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上了大學就能改變命運嗎？(Getty Images)
【看中國2018年6月25日訊】每年夏天，近千萬高考考生經歷寒窗苦讀、填志願的前思後想，終於等來錄取通知書。對他們來說，這是人生的轉折點。他們對未知的大學生活，滿懷期待。
與此同時，無數大學畢業生手持簡歷，在求職市場裡，希望總是在用人單位一句「回去等消息」後再次燃起，又在隨後幾天的音信全無中再次熄滅。
中國社科院2017年的報告顯示，2016中國高校畢業就業率為86%。也就是說，當年有近200萬畢業生無法找到工作。他們大多來自二、三本和大專院校，以及語文教育、法律事務以及生物工程等專業。這些學生不僅要面臨本身就嚴峻的就業形勢，同時還要面對用人單位的院校歧視。
「知識改變命運」的理想，遠在天邊。
越讀書，越貧窮？
記錄片《出路》講述的是民辦高校招生老師王振祥、農村考生王盼、三本畢業生萬超三人關於大學的故事，屬於「為什麼貧窮」系列記錄片中的一部。
影片開場，「弘博軟體學院」的招生老師王振祥奔波於湖北各個縣城高中，在講台上，他字正腔圓，宣傳著「弘博學院」的種種優勢。他帶著死任務：每場講座下來，至少要有3個學生註冊，交100元的「註冊費」。
民辦高校招生老師王振祥（視頻截圖）
為了完成這項任務，王振祥必須許下一些永遠無法兌現的承諾，甚至弄虛作假。他用投影儀展示閱覽室、實驗室等圖片，但「沒有一個是我們學校的，全部是百度上找的。」他說學校有三十餘名專業教師，其實其中有一半是教務人員；他聲稱學校與43000家企業建立聯繫，畢業生至少有十個工作崗位可供選擇，而事實上，這樣的學生幾千個人裡只有幾十個。
而台下的家長大多神色迷茫，他們來自農村和縣城，孩子的高考成績在3、400分上下，上一本二本大學均希望渺茫。這些學生，正是民辦「弘博軟體學院」的主要招生對象。
這所「會發文憑的商業性質的學校」是弘博集團旗下的教育品牌，在高等教育、職業教育市場化轉型的大背景下，搖身一變，成為一個「學院」。每年，該校要招生5000人，每人學費12500元，總共收入五千多萬元。這個價格，在民辦學校裡，並不算高。
王振祥對著鏡頭說，「我們是個公司，不是個學校，把學生弄進來，交錢，然後弄走，就可以了」。
民辦高校招生老師王振祥（視頻截圖）
可在記錄片另一位主人翁王盼的眼裡，王振祥卻是一位「貨真價實」的老師。
2010年6月末，王盼來到了王振祥的講座。她來自農村，在鎮上唸書，剛剛高考結束，只拿了388分。王盼的母親右手殘缺，爸爸先天有些痴呆，夫妻二人在磚廠搬磚為生，搬一塊磚賺5厘錢（0.005元），一天要搬上萬塊磚，收入不到50元。對王盼一家來說，弘博學院3年近5萬的學費是天文數字，他們不吃不喝，也得3、4年才能賺回來。
記錄片另一位主人翁王盼（視頻截圖）
王盼並不是個例。在王振祥的招生經驗裡，曾有農村出來的孩子，全家賣了豬牛賣了房子賣了田地，供他一年的學費，才擠上大學這條船。這些孩子太想繼續讀書了。初中的時候，老師問王盼，你為什麼要上學呢？王盼說，上學是為了脫貧。
對「王盼們」來說，上大學或許是眼下最好的出路，為此，他們甚至願意傾其所有。「如果出去打工，想讓爸爸媽媽過得好一點肯定很難，如果我讀書出來，想讓父母過得好一點，可能就容易一點」。
然而，王盼所期待的、大學畢業後的生活其實並不「容易」。
故事的第三位主人翁萬超畢業於武漢大學珞珈學院，作為一名三本大學的應屆生，他面臨著畢業即失業的窘境。
在人才市場上，這個24歲的男生一次次坐下來介紹自己，襯衫被汗水浸濕。他央求招聘人員不要把自己的簡歷放在最下面，並表示什麼都願意做。萬超說，「剛開始還有很多期待，現在我只是想要在武漢生活下去。」
