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網路圖片)
在中共高層領導康生的授意下,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學哲學系黨總支書記聶元梓帶頭貼出了「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之後,這張大字報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文革得以在北大、北京乃至全國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並造成了極為慘烈的後果。北大的教授、教師和行政領導當然首當其衝,成為最早的受害者。
據時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的李雪峰回憶:「1966年6月18日上午9時,北京大學全體工作隊隊員都到教學區開會,學生們獨自在學生宿舍區學習、開會。化學系、生物系、東語系、西語系、中文系、無線電系的學生利用工作組不在期間,在學生宿舍區先後鬥了40多名正和同學們一起學習的教師、黨員幹部和兩名學生幹部。以一、二年級的學生為主,在39樓設了『鬥鬼台』,將墨汁倒在被鬥人的臉上,拿廁所的紙簍作成高帽子戴在被鬥人頭上,罰跪,少數人還扭打被鬥者。」
另據北大校友王友琴的文章,在「6・18」事件中挨打的人有六十多位,其中包括生物系黨總支副書記、講師胡壽文,他「被學生用一根繩子套在脖子上,拉倒在地,拖著就走。胡幾乎窒息昏死過去。他用雙手使勁拉住繩子套,才沒有被勒死」;還有中文系的總支書記程賢策、教授王力、吳組緗、王瑤等。
儘管隨後「6・18」事件遭到了劉少奇等的否定,使文革一度陷入低潮,但隨著毛的真實意圖,即「炮打劉少奇」一派的表露,以及公開接見紅衛兵,鼓動他們革命,文革再次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北大這個文革的發源地成為各地紅衛兵朝拜之處,每天有七八萬甚至十幾萬人前來。
北大在文革中的「輝煌業績」有許多,如開全國集體打人之風、高校武鬥先河等,其中最為出名的是他們如何鬥爭、折磨那些手無寸鐵的所謂「資產階級反動權威」教授。掛木牌,建「勞改隊」,關「牛棚」,這些都是北大學生的經典之作。
所謂掛木牌,就是把十幾斤、甚至幾十斤重的、上書「反動學術權威XXX」之類木牌子,用鐵絲掛在被害人的脖子上,讓被害人躬著腰,於是木牌的全部重量就都通過鐵絲作用在了脖子上。據說使用的鐵絲越來越細,能夠勒入人的血肉之中。
所謂「勞改隊」,就是把那些被整的教師集中起來,在校園內或者到校外「勞動改造」。
所謂「牛棚」,實際上就是非法監獄,就在今天的賽克勒考古博物館的所在地。在這裡,除了白天幹活,「牛鬼蛇神」們還有晨練,有晚訓,他們要時刻準備背誦「最高指示」,也要時刻準備接受管理人員的辱罵和毆打。很難想像,當年的北大學生可以想出如此惡毒的方法折磨自己的老師。
根據王友琴撰寫的文章,不少大名鼎鼎的教授都