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參與作惡的親身經歷(圖)

計畫生育的雷人標語（作者博客）

【看中國2017年10月9日訊】隨著當局所謂「全面放開二孩」政策的實施，世界上最善於健忘的中國人，正在逐漸淡忘那場所謂「計畫生育」的浩劫給廣大民眾特別是農民所造成的災難性痛苦。不管當局是迫於人口老齡化的壓力，還是擔心「人口紅利」已消失殆盡，能終止「一胎化」的野蠻政策都可算是個「進步」。然而需要提醒國人：計畫生育這個惡魔並未離開中國。日前當局已公布所謂的相關政策，凡生育第三胎或以上者，北京徵收罰款是57275元，農民是22310元。不過不叫「罰款」，名字非常有「中國特色」，被「文明」地稱作：「社會撫養費」。但更具諷刺意義的是，由於物價、房價、醫療費、學費……一日千里地飛升，許多人已不敢生二孩。於是有人擔心照此下去，當年計畫生育曾有口號是「一人超生，全村結紮」，今後會不會出現「一人不生二孩，全村人工授精」的口號呢？別以為這是笑話。生育權也是基本人權之一。而在一個人權缺失，把婦女生育當「牲口配種」來管理的國度裡，什麼「人間奇蹟」都可能出現。

筆者在那計畫生育強推「一胎化」的年代裡，由於在醫院混飯吃，也曾參與作惡。下面就是我的親身經歷。

我1972年把所謂的「反革命罪」，判15年刑的牢底坐穿以後，於1973年和當地一個20歲的農村姑娘結婚。1974年我們的大女兒來到了人間。當時計畫生育政策的口號是「一個好，兩個可以，三個堅決不要」。我們一胎當然無問題。但我妻子說「農村沒有個男孩，下田栽秧，打穀，耕田女孩怎麼能行？」所以我們還是一心盼著有個男孩。說句玩笑話，也許是天從人願或許我從來沒作過惡，所以1977年我妻子生下第二胎，是我戴上醫療用的手套把他接下來的，果然是個男孩。

還沒等我們高興完，大約就十多天吧，上面的「獨生子女」（就是國際上稱的「一胎化」）政策，就「雷霆萬鈞」般的貫徹下來了。哪怕你是要臨產的第二胎也必須「人流」拿下。所以我的親友，都在逗趣時指著我這兒子說「娃娃，算你腿長跑得快，再慢一步……」大家笑了，不好往下說了，言下之意還有活命嗎？我的一位今已作古的難友劉旭初君（原國軍上校團長），摸著孩子的頭，用祝福的口氣說「娃娃，你剛出世就大難不死，將來必有後福啊！」我說「我們這些政治賤民敢想什麼福啊？還是東坡說得好：但願吾兒愚且魯，無災無難是公卿」！

當時我所在的四川省XX監獄醫院也奉命協助當地搞好這場據說有偉大政治意義的「計生運動」。我作為醫院一名「就業醫務人員」，目睹了當時的一切情景。可以說當時那個陣仗，對待懷二胎及其以上的孕婦，就像捉拿罪犯一樣的對待。與我50年代看見的「鎮反」運動也區別不大了。光看這些大書特書在牆上壁頭的標語、口號就叫人一身冷汗、乃至汗不敢出：「誰敢違反計畫生育就叫他傾家蕩產」！這還算是「溫柔」的。再看更嚇死人的：「寧可血流成河不准多生一個」，「寧增千座墳，不得多生一個人」，「寧要家破，不能國亡」！完全可以說是你死我活的鬥爭了。

恕我不恭，那些被弄來強行「人工終止孕妊」（聽，這詞兒多科學文明！）的農村婦女，特別是已要臨產的，一個個哭哭啼啼，面目淒慘，如上刑場一般令人不忍一睹。特別是當她們看見被墮下的死嬰是男孩，更是呼天叫地，痛不欲生。這不是什麼封建思想，「無後為大」，而是農家必須要有個男子漢勞動力。我親見一個農婦，衝著那些幹部，連哭帶罵地說「我的兒女要像你們一樣可以坐辦公室，那生兒，生女都球不疼」（「球不疼」是四川方言，意即沒關係，不要緊）。話雖粗，卻是農民心中深沉之痛。