「我要工作。為什麼他們不要我？我不是211、985。一定是這樣。」好不容易有一家清算公司打算錄用他，試用期工資每月1500元。
萬超算了筆賬：一個月光房租和伙食，加起來就是937.5元，工資幾乎消耗光。然而那家清算公司在十天之內就把他辭退了，理由是萬超的Excel用得不熟練。
當時，他已經在單位附近租下了房子，還借了朋友和父母的錢，可工作卻突然沒了著落。
「讀書是這個世界上最好的出路，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讀書不僅能讓我們擁有一個強大的精神世界，更能讓我們有一個體面的工作，和高品質的生活。」王振祥在講台上神情堅定。
但他心裏明白，這些話只能用來騙騙那些望子成龍的家長；三本大學畢業、求職屢屢碰壁的萬超也開始意識到，「體面的工作和生活」對他來說遙不可及；屏幕前的觀眾更是心如明鏡。
可王盼一家人依然相信，相信上大學能換來一個美好未來。他們只有相信。
「如果我不讀書，我不知道以後我還能做什麼。」她對鏡頭說。
窮孩子上大學，春天就來了？
為了擠上大學這條船，「王盼們」可能要花費父母4、5年的血汗錢，甚至負債纍纍。然而，最終，這條承載厚望的船卻未必能到達他們想去的地方。
把這艘昂貴的「希望之艦」送到王盼面前的，是教育市場化背景下的大學擴招政策。
1990年代起，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國家逐漸減少甚至退出對醫療、住房等公共物品的投入，市場成了配置資源的主要力量，教育行業也不例外。1996年，「包分配」正式取消，大學畢業生被要求自主擇業。
接下來取消是「免學費」。1985年，高校推出了接受分數偏低自費生的「雙軌制」，開始摸索起收費辦學的路子來。1998年頒布《高等教育法》規定，大學正式開始收費。
「擴招帶來的顯性收益非常顯著。1992年公立高校計畫內學生的學費為208元/人（計畫內國家負責），而2015年已經達到了5000元/人，較1992年增長24倍。而同時期人均GDP從2334元增長到50251元，增長21.5倍；農村人均年收入從784元增長到10772元，增長13.7倍。」
——飯統戴老闆《高考門前是非多》
幾乎在同一時期，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中國堅持人民幣不貶值，不貶值就要承擔出口下滑的經濟壓力。為遏制1992年下半年經濟的四高四熱現象，國內採取了緊縮政策。因此，如何擴大內需，讓老百姓花錢，成為了當局日思夜想的大事。而彼時，高等教育已成為教育行業首屈一指的「消費品」。
1998年底，在亞洲開發銀行擔任經濟學家的湯敏和其妻子左小蕾，向高層提交了一份「擴大高等教育招生規模」的建議。建議提出，我國適齡青年高等教育入學率只有4%，遠低於別的國家，應當改變這一狀況，增加教育機會。
此外，彼時一千多萬工人在國企改革中下崗，而大學擴招能有效延長年輕人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時間，避免其與工人競爭工作崗位。即緩解了就業壓力，又能增加下崗員工供孩子讀書的家庭責任壓力，有效避免社會衝突。
更重要的是，高校擴招或許能解燃眉之急。在當時，鼓勵大家買車買房買冰箱的經濟刺激措施始終難以奏效，而在湯敏看來，唯一有可能起效的就是教育。
「即使在困難的情況下，所有的家長還是願意把錢花在教育上，這和現在大家爭買學區房是一個道理。因為教育不僅是消費，實際上也是為你的下一代、也是為國家的未來在投資。所以我們就從幫助國家走出亞洲金融危機的角度，提出了擴招的建議，不僅是刺激消費，而且是讓老百姓把錢花在他們覺得有意義的事情上。」
——智庫專欄《「高考擴招之父」湯敏：大學擴招真的擴錯了嗎？》
