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當面頂撞蔣中正的原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圖片來源：網路)
【看中國2017年9月2日訊】不少描述民國時期的書籍或文章都慨嘆那個時期的知識份子，是一批有「骨氣」而又「好玩」、「有趣」且學問深厚之人。他們有時如孩童般天真，而且對於世事，亦常有驚世駭俗的作為。顯而易見，他們可以如此恣意妄為正是得益於民國政府的寬容。民國時期，無論是北洋政府還是蔣介石治下的南京、重慶國民政府，不僅禮遇知識份子，使其成為高收入階層，而且對於那些冒犯自己的知識份子也盡量包容。
1911年辛亥革命後，袁世凱開啟了北洋軍閥統治時代。當時，雖然軍閥間混戰不斷，北京政權更迭頻繁，但除了土匪出身的張作霖，其他軍閥都表現出對民國共和政體的尊重。他們不管如何霸道，對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學校自治都不過多干涉，而且承認憲法，敬畏法律程序，甚至對於公共輿論也十分忌憚。比如段祺瑞，當總理時就主張新聞自由，後來雖然受到輿論強烈批評並最終下野，也依舊沒有控制媒體。
還有袁世凱對待國學大師章太炎的態度也甚為有趣。1914年，民國最牛的大師之一章太炎，因不滿袁世凱的獨裁統治，遂前往總統府去叫罵，並砸了總統府的傢俱。袁世凱只是將其軟禁在龍泉寺，並每月提供五百大洋作為生活費用，同時親自手書下人八條保護準則，其中包括：「飲食起居用款多少不計算」， 「毀物罵人，聽其自便，毀後再購，罵則聽之」，諸如此類的條款。
再如皖系軍閥孫傳芳前去拜訪國學大師馬一浮，馬一浮不肯與其見面。懾於孫傳芳的權勢，家人勸他不必搞得太僵，就問是否「可以告訴他你不在家？」馬一浮卻予以拒絕：「告訴他，人在家，就是不見！」孫傳芳只好悻悻地走了，馬一浮也沒遇到什麼麻煩。
1927年蔣介石成立南京國民政府後，繼續秉持了北洋政府對待知識份子的態度。當時大學教授的薪水為400-600元（相當於現在的18000元），副教授為260-400元，講師為200-260元，助教為100-180元。而當時北京四合院一個月的租金不過20元，北京一個四口之家，每個月60元就可以維持正常的生活，上海100元就可以。因此，說當時的知識份子為高收入階層絲毫也不過分。
對於那些敢於批評政府、敢於冒犯領袖的知識份子，蔣介石和國民黨高官的態度又如何呢？當時有一個流傳很廣的故事，主角是國學大師劉文典和蔣介石。
1928年，劉文典擔任安徽大學校長。蔣介石多次表示要來視察，但均遭到劉文典的拒絕。劉文典表示，大學不是衙門，不需要向權貴獻媚。後來，學生鬧學潮，蔣介石讓他當面匯報，並交出鬧事學生的名單，劉文典再次拒絕，並指著蔣介石說：「你就是軍閥！」蔣介石聽了十分生氣，當場打了他兩個耳光。而劉文典也不甘示弱，當眾飛起一腳踢在了蔣介石的肚子上。（編者註：「飛腿踢蔣」情節無法考證，極有可能是後人附會之言）。蔣於是將他抓了起來，在蔡元培、陳立夫等人說情後，被關了七天的劉文典被釋放了。
而人稱傅大炮的北大教授傅斯年，在1938年擔任國民參政員時，曾兩次上書彈劾行政院長孔祥熙，並最終在國民參政大會上把孔趕下了臺，即便蔣介石說情也沒有用。其後，傅斯年的一篇《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又將孔的繼任者宋子文也趕下了臺。一個國民參政員一下子趕走兩任行政院長，歷史上也是並不多見的。
還有抗戰期間，國民黨政府總參謀白崇禧聘請著名教授、翻譯家喬大壯當參議，並講明不過問政務，只做些不相干的應酬文字。有一次，白崇禧將喬大壯的文稿改動了幾個字。喬大壯立即面見白崇禧，嚴厲指責：「閣下是總參謀長，我是中央大學文學教授，各人自有一行。如果你能改我的文字，我也改你的作戰計畫，行不行？」白崇禧無言以對，只得把改過的文字又改了回來。
西南聯大期間，蔡元培病逝，中央研究院院長職位空缺，需要補選。按當時程序，應先由數十名資深學者組成的中研院評議會推舉候選人，再由政府遴選任命。胡適、翁文灝、朱家驊三人被學界目為主要候選人，其中又以胡適呼聲最高。但此時胡適正擔任駐美大使，因「駐美大使」是個「肥差」，不少人想取而代之，特別是權勢衝天的孔祥熙更是覬覦已久。
學界不少人雖然希望胡適回國領導中研院，但又不願讓孔氏得逞，便不擬投胡適的票。恰在此時蔣介石也想對選舉施加影響，在選舉前親自下條子要「舉顧孟余出來。」此舉觸怒了學界。選舉前夕，擔任評議員的學者聚會，陳寅恪大談學術自由主義，主張「院長必須在外國學界有聲望」，「我們總不能單舉幾個蔣先生的秘書。」他的意見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贊同。學界的態度為蔣介石所知，他雖很不高興，卻又無可奈何，最終只得依據程序，由朱家驊代理中研院院長。
由此可以看出，民國政府對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人格、知識和信仰都保持了尊敬和容讓。而知識份子對待政府則是：你不對的時候我批評你，你對的時候，我就支持你。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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