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喬高：為那些沒有聲音的人發聲（下）(圖)
奔走十年，因為不想接受良心的拷問
前亞太司司長大衛．喬高（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看中國2017年6月16日訊】曾獲得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提名人的前亞太司司長大衛．喬高，因為自2006年開始與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著手調查了在中國發生的盜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調查，而引起了國際上的關注。
近期，大衛．喬高在接受希望之聲電臺主持人方偉採訪時，娓娓道出了他的人生故事，他接觸這項調查的始末，以及心路歷程。
中共官方和西方社會對調查報告的回應
方偉：中共政府有沒有直接或間接的對你們的指控作出任何回應？
大衛．喬高：這很有意思啊。說起來，照道理我們是掀起了一場爭議，那麼應該有爭議的雙方。但是中共方面除了說我們反華，我們是法輪功之外，關於我們提出的事情，他們沒有做任何的爭辯。就是最基本的這樣一個爭辯都沒有。當然了，我們不是法輪功。
我還記得我們第一次把器官摘取調查報告拿出來的時候，我們提供了一張圖。這張圖標明瞭在中國15個地方可以買賣器官。這裡面有兩個城市，我們放錯了省。結果他們提供的反駁，唯一的反駁是什麼呢？他就說你看到沒有，」這個城市弄到那個省去了，你們搞錯了」。所以對於我們所提供的這樣一個指控的實質–賣器官這一點，他們完全沒有提供任何的反駁。所以他們能做的事情基本上就是一直攻擊我們個人，攻擊任何對於中國的人權問題提出異議的人本身。
方偉：中共政府有沒有跑來跟你說，你提出了這些指控，我們坐下來談一談，搞清事實。有沒有這樣的事情？
大衛．喬高：說起來很搞笑啊，他們確實有跟我們接觸，怎麼接觸的呢？因為我們有申請去中國的簽證，想去中國做調查，但是沒批給我們。現在看來最好是不批給我們，因為如果批給了我們的話，我們到中國去跟誰談，誰就會被抓，以前就有這樣的事情，就是中國的法輪功學員跟外面的調查人員一談，這個人就失蹤了。所以幸好我們沒去。
加拿大的中國大使館，有個官員出來和我在一個咖啡廳見面，雙方就開始談。我說我要去中國的簽證，對方說要簽證沒問題，你去簽證處申請就好了。說完之後，他就開始講關於法輪功的長篇大論，開始來做他的一套說教，就是中共關於法輪功的一套說辭。我越聽越煩，不想聽了，我就說我不要聽了，我得走了。但是我是蘇格蘭血統，比較衝動。當時站起來後我就想，他在這兒給我來做這套說教，等於是侮辱我啊，我還得付他的咖啡錢。不行，我不付。不過我現在知道這是個錯誤，我其實應該大度一點。但當時我就付了自己的咖啡錢就走了。結果這個官員他沒帶錢，付不出咖啡錢來，只好招手把他的司機叫了出來付賬。
和中共官員的另外一次接觸，是我在加油站停下來加油。後面一輛車是個掛著外交牌照的車子。我當時就感覺那是中共使館的車子。這是在加拿大首都渥太華。正好我車子裡有一份大紀元報紙。我就把這個報紙拿出來，遞給車裡的人。他沒有扔掉，還把它收下了。總之，活摘器官這件事我們得盯住不放，一直盯著不放。總有一天他們會意識到，他們從器官摘取上賺到的錢，八十到九十億美金，這是我們的估計，五萬例乘上器官的價格。總有一天他們會知道，這些錢世界是知道的，我們盯著這個事兒呢。同時，我們把器官摘取和納粹犯下的種族屠殺做一個比較，我希望我們能夠造成一些影響。
方偉：喬高先生和麥塔斯先生跑了世界五十個國家，四方奔走，你們為什麼要這麼做？
