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被掩埋的真相！（上）(圖)

北伐軍打到哪裡，共產黨就把革命之火燒到哪裡。（網路圖片）

在中國大陸，只要是初中生，都應該知道「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不過，你所接受的教育，可能並不全面。比如，教科書告訴我們：「蔣介石背叛革命，屠殺共產黨人。」當人們對比當局刻意封存的史料，問題就來了，是蔣介石背叛革命、背叛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還是自詡革命的中共先背叛孫中山的學生蔣介石、背叛國民黨？

大陸的教科書還告訴我們：「當遊行隊伍走到寶山路時，蔣介石令反動軍隊用機槍掃射手無寸鐵的工人群眾。」然而，事實卻恰恰相反：蔣介石既沒有下命令，遊行隊伍也並非都是工人群眾，更非個個手無寸鐵，走在最前面的工人糾察隊竟然還「保持了相當的武裝」！

假設今天一群人拿槍氣勢洶洶去軍警機關遊行示威，當局會作何反應？

下面，就讓我們通過各種史料，來盡量還原「四一二」前前後後的歷史全貌。

1、國共合作，是國共雙方的權宜之計，合是暫時的，分是必然的

後人讀到的歷史是被閹割的歷史，是為黨派之爭編造出的謊言。著名民國史研究專家錢文軍說：不存在「孫中山的三大政策」這回事。無論怎樣查尋，孫中山從來沒有「三大政策」之類鳥叫，它是孫死後中共從他在不同場合與時間說過「聯俄」、「容共」乃至「扶助農工」歸納、扭曲、抽象出來的。孫中山還說過「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

孫中山不贊同共產革命的一套，為何要「聯俄」、「容共」呢？孫中山搞共和四處碰壁，屢戰屢敗，無奈之下奉行「有奶便是娘」的策略。「聯俄」是為了獲取蘇俄的援助，蘇俄是共產黨政權，那麼他必須「容共」。所以說，孫中山允許共產黨人以個人的名義加入國民黨，並在廣州軍政部門擔任一定的職務，只是一時的策略。

國民黨利用共產黨，殊不知，共產黨也在算計國民黨。

我們必須明確，經列寧「創立」的馬列主義的基本原則之一就是要「用暴力推翻一切現存的社會制度，建立一個完全由共產黨專政的新政權」。這句簡縮之就是「推翻舊政權，建立新政權」。所以，北伐戰爭（當時叫大革命），儘管打垮了北洋政府，政權卻落到國民黨手中，共產黨沒坐江山，也不算革命成功。所以要繼續革命，奪國民黨的權，讓共產黨真正掌權。

2、共產黨計畫全面奪取國民黨的軍事大權

1924年國共合作開始不久，中共就開始抓軍權的行動。周恩來自莫斯科返國，隨即遵命建立了廣東區委軍事部，自兼部長，開中共軍事工作先河；隨即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時就按照蘇俄顧問的部署，大批吸納和發展中共黨、團員。先是蘇俄首席軍事顧問加倫說服孫中山建立大本營鐵甲車隊，以蘇俄首批援助的兩輛鐵甲車作為核心裝備；接著，仍由加倫向孫中山提議，對該隊進行改組，由周恩來主持；周隨即從黃埔軍校抽調一批中共黨員、共青團員編入鐵甲車隊，其正副隊長、黨代表、軍事、政治教官皆為中共黨員。「鐵甲車隊的人員配備和調動、活動安排，經與蘇聯顧問商量，一般都由中共廣東區委和周恩來決定。所以，鐵甲車隊名義上隸屬大元帥府，實際上是中共領導的第一支革命武裝。」（《密檔新論》，P153）

到1926年1月，「國民革命軍中大約有1000名共產黨員。一軍、二軍、三軍、四軍、六軍的政治部主任都由共產黨員擔任。一軍中3個師的黨代表，有兩個是共產黨員。9個團的黨代表中，7個是共產黨員。」

北伐戰爭是中共掌控軍事的迅速發展期，「如廣東區委軍委由周恩來主持領導擴大黃埔軍校支部為特別支部，成立了由惲代英任書記的中共『黨團』加強了領導；在師生中發展了一批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並分配到北伐軍各軍、師；在葉挺獨立團內成立了中共總支部，團、營及多數連、排長均是共產黨員；指派聶榮臻為軍事特派員隨北伐軍行動，掌握軍內中共組織與黨員情況。通過派中共黨員擔任北伐軍各軍、師、團任國民黨代表或政治部主任等做政治工作，在北伐過程中發展了一批共產黨員。隨著北伐軍擴編部隊，葉挺獨立團為基幹擴編成第二十四師，葉挺升任第二十四師師長。……由於中央軍事部及各區軍委的組織領導深入工作，黨在北伐過程掌握了一部分革命軍隊，才能在大革命失敗後立即舉行武裝起義時有了基幹力量。」（《考實》，P16）