這一提議受到了領導人的高度重視。1999年6月，國務院宣布了高校擴招政策。而為了擴大高等教育資源，普通本科高校資金不足的狀況，國家開始鼓勵「社會力量辦學」。公辦本科院校結合社會資金成立的「獨立學院」、各類民辦專科、三本大學也就在那時起應運而生，學費大多自主定價，費用在數萬元上下。
資料來源：高考網
從90年代末至今的20年間，中國高校本專科生數量從不足百萬增長到600餘萬，研究生數量也由數萬增長到40餘萬。除了普通公辦高校擴大招生，過去10年內，中國民辦高校的數量也增加了30倍。中國高等教育以驚人的速度進入大眾化階段。
擴招的收益是顯著的，而全國教育學雜費收入（含中小學教育）更從3697億元飆升到了2015年的43174億元，增長11.7倍，而同時期國內GDP則從8.5萬億增長到69萬億，才增長8倍。
大學擴招的「初心」其實是刺激消費、緩解下崗工人就業壓力。然而，在開展過程中卻意外地受到了歡迎，短期內廣受支持，被寄予了增加教育機會、促進社會流動的厚望。尤其在「王盼」這樣的孩子眼裡，只要付得起學費，哪怕去不了好大學，「脫貧」的夢想似乎也並不遙遠了。
不平等只會遲到，但不會缺席
然而，大學看似近在咫尺，流動的可能性卻遠在天邊。擴招沒有緩和競爭，只是將其轉換了形勢。區分始終是資本社會中永恆的遊戲。
「此刻那裡人太多了，勢必要進行第二次劃分。較少的人進了大學，一方面意味著區分的改變，擴招之前考上本科就是優勝，擴招之後要考進一本，乃至考進211才和擴招之前等值。另一方面，較多的人上了大學意味著實質的競爭被推遲到下一輪，大學學歷的含金量已經不足，要競爭研究生學歷了。」
——鄭也夫《吾國教育病理》
隨著高考錄取率從1998年的33.8%飆升到2017年的75%，昔日好學歷—好能力—好工作的鏈條被斬斷了。當學生們拿到大學錄取書的那一刻，它已經開始貶值。
此外，不僅大學學歷的貶值，近些年勞動力市場的縮水也加劇了就業的困難。據觀察者網報導，2013年，今年中國大學畢業生人數達到699萬人，預計GDP增長率為7.5％，新增就業崗位數為900萬個，僅是畢業生人數的1.28倍，為歷年的最低值。
在擴招與經濟震盪背景下，大學生同時面臨著學歷「膨脹」和工作「縮水」。僧多粥少，競賽加劇。從競爭一本大學到競爭211、985學歷，從競爭本科到競爭研究生學歷，從國內升學到出國留學，甚至到重點中學、重點小學……教育的軍備競賽不斷延伸，不斷升級。
當社會結構日趨固化、而大部分資源又始終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僅靠教育將全社會百分之五十的成員托舉到原先百分之十成員的領地，對於改變前者是沒有意義的」。
教育市場化帶來的軍備競賽，意味著時間和金錢上的加倍投入。而這一切顯然更有利於家境殷實的中上層學子。
「早在2010年，晉軍就指導他的學生對清華大學生源狀況進行抽樣調查：2010級清華大學農村生源佔總人數17%。而當年的高考全國農村考生比例是62%。晉軍還通過多年的課堂隨機調查描繪出一名清華本科生的典型形象：出身城市、父母是公務員和教師、每年與父母起碼外出旅行一次，甚至高中就有出國遊學的經歷。」
——中國青年報《努力就可以上清華北大麼？調查結果令人震驚》
顯然，擴招後的教育競爭對學生家庭背景的要求反而更高了。當中上層的父母想方設法，讓他們的孩子耳濡目染，協力將家庭的經濟、文化資本轉化成學習成績，轉化成眼界和見識，最終轉化成教育優勢時，底層孩子卻越來越難通過上大學扭轉命運。他們即便有幸上了大學，也大多流入了大專和二三本院校。
李春玲比較了擴招前高考（生於1975-1979）和擴招後高考（生於1980-1985）這兩個群體，發現相比擴招前，擴招後父親的戶口對是否升讀高等教育的影響更大，對升讀大學或大專的影響也更大。