大衛．喬高：我們最初真沒有這麼計畫，我們本來以為六個月之後這件事就會停下來的。但是器官摘取的罪行還在繼續，我們就得接著做，我們就不停的做，這就是這五十個國家是怎麼來的。我們被邀請去不同的國家，有時候計畫去一個國家，結果去了三到四個國家。我們最近去的地方是北歐的挪威，還有芬蘭、西班牙、希臘。在西班牙，我們得到的媒體報導是非常大的。我們也向西班牙的國會遞交了二十五萬個民眾簽名，關於呼籲停止器官摘取的事。兩個星期之後，我們的故事就登上了西班牙健康雜誌的頭版。所以我們希望我們不停的做這個事情，直到哪一天，天平會出現一個傾斜，天平會翻過來。在中國，器官摘取的罪行能夠被停止，因為他們會意識到，對中國的傷害太大了。
方偉：您覺得整個西方社會，對於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這件事情的認知程度是怎麼樣的？
大衛．喬高：說起來還是蠻有意思的，不同的國家非常的不一樣。比如說西班牙，西班牙的議會和媒體對我們非常的接受。也有不好的國家，我得小心一點說他們的名字，但我還是想說一個，就是日本。我和麥塔斯去了日本，我們見了國會議員，見了日本政界的人物。日本有個日中友好醫院，我們在那裡跟他們說了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事情。在那裡很奇怪，有的醫生認為他的病人的利益更重要，他更關心病人。我就跟他說，你要搞清楚，這個給器官的人是被謀殺的。總而言之，無論是醫院也好，還是日本的國會也好，基本上沒有太多的突破。這是讓我覺得失望的地方。
韓國也不行。我們去韓國，他們居然不讓我們去訪問醫院，都不讓我們進醫院。我們覺得非常的困惑。但是我們見了韓國醫療協會的會長，這個醫療協會下面有16萬個醫生。我就跟他說起來器官摘取的事情。當時有人給他看了一個錄像片，講的是一個北韓的家庭收養了一個小孩。但是他們收養這個小孩不是要把他變成家庭的一員，他們是把這個小孩存著，也許將來可以摘他的器官用。會長看了這個錄像就尖叫說，這個故事講的這個村子就是他媽媽來的那個村子。所以這個事情對他來說是蠻震撼的。韓國有一個好處，就是他們對壓力很敏感。所以當我們告訴他們哪個醫院是把人送到中國去配器官的，我們曝光出來，他們就會禁止那個醫院再送人去中國配器官了。
另外一個比較好的地方是澳大利亞。我非常高興的告訴你，經過我們的工作之後，有好幾年了，澳洲沒有一個人到中國去接受器官移植。
奔走十年，因為不想接受良心的拷問
方偉：我們的聽眾中可能會有一部分人會說，喬高先生，我覺得你做這個事情是別有用心，我不相信你做的事情。對於這樣一種疑問，您有什麼回答？
大衛．喬高：說我別有用心，我那個用心是什麼呢？對於修煉真、善、忍的法輪功學員，對於家庭教會的成員，對於藏人，維吾爾人，當他們被屠殺的時候，涉及的是人類的尊嚴。你的聽眾中，很多人也會像我這樣去做。所以我只是做我該做的事情。他們不停止器官摘取，我就會一直做下去。
方偉：你為這個事情已經奔走了十年，世界上有很多事情要做，你為什麼一直做這件事情做了十年？對你來說也許這個答案很明顯，但我還是想問，到底是什麼驅使你一直做下去的？
大衛．喬高：我就是很倔強，當我看到一件事情明顯是非常惡劣的話，我就不會停止的。當然我的爸媽也沒有在納粹屠殺猶太人中喪生，但是我同意以色列的拉維博士（Jacob Lavee）所說的，對猶太人的屠殺不停止，他就會一直做下去的。對我來說也是一樣，如果對於不正義的事情我們不做，那下一個受害人是誰，下一個人怎麼辦？前一陣在渥太華舉行的猶太人大屠殺紀念活動，非常的感人，大屠殺的倖存者也分享了他們的看法，他們沒有仇恨。總而言之非常感動人。這是驅使我一直做下去的原因。
方偉：我有西方朋友跟我說，你說的東西太過份了，我沒法相信，所以我就避開這個事情。您對這樣的反應怎麼看？
大衛．喬高：對呀，當初在對猶太人大屠殺的時候，消息傳出來的時候就是這麼回事。雖然不斷的有證據出來，但是那個時候很多高官就說，「你說得太過了，因為他們是猶太教就殺掉他們？我不相信」。他就避開這些事情。但是十年之後，人家回頭來問你說，當時有這樣的那樣的證據，為什麼你不採取行動？我不想以後被人家問這樣的問題，讓我無言以對。我不想接受這種良心的拷問。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