3、北伐軍在前面賣命，共產黨在後面革命

儘管共產黨人大量向北伐軍滲透，但是大部隊仍控制在國民黨手中。他們才是北伐的主力，功勛卓著。北伐軍打到哪裡，共產黨就把革命之火燒到哪裡。

由於長期的愚民教育，「革命」在許多人心目中是崇高而神聖的。其實，「革命」本是一個中性詞，即激烈或顛覆性的變革。既然如此激烈，又帶有顛覆性，必然會引發社會大動盪。國民黨在軍事獲勝後希望穩定，而共產黨希望社會大動盪，大動盪有利於他們奪權。

共產黨跟在北伐軍後面燒革命之火，是通過「扶助工農」進行的，為他們以後建立政權打下民心基礎。

「扶助工農」絕非孫中山的本意，孫中山革命籌款主要依靠富人：華僑或資本家。「扶助工農」是孫中山討好蘇俄的權宜之計。這個權宜之計，卻是共產黨奪取政權的法寶。共產黨政權自稱是工農政權，其實就是依靠並利用工農建立的黨政權。

4、依靠地痞流氓做「革命先鋒」，工人要做貴族

工人運動早在北伐之前就在進行：組織工會、領導罷工、要求縮短工作時間和提高工人工資等。暴力衝突也時有發生。楊奎松在《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中透露，其時，作為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的鮑羅廷，甚至提出了必須依靠痞子、流氓做「革命先鋒」的觀點。

要發動那些老實本分、善良純樸、循規蹈矩的工人農民起來「造反」，並不容易。這些底層民眾，本有著他們心目中的「天經地義」、「天理人情」，對地主、資本家等相對富有者「造反」，首先意味著在自己心靈中完成對那些「天理人情」的摧毀，而這當然不可能沒有心理上的障礙。痞子、流氓則不同，他們本就不認同社會主流價值，他們在心理上沒有多少因此而形成的障礙，發動他們「造反」也就容易得多。用毛澤東和共產黨人的話來說，他們的「積極性」要比那些慣常的「良民」、「順民」大得多，同時，他們「革命」起來，也膽子大、步子快，敢打敢殺、敢搶敢奪。有這樣一些人行動起來，就能夠讓那些「良民」、「順民」起而仿效。尤其是當本來的「良民」、「順民」看到這類痞子、流氓在「造反」中腰包鼓脹起來、臉上紅胖起來、腰板挺直起來了，難免生出羨慕之心。「學壞容易學好難」，是人性之常。「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在這種場合特別適用。

楊奎松在《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一書中所說的贛州店員工會的情況，就頗能說明當時的工人運動到了何種程度。看這個店員工會的章程，今天的工人也會瞠目結舌。章程規定：「凡本會會員每日工作時間應自上午9時起至下午5時止，休息時間店主不得過問。」原來早就要求「朝九晚五」了！章程規定：店員「休假當與各機關同，春節並應放假半月」。今天，春節的法定假期也只是三天，那時候就要求放半個月，是今天的五倍呢！章程規定：「每年還應准假3個月以探親，外省店員則應准假4個月，最長者可達5個月。」「店員不願回家者，此期間工資還應照原工資加倍發放。」「在店供職滿一年者還應分享該店全年利潤十分之二的分紅。」章程還規定：「凡本會會員月薪還應增加3至4倍，原有月薪不足20元者應加至120元，不足30元者應加至140元；不足40元者加至160元等等。」當時，100元的工資，即使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也是非常高的高薪！通常只有洋行與公司的高級職員才能拿到。

這個章程若真的實現，今天全世界的「工人階級」都會嫉妒不已，都會夢想著在20年代的中國江西贛州當一個店員——當然，結果是再堅挺的店舖，也會很快垮掉。不會有人想做老闆，再不會有人投資辦廠開店。

提出異想天開要求的，當然不止是贛州的店員，北伐最先拿下的兩個省，湖南、江西的工人店員中的「積極份子」提出的奢求，一點也不比贛州的店員遜色！

千萬別以為共產黨奪取政權後，會縱容工人實現「貴族」的夢想。實現貴族夢想的是打江山的領導層，號稱「紅色貴族」，所謂工農翻身做主人，你懂的，究竟是怎麼回事。十月革命後，蘇聯工人在新政權下生活水平一落千丈，舉行罷工，遭到布爾什維克的無情鎮壓。

