日本也陷入了長期苦戰的泥沼，也使中國耽誤了和平建國的機會。
常常有這樣的假設：如果再給中國五年時間，又會怎樣？
歷史不能假設，但70年後卻給了我們回望與反思的視角——1937年7月7日前，尚未被硝煙籠罩的中國。
1937年
元旦
一代文豪胡適用了7個半小時，才寫完了一篇3千字的文章，文章提出了三個願望，但後來卻只實現了一個。
3月3日
老資格外交家王寵惠接替張群成為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這或許是當時中國最不討好的一個職位。但數年之後，居然峰迴路轉，百年來的外交弱國一躍而成世界五強。
6月12日
孔祥熙出現在德國貝西特斯加湖畔的希特勒別墅中，賓主言談甚歡，但最終沒有能挽回中德多年的軍事合作關係。雖然德國顧問法肯豪森親自參與指揮了當年的淞滬會戰，卻不得不在次年黯然離華。
8月
宋子文主持救國公債勸募工作，以抗日救國為號召，1個月內，公眾認購2.4億元，完成設定總額一半。
12月14日
王芸生在給《大公報》寫下最後一篇社評《不投降》後，率領《大公報》西遷，他給上海留下的最後一句話是：「到今天，我們所能自勉兼為同胞勉者，唯有這三個字——不投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