淚！一位公安幹警自訴：「南瓜山」餓殍遍野(圖)
在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中，餓殍無數，令人垂淚！此為示意圖。（網絡圖片）
南瓜山不是山，是個埋死人的地方。在四川省峨邊縣沙坪勞改農場場部醫院後面的一塊荒坡上。當時沙坪勞改農場關押近一萬多教民，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右派份子，在所謂的「三年自然」中，兩年多的時間裡竟餓死五千多老右，直到現在也鮮為人知。好些將死未死的人都先送到這裡來搶救。所謂搶救就是給點糠膚餅吃，不幾天就死在醫院。當時死的人太多，沒說沒有棺木，就連個獨立的墳頭也沒有，是一個一個大坑埋的。聽說一個坑多的時候埋到幾人幾十人，上面只有一層薄薄的泥土。後來不知誰在上面種上南瓜，南瓜竟然枝茂葉密，黃花一片，秋後收穫的南瓜又大又肥又嫩又重，自此「南瓜山」揚名全場，成了沙坪一景。
重慶市公安局退休幹部、現年75歲的蔣柏齡先生，當年就是在「南瓜山」掩埋餓鬼凍殍的埋屍人。四十多年後我們相逢言及此事，仍感滄涼心酸。說到當年他為何劃為右派份子一事，他憤然道：「偉大深恩在劫難逃，鳴放騙術自當入羅。」
歷史回到1957年，那個鳴放高潮的五月。重慶市公安局和全國一樣到處貼滿了大字報，在眾多的大字報裡有一張題為《雪裡送炭此地少，錦上添花我局多》，作者就是少年英俊筆頭帶刺的幹警蔣伯齡。他主要對局裡領導侵佔大家福利行為表示不滿，於是全局大嘩響應者眾，不少人簽名支持，一致呼籲：「改組局福利委員會，清查賬目，糾正偏差。」局領導立即調動黨團力量予反駁彈壓，時為副局長、黨委書記陳宗譜立即發表講話宣稱：「福利這事雖我們做得不對，但與右派藉此惡毒攻擊黨和社會主義是兩碼事，必須組織反擊，消除負面影響。」
事態與結果可想而知，一時反戈一擊者，聲明更正發言者比比皆是。他說，除我「罪有應得外」，確也連累了一些好同志，如老幹部任書旺，舊社會討口，參加革命流血負傷，也劃為右派，家屬不服，在市局張貼大字報討取公道，結果任的日子更不好過。對我本人，其實無須再動用其它手段：捕風捉影牽強附會，掐頭去尾篡改原意，甚至無中生有編織材料，塑造什麼「攻擊肅反百分之百搞錯了，」什麼「成為《重慶公安》編輯部右派主帥」云云……什麼極右不極右？市局最大右派早就順理成章、名正言順了。於是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
「苛政猛於虎，如果再加飢餓，就是兩虎向你撲來，你能受得了嗎？」
他說：不久即被武裝押送發配至沙坪農場大堡作業區，從此便成為賤民，受盡磨難，尤其在那鬼都不下蛋的地方所受的種種苦楚，真是世間少有，終身難忘。當進入「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我們面臨著的是一場大飢餓、大死亡。當時吃糧每人每月只有18斤定量（還是粗糧），除去炊事班、打柴組、運輸組，幹部小食堂和職工（即表現好解除勞教的就業員）伙食，都與我們拉開距離，剩下舀進飯碗的只是沉底的一層包穀沙沙而已，怎麼能果腹？又如何勞作？長此下去惡性循環，又在源頭上斷了生機。莊稼從播種開始縮水，一直到薄收、絕收，自力更生成一句空話。
後因公安身份，承蒙照顧，分配至場部醫院讓繼續搞廣播宣傳。由於病室緊張，只好和湯人絜（統計）、葉林（繪畫）、程普（文娛）合住一小帳篷，恰逢葉兄妻子探親，談到外面也惱火，葉母在家蒸飯，按定量分別容器下糧，老人家也餓得從孫兒碗中剋扣歸已，親情尚淡薄如斯，可想勞教隊是什樣了？
長期的虧欠，雙腳滯重，下病區作例行廣播越來越勉強，眼見床滿為患，生死變化莫測，又往往人屍難辨（雜工組人少體弱搬運不及），呻吟之聲，不絕於耳，更增悲涼。還得違心鞭撻違紀現象（主要反映吃慾難抑、私相交換），提醒病體消化不良，脹死人的事層出不窮，實乃走過場而已。偏偏這時又當上了「職工」，屈指勞教三年半，噩夢遠未終結。
醫院不比隊上，病情高於身份，我接著也進了病室，醫生護士多所體恤，但難以回天，接著腹水、腹瀉、高燒、肝炎併發，掛危等死。偏神智清醒，隱約聽得醫護開會、批鬥貪食應歸我的一個煮雞蛋的某護士，其實，那是我不想吃。危難之時，幸武漢的兄嫂給我及時雨，寄來一盒肝精針，幹部唐醫生笑對我說：「這才把你從閻王那裡拽回來。」加之，鄰鋪的小勞教楊長生，因出去偷海椒被老鄉打傷，形成巴骨流痰（即化膿性骨髓炎），經常賙濟我的飯食，真是雪中送炭，可無力報答，終成憾事。病體恢復後，歸隊雜工組，做些力所能及的輕活。一天，院部向幹事召見，忐忑間接受一項特殊任務，蓋農場死人的訊息外傳，作家劉盛亞去世後，其重慶的遺屬意欲申請來場探視，由於死者太多，有的連個土堆都沒有，擬予適當彌補，作一些掩蓋偽造。這才令我去南瓜山相機行事，給陰陽兩隔的諸多難友「立碑」，這碑充其量搬塊稍大、成形的石頭，用紅漆寫上死者的姓名。