學者楊東平的研究也顯示，農村學生主要集中在普通地方院校與專科院校。以湖北省為例，2002~2007年5年間，考取專科的農村生源比例從39%提高到62%。而在重點高校，中產家庭、官員、公務員子女則是城鄉無業、失業人員子女的17倍。
2017年北京市高考文科狀元熊軒昂的話，真相了
窮孩子難進好大學，也就更容易找不到工作。學者李宏彬等人的研究發現，相較非重點大學，重點大學（211）會帶來10.7%的工資優勢。
儘管在市場化背景下的大學擴招中，不乏底層個體的成功事跡，但對於整個群體來說，向上流動卻並不比以往更加容易。佔有經濟資源與文化資源的中上層家庭，不斷複製著「龍生龍，鳳生鳳」的故事，而窮孩子們的春天卻遲遲不來。
「弘博學院」的宣傳老師王振祥說：「教育產業化這麼多年，所有的優勢資源都集中在城市裡面。農村的小孩沒有良好的教師團隊，進不了大學，他們只能選擇我們這種：對你的分數沒有什麼要求，但是最終又會發給你一個文憑的商業性質的學院。
不上學就沒有出路，上了學也未必有出路
《2005年中國居民生活質量指數研究報告》顯示：城市、小城鎮、農村的貧困人群中均有40%至50%的人提到家裡窮是因為「家裡有孩子要讀書」，特別是農村家庭，教育花費是他們的頭號家庭開支。
然而，在城鄉二元對立、農村不斷被吸血和吞噬的語境下，除了花錢讀書，他們別無他法。
「沒有任何知識和文化的農村青年，他們更普遍的下場在哪裡呢？在快手呈現出的精神迷惘和空虛裡，在東莞流水線上夜以繼日的機械勞作裡，在大城市不斷冒出的建築工地裡……」
——FT中文網《嘲笑毛坦廠的傲慢與冷漠》
國家的轉型在繼續，個體命運的轉變卻陷入停頓。
記錄片《出路》的導演陳為軍質問道，「如果一個人努力地工作，努力地學習，卻還是不能改變命運，依然貧窮，那麼這樣的群體是否就該抬起頭來看看，是不是我們所處的系統出了問題？」
央視記錄片《高考》中，毛坦廠中學一位班主任對成績不理想的學生如是勸學
大學擴招「畫了一張沒用的大餅」。它看似給更多人提供了向上流動的機會，讓底層學生在獲得學歷和提高社會地位的預期下進入大學。但事實上，擴招不僅沒有改變實質的競爭，反而因為市場主導了教育資源分配，中上層家庭的孩子能夠更輕易地佔據社會金字塔的高位。
窮孩子不僅上大學困難，甚至，他們還要為此付出更高的代價。當「上大學改變命運」出現在民辦大學空洞的宣傳口號裡，它唯一的作用就是滿足底層孩子對於讀書致富的想像，讓他們滿懷期待地接受現實，讓他們的父母心甘情願地、不惜血本地花錢。
沃爾斯特說，教育擴張是社會上層維護自身優越地位的安全閥。在教育市場化背景下，大學擴招是給底層的「障眼法」、給上層的「寬心丸」。它看起來滿足了增強流動性的社會要求，同時又沒有損害中上層的既得利益。打著平等的幌子緩和各階層間的社會衝突，但並未改變不平等的現實；看起來在彌合不平等，事實上卻以這種方式將不平等合理化了。
畢竟，像「張華考上了北京大學；李萍進了中等技術學校；我在百貨公司當售貨員，我們都有光明的前途」這種故事，只會存在於1998年的新華字典裡。
參考資料：
鄭也夫《吾國教育病理》
沃爾斯特「增長的界限」載於哈里楠編《教育社會學手冊》
布迪厄帕斯隆《繼承人》
李春玲《高等教育擴張與教育機會不平等》
葉曉陽丁延慶《擴張的中國高等教育：教育質量與社會分層》
南方週末《你必須上大學，但是……記錄片「出路」中的貧窮》
南方週末《窮孩子沒有春天？寒門子弟為何離一線高校越來越遠》
智庫專欄《「高考擴招之父」湯敏：大學擴招真的擴錯了嗎？》
FT中文網《嘲笑毛坦廠的傲慢與冷漠》
飯統戴老闆《高考門前是非多》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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