5、中共領導的農民運動更令人膽戰心寒！

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正是從正面肯定那時期的湖南農民運動的。雖然收入《毛澤東選集》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經過多次修改，仍能看到為當時的農民運動作了種種辯護。這份「考察報告」是這樣評論湖南農民運動的：「的確的，農民在鄉里頗有一點子『亂來』。農民權力無上，不許地主說話，把地主的威風掃光。這等於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把你入另冊！』向土豪劣紳罰款捐款，打轎子。反對農會的土豪劣紳的家裡，一群人湧進去，殺豬出谷。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游鄉，『劣紳！今天認得我們！』為所欲為，一切反常，竟在鄉里造成一種恐怖現象。這就是一些人的所謂『過分』，所謂『矯枉過正』，所謂『未免太不成話』。這派議論貌似有理，其實也是錯的。」那時，國民黨內對以湖南為中心的農民運動大不以為然者大有人在，中共上層也有對之憂心忡忡者，於是毛澤東便奉命回湖南「考察」。「考察」的結果，是寫了這樣一篇讚美農民運動的「報告」。

「報告」既然一心為農民運動申辯，當然就不可能把農民運動的「過分」之處說得很充分，但我們仍能感到其時湖南的農民運動是如何波瀾壯闊、如火如荼。農民鬥爭、打擊、掠奪的對象是「土豪劣紳」，但當時湖南農民運動中又流行著「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口號。有點田產的都是「土豪」，穿長袍馬褂者即為「劣紳」（《湖南農民運動資料選編》，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339頁），都在鬥、打、掠之列。毛的「報告」中說到「殺豬出谷」，意思就是衝進「土豪劣紳」家中，將豬呀雞呀殺了吃掉，將糧食都搶走。「殺豬出谷」是運動起來的農民常用的方式。「考察報告」說到了農民「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游鄉」，但沒有說到的是「革命農民」在「捉人戴高帽子游鄉」時，還有些別的舉動——湖南農民運動領導人之一的程學敬，後來撰文說那時「革命農民」在捉人游鄉時，還會剪掉他的鬍鬚，滿臉抹上黑灰。至於「五花大綁」，更是理所當然了。既然「一切權力歸農會」，那從殺豬、出谷、游鄉發展到殺頭，就是很自然的事。很快，捕殺「土豪劣紳」的事就頻頻發生，還要把「土豪劣紳」的祖墳挖掉，目的是破壞風水、斬草除根。

農民不但殺豬，還要殺人。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並沒有諱言這一點：「寧鄉的劉昭，是農民直接打死的。醴陵的彭志蕃，益陽的周天爵、曹雲，則正待『審判土豪劣紳特別法庭』判罪處決……」

6、共產黨在後方搗亂，蔣介石頭痛不已

這些行為不可能不讓國民黨當局焦頭爛額，同時，國民黨認為這直接妨害著正在進行的北伐。楊奎松在《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中說得明白：「不僅蔣介石，這時不少國民黨地方軍政大員都對工人運動深感頭痛。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軍政當局既須要按照孫中山遺囑，堅持扶助工人的政策，但它同時又必須確保社會安定以及經濟生產的正常運行，因為只有如此，才能得到足夠的稅費收入，維持戰費和地方軍政的各項開支。而工人運動一旦興起，往往無法控制其要求，以致商人、廠主不僅利益受損失，就連人身及財產安全都難保證，社會安定和生產經營自然難以維繫。」北伐軍在那裡拚殺，後援卻成大問題，這應該是當時令蔣介石十分煩心的事。

農村的亂局，也會給稅收帶來衝擊。在那時，或許農村動亂對政府財政的影響更大。中共元老李維漢在《回憶與研究》中說到了這方面的情形：「土豪劣紳」是農村重要的納稅人。農民的殺豬出谷、分田分地、逮捕殘殺，就使得他們失去了納稅的能力，也失去了納稅的「權利」。農民擅自宣布的一些法令，嚴重影響著農村正常的經濟運行。湖南農民禁止糧食輸出，就使得鄉村的糧食貿易無法進行，眾多操販糧之業者，本來也是要按章納稅的，現在生意做不成了，自然也就不再納稅。這樣，各級政府都面臨嚴重的財政危機。（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97～98頁）

影響北伐軍軍心的，不僅是後援問題。李宗仁北伐時任第七軍軍長，他後來在回憶錄中說，工農運動中的「過激的作風，早已引起軍中官兵的疑慮。到（民國）十六年夏季，兩湖軍隊憤懣的心情，已到無可壓抑的境地。因當時中、下級軍官多為中、小地主出身。其父母或親戚在故鄉都橫遭工會、農會的凌辱，積憤已久。而各級黨部竟視若無睹。縱使是革命軍第三十五軍軍長何鍵的父親，也被綁遊街示眾。」（《李宗仁回憶錄》，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49頁）自己在前方與北洋軍閥浴血奮戰，父母親友卻在家中遭受凌辱、迫害，心中當然不可能沒有強烈的「憤懣」。這嚴重影響著國民黨和蔣介石的北伐大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