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 關於六四回答幾個問題(圖)
1989年，在天安門前請願的青年學生。
【看中國2019年2月6日訊】今年是「六四」30週年，關心30年前發生的事情的人明顯比以前增多，我也不時地收到一些網友提出的問題。雖然大多是重複的內容，但還是摘要回答幾個如下。
有網友問：雖然我也不同意當年政府派軍隊開槍鎮壓你們的作法，但是這三十年來政府推動改革開放，經濟發展的成就可以說是有目共睹，我認為這說明政府已經從當年的事情上吸取了教訓，你們為什麼還一定要不斷地翻老賬呢？
我的回答是：我不否認這三十年來的經濟發展，但是發展本身如何評價，我與你有不同看法，但這不是重點。重點是，中共有沒有從三十年前的事情中吸取教訓呢？我認為沒有。因為，當年學生提出的主張集中在政治領域，就是因為經濟改革到了八十年代末期，遇到了政治體制的阻礙，所以當時社會上和知識界都有改革政治的主張，這也是所謂「新權威主義」提出的背景。八九年以後，中共的確在經濟上越來越自由化，這本來也是1978年以後開始的趨勢；但是政治上反倒更加加強控制與集權，於是導致了現在我們看到的貧富分化，腐敗和社會不公等嚴重威脅經濟改革和社會穩定的弊病。如果中共當年早一些動手進行政治變革，中國的社會轉型會比現在更有秩序。所以我覺得中共還是不能跳脫既得利益高於國家前途的框架，還是不願意推動政治上的改變。這怎麼算是接受了教訓呢？
有網友問：六四已經過去三十年了，雖然我很敬佩你們三十年來的堅持，我也認為應當給六四平反。但是讓我們現實一點看問題，你不覺得在中共的統治下，六四的平反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嗎？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做它的意義何在呢？
我的回答是：首先，我個人現在已經不再用「平反」這樣的字眼作為訴求了，我更傾向用「翻案」。其次，雖然表面上看起來，當局對社會的控制越來越嚴，似乎讓人看不到什麼希望，但是如果你肯仔細想一下的話，你會發現，一個日益複雜化的社會，其實已經很難用高度集權的手法完全控制，這也是中共內心非常恐懼的根本原因。公民社會的發展建立在政治與經濟越來越區隔開來的基礎上，這使得政府的政治控制力量受到削弱。這種趨勢的結果就是政府向社會妥協，讓出部分權力。九十年代初期東歐發生的就是這麼一個過程。當然，中國的問題遠比東歐複雜，因此需要更長的時間轉型，但是大致的路徑應當是一致的，這也是我對中國的未來有信心的原因。
有網友問：請問六四對你個人有什麼影響？回顧30年來的坐牢和流亡，你沒有一絲一毫的後悔嗎？
我的回答是：六四運動在我個人生命中的影響是關鍵性的，它主要表現在，因為有過這樣的歷史，今天的我就有了一些不能完全自我選擇的東西，比如推動社會進步的理想，比如承擔一些期望之類。如果我是一個普通學生，我可以選擇個人性生活或者公眾性生活，但是現在，我別無選擇，只能生活在公眾的眼光下。很難說這是幸運還是不幸，但是我覺得我只有面對與接受。從個人的角度說，我覺得一個人在青春時候懷抱一些對社會的理想，這根本不是理性選擇的結果，這幾乎可以說是一種感性的必然。我必須說，這種感性是美好的，而且是有時效的。年紀再大一些，就很難體驗這種年輕時候的激情了。人生有限，我當然不會放棄這種能夠把自己的生命體驗與國家前途，社會理想連接在一起的機會，哪怕它是短暫的。所以我對自己付出的代價並不後悔。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