說到這裡，難友蔣柏齡已淚不成聲，待揩乾眼角的淚水後才繼續往下講：我走出院部辦公室，立即前往南瓜山，呈現在我眼前的是一片「綠色海洋」，遍地瓜蔓茂盛，朵朵黃花吐艷，隱約南瓜無數，在入口處有些高矮不一，但尚能見堆的土丘，實難稱作墳場。深知任務艱鉅，這南瓜山「臨時戶籍」可不好當啊！
旋即與雜工組負責掩埋屍體的劉職工聯繫，他東找西找，終於湊齊資料，看來這些資料起先還正規，有序地畫上長方形的格子，格內填寫姓名：慢慢地以不是一格一人，而成一格數人，緊接著格也省略了，只是一串人名擠在一塊。
劉職工喃喃解釋：「隨著時間的推移，死人越來越多，加之雜工組成員體質下降，已不可能一人一只棺木（儘管由幾塊木板鑲嵌而成），一人一個墳頭，忙起來數人一堆，甚至連棺都免了，力爭有土掩蓋便行。情況如此，實話實說嘛！」
我接過本子和一些散頁，「按圖索驥」幹了起來。南瓜山盛產南瓜，其實並不玄妙，亦非耕耘得法，而是死屍多掩土薄，遵循物質不滅定律，這些死勞教、死職工又一次對同學們盡責作奉獻。怪不得醫院的伙食比隊上豐盛些，但有此經歷，我卻產生排斥南瓜心理，尤其是南瓜山上的南瓜難以嚥下。
我提著一筒紅油漆，拿著「花名冊」，盡全力對號入座準確定位，含淚書寫眾多死難者的姓名。雖毛筆字缺乏功底，確實用足了心，鼓足了勁，做到一筆不苟。砌築墳堆實不可能，搬一成形的石塊，權作「坐標」吧！當時，也盡量在死人堆裡覓熟人，發現我的好同鄉、同學、同事劉祝煥在南瓜山。記得我已成為右派後，要去成都省委鳴冤告狀前，匆匆會晤，他才新婚，談到命運處境早有打算。當時組織正追查他，動員對我反戈一擊立功補過。我當即表態，反正事已至此，出於自保盡可檢舉，十條罪狀與八條罪狀無所謂。殊料他拋出一句沉甸甸的話：做人豈容賣良心！
雖然彼此之間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勾結串連，但連我用「齊天」做筆名，以齊天大聖自詡是明顯的，他都不面對，以「我又不是蔣柏齡肚中的蛔蟲，誰知道他是怎麼想的？」搪塞。劉祝煥成為右派雖屬定數，卻不該放棄利用我而爭取不勞教的良機。為此我很感激也很遺憾，最終以支援500元為他的妻子周光秀集資，在機織毛衣社覓得餬口之處相報：這500元是我帶去勞教的800元中的大頭，知者均讚我高義。
我坐在劉祝煥墳頭，為使其歸宿地有所規範，我全力作些歸攔，勉強像一座小墳，回首歷歷往事，不禁潸然淚下。據說他亦死於不克制，將周光秀寄去的吃食一頓囫圇下肚，不幸由「餓癆」轉化「脹鬼」。類似他這樣死去的人也為數不少，他該不該這樣死去，誰對他的死負責任，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吧！
他說：大量的餓死，個別的另有死因，但本質不變——陽間糊塗人，陰間屈死鬼。我的另一位同事，公安校教員，河南籍傅景德，原僅僅相識，共同的命運促使交往，其長清秀為人爽直，因反右勞教思想不通，最後竟顛顛倒倒。和我同在大堡一中隊時，經我努力把他塞進大廚房，但為時不久。調隊前，主動拿來幾件稍好的衣物，硬抵借我一些錢：雖力拒因他堅持不拉來生賬……後不知怎麼搞的，成為反改造典型。據目擊者當時的勞教張培厚告：傅已帶鐐反省，一日有霧還讓他們出工，不知為何，傅獨越過警戒往前蹣跚走去，神經不作主，未聽警衛與帶隊幹部招呼止步。警衛朝天鳴槍仍不停下，請示李主任（李曾是大堡作業區主任，後降為一般職務）如何處置，答曰：「命中。」立即一聲槍鳴，屍橫地頭，未卜身葬何方。雖後追查發令「命中」不妥，可以去把人拖回來嘛。而該李主任又降作事務長了事，這草菅人命的源頭，亦足以反思。傅的橫死，有無結論，通知親屬與否，均係未知數。
他說，他手裡攥著幾大本名單，粗略數了下有兩三千人。啊，南瓜山呀南瓜山，竟有這麼多人成堆成坑的埋在這裡，誰不是娘生爹養的血肉之軀，就為幾句話一行字淪為政治賤民，慘遭如此殺害。鳴呼！南瓜山下右友魂，盡是春歸夢裡人；誰說天涯有芳草？幾多野鬼斥秦贏。
2007年初稿、2014年5月修改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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