我的朋友車玉生先生，是中國數一數二的骨科專家，57年打成右派，反革命。於是成了當時該監獄醫院頂尖的技術骨幹。當然這次也少不了要他來唱主角。他是極不願幹，私下對我說「我一輩子當醫生都是救人的命，這回倒好，叫我來殺人」。其實這「殺人」技術上並不複雜，初級衛生人員也能學得會。當孕婦臥於床上，通過聽胎心音確定胎兒在子宮內體位後，左手卡住胎頭，右手把裝有「雷佛奴爾」藥液的注射器用長針頭由腹壁刺入子宮，當你在進針中，手上產生「落空」的感覺時，針頭就已刺入胎兒的顱腔，立即注入藥液，孩子幾秒鐘就死了。

有一天來了個馬上就要臨產的孕婦，又哭又罵也沒用，正當她被按倒在手術床上，車玉生正要對她施行「人工終止妊娠」術時，孕婦大叫：「醫生，做好事救我兒一命，我一輩子也記得你呀」！我在旁當助手，看見車醫生的眼淚一下子就流出來了。這時那些「計生幹部」便大聲叫道：「車玉生，不要理她」！我見車突然一下子好像橫下了一條心似的，就把針刺入產婦腹內，在產婦慘叫聲中，車玉生把藥液很快就注射完了，他一抽針，我連忙用紗布把術口蓋上。這時車玉生把注射器一放連手套都忘了取下，轉身便走，邊走邊罵道：「鬧，鬧，你再鬧也要作手術」。我當時心裏也納悶，「今天車老師幹嗎這麼大的氣？」

很快，孩子就娩出了。那些打了針的一生出，就是具小屍體，可這孩子「哇」一聲就哭了，是活的！果然是男孩。產婦的丈夫，婆婆，還有個像是嫂子吧，聞孩子哭聲像瘋了似的，一齊衝上來抱孩子。我連忙大叫「慢，胎盤，臍帶還沒處理好」！我於是剪斷、結紮臍帶，用濃碘酊在臍帶殘端消毒、包紮。這時計生幹部過來說「老鄉，我給你孩子打針破傷風預防針」。我一聽，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了，可我不敢說話，只好對那農民眨兩下眼睛，而貧下中農偏要相信「階級敵人」的暗示，他們抱起孩子就跑，說「鬼傷風我都不打」。

二十年前，有人指著一個小夥子對我說「這就是二十年前你們救的那個孩子」！他今年該四十歲了，和我兒子同年。

我後來私下悄悄問車醫師到底是怎麼回事？車嘆口氣說：「我看著孩子母親那麼慘，實在下不了手。我姓車的這手上幾十年的功夫，針頭在哪個位置，還能不知？所以藥液全都打在胎包‘羊水’裡，孩子當然不會死」。我說「那你發氣罵人幹嘛」？他罵我：「你笨蛋，我不做出一副要堅決執行的樣子，將來如何推說是技術失誤」？我伸起大姆指，用電影上「皇軍」的口氣說：「你的大大狡猾狡猾的」。

果然後來公社「計生辦」的人就說車玉生是「階級敵人破壞計畫生育」。那正是華國鋒「抓綱治國」時期，這罪名可殺頭的。可監獄方面不想理這事，一則他們對車玉生技術很看重，因為監獄遠離大城市，當時交通很不便，誰家敢說不遇突發重病？有個高水準的好醫生心裏踏實得多。二則他們自己的老婆也要強行安環、結紮，對此一肚子氣，只是不敢說出口。所以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他們說：「這技術操作哪個有百分之百把握？你們公社醫生那麼能幹，你們以後自己搞嘛」。當時我們這醫院技術上在附近方圓百裡是首屈一指，那些公社幹部和家屬得了大病都只有來找我們，所以他們也不願太得罪人，最後便不了了之。

有人說計畫生育，人人都得過關。我已有了兩個孩子，夫妻中必須有一人結紮輸卵管或輸精管。計生官員說，結紮後對人沒有影響。這話信不信由你。但我們這些懂點醫學的只能嗤之以鼻。一間房子門窗損壞了都要影響其美觀安全，何況一個人體的器官。而這輸精管或輸卵管，是精子或卵子的正常的生理通道，一旦被扎斷，精、卵無法排出，所以脹痛反射到腰背部是常見的後遺症，有的人短時間後可逐漸減輕，有的長期存在。我妻子在農村干重體力農活，更害怕後遺症，只有我去結紮。

我既對後遺症存在恐懼，更感到一種無辜受害的忿怒。計畫生育國家的政策明文規定，是鼓勵、指導和個人自願選擇避孕的方法，我可以選用藥物或器具避孕，反正不再生育就行了。可這一切好像是說給外國人聽的，對中國人當時只要有了兩個孩子就得一律結紮。這是哪來的道理？長在我身上的器官，又沒有去招惹誰，又沒有攜帶、傳播薩斯、愛滋病毒，沒有危害任何人或社會，你非要把我的器官破壞了，置我痛苦於不顧，你才心滿意足，這是哪來的道理？我還有一點人權嗎？——可是這一切在當時不但是「資產階級反動謬論」，而且自己還戴著「反革命」帽子，怎麼敢反抗？但弱者不敢「硬碰」還可「智取」。

在這醫院裡，我當時還有個「鐵哥們」於醫生，原是瀘州市一家醫院的外科醫生。因「收聽敵臺反革命罪」被判刑，和我一樣已在監獄醫院「就業」了。我兩個是「一條戰線上的戰友」，平時在一起什麼「反動話」都敢說。他當時就在醫院負責作輸精管結紮手術。我便去找他請他幫我做個假手術。他問我怎麼做？在文革中我們醫院搞過一個所謂「新醫療法」，就是按針灸穴位，「局麻」後切一個小口，用止血鉗把一個醫療用羊腸線頭塞進去然後縫好術口，又叫「埋線療法」。當時吹噓是「毛澤東思想和祖國醫學相結合的偉大成果」包醫百病。當然是鬼扯蛋，什麼病也醫不到。但這羊腸線對人體並無害，幾個月後就被人體吸收了。我就是從此事中得到了啟示。

我便對於醫生說「就在陰囊結紮輸精管的解剖位置上，切個小口埋進一個羊腸線頭，從外摸就像結紮了輸精管一樣」。當時還不像今天這樣造假成風，遍地都是假貨，清華大學博士都有假，所以我這個富有「創意」的造假設想，還真有點「敢為天下先」的精神，逗得於醫生都笑了，他說「你這個鬼聰明拿去哄外行或草包醫生還是可以，但有經驗的外科醫生一摸就穿幫了」。我說「這醫院的好外科醫生除了你就是車老師，其他那些幹部醫生都是吃政治飯的懂個屁？車老師那裡我說得通」。所以他最後就同意了。其實太簡單，趁大家午休時，幾分鐘就把這個「手術」完成了。出證明拿到院辦公室去蓋個章，就叫我愛人拿去他們公社計畫生育辦公室交了差。

正當我慶幸過了關，沒想到公社那些計生幹部，醫學上一竅不通，「政治警惕」卻高得很。他們開初是懷疑因我在醫院上班會不會是偷的一張假證明。他們也太低估政治犯的智商了，於是便來問院長。院長便叫我去問。我說，「於醫生給我做了手術十多天了，可以檢查嘛」。那計生幹部和我們的院長兩個都是所謂「工農幹部」，什麼叫輸精管也不懂，只好去叫來一個獄吏醫生。一個衛校劣等生，分配給哪個單位人家都不要，只好來監獄醫院管囚犯。他連輸精管的位置在哪個地方都不大清楚，在我陰囊上亂抓亂捏。我便乘機大叫「痛」，身子也亂扭，他就更沒法檢查，他下不了臺，為了保全面子便罵道「這傢伙不與醫生合作，我不檢查了」。院長說「那咋個辦」？他一賭氣便說「去叫車玉生嘛，人家不是技術權威嗎」？我一聽，差點要說「謝謝」。

車老師來一檢查，當然說我是「做了手術的」，那些「偉大的無產階級專政」幹部，也只好聽「資產階級反動權威」的結論了。不過下來後車老師罵我「你下次再去搞這些鬼把戲，我不得管你了，害得我都去說假話」。我說「謝謝老師，這種事哪還會有下次？」他也笑了。一個弱者能在那樣黑暗可怕的環境裡，打贏這場「器官保衛戰」，也可算是個捍御人權的小小奇蹟了吧！

我都以為從此再不會與計畫生育打交道了，因我們根本就不打算再生育，哪供養得起？時序如飛，十幾年過去，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兒子都高小畢業了，一場計畫生育的飛來橫禍卻找上門來。

我妻所在的石鼓公社柏林大隊，張，是大姓，佔人口的百分之二三十。我妻子在4隊叫張甫英，柏林1隊也有個叫張甫英，同名同姓，卻比我妻小近十歲。1隊的張甫英在公社計生技術指導站做了一次「刮宮」手術。那些公社計生幹部不瞭解調查，就以為我妻又懷了孕。一大幫人如同電影上「皇軍」進村「掃蕩」一般衝到我家來，要捉拿我妻子去公社強行結紮。來時我家只有我兒子一人在。他們抓不到人，見我家有臺新買的黑白電視機。當時算是一樣高級商品。於是不問青紅皂白，就要搶走電視機。我兒子見狀便加以阻攔，說「你們要搶人呀」！公社的所謂「毛公安」走上來一巴掌將我讀小學的兒子打倒在地，孩子哭都哭不出聲了，他馬上又掏出手銬將孩子銬上。電視機被搶走，他還要把我兒子抓走，激起左鄰右舍農民的公憤，說「你有事抓大人，怎麼抓娃娃」？「毛公安」竟說「我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執法者，哪個敢妨礙我執法」？最後在農民的一片抗議聲中，他才把我兒子放了。

當時我在名義上也叫公民，不是階級敵人了，便依法進行控告。可是縣上任何部門都不受理。我提出相關證據，他們也知是同名同姓搞錯了，但竟稱計畫生育是壓倒一切的中心，「不能傷害計生幹部的威信和積極性」。不但打我兒子，對孩子非法用刑具不處理，搶去的電視機也不退還。還美其名曰「一切法律政策都要向計畫生育傾斜」。我才第一次知道，原來法律竟可不要公正而「傾斜」。無異於說，胡作非為都不糾正。

後來我在成都的二哥，通過當地有關部門，告知他們，我們的三哥嚴家驍已由臺灣定居美國加利福尼亞，我們家系僑屬「請保護僑屬的合法權益」。他們出於怕造成「海外負面影響」，才由縣僑辦、計生辦，會同公社計生幹部及監獄計生部門把我家召集來一起開會。會上縣計生辦那位楊主任說：「鑒於嚴家偉是僑屬，我們把國家計畫生育的政策都扭彎來遷就你們，把電視機退還給你們，其他的事就不要說了，這事不許對任何人講，特別是國外的人，誰講了，後果自負」。接著又指著我兒子說：「你要好好學習，擁護共產黨呀，這都是黨的政策英明」！他們把同名同姓的張冠李戴，亂冤枉人，他們打孩子，銬孩子，胡作非為，一句「其他的事不要說了」便完事，這能叫「扭彎政策來遷就你們」嗎？反而好像我們家欠了他們好大一個人情似的，真叫人哭笑不得！

一會兒法律可以「傾斜」，一會兒政策又可以「扭彎」，真不明白中共政府官員有好大的權力。

一轉眼又是幾年，我都快要所謂退休了。人家看我老了，又有病，眼睛也差了，有些技術操作很難達到要求了，於是叫我在醫院收費。有天與一個來看病的農民閑扯中他告訴我，當年那個打我兒子的「毛公安」，原是個農民當兵回來，公社臨時聘用的治安員，現已解聘回家了。我也未太在意。半個多月後，一個病人用擔架抬來要住院。我見此人好面熟，卻想不起是誰了。一個農婦好像是他的妻子把一張入院證遞交與我。我一看入院診斷為：肝Ca。這是個醫用術語，意為肝癌。我便問她帶了多少錢？她說「只有幾十元」，我說「這麼大的病，不交幾百元住不了院」。他妻子說「哪有錢啊，豬都賣了」。我說「去找親友借點嘛」，她一下哭了說「他去搞那個計畫生育，把全公社的人都得罪完了，去找哪個啊」？我一下子便想起了，這不是那個「毛公安」嗎？我當時一下控制不住自己，便指著他說「原來是尊敬的毛公安呀，你不是在代表無產階級專政執法嗎，怎麼還不如我了？我還可以享受公費治療呢」。他妻子連忙問「老師，啥子事啊？」我幾乎暴怒般地吼道「你問他當年幹些啥事？我家根本沒違反計畫生育，他們自己搞錯了人，他把我才十二、三歲的兒子銬起來，差點把我兒子打死了。要住院呀，交1，000元來，我馬上給你辦」。其實當時交幾百元都勉強可以，我是故意氣他，而現在肝癌自費住院，5，000元也怕不行。

他的妻子在一旁只是哭。這時「毛公安」才從擔架裡有氣無力地說道「嚴老師，過去的事對不起，不說了嘛，我是快要死的人了」。我見此情景，心一下子就「軟」了，而且察覺到自己做過分了。人家再錯是幾年前的事了。今天別人是來求醫的，自己羞辱別人，明顯有違醫德。於是我把態度緩和下來，說「好嘛，好嘛，老毛，過去的事，我們一筆勾銷了。你去至少準備兩三百元我給你辦入院手續好不好？」他淒慘一笑，絕望地搖搖頭……

不久就聽說他去世了。他也是個窮苦的農民，只因一心想擺脫窮困，被別人利用來當槍使。他害了人，同時自己也是這個制度的受害者。

我現在已進入垂暮之年，有時還在惡夢中看見那一個個被「人工終止」了孕期的死嬰，血淋淋的，醒後一身冷汗。別人又會原諒我們嗎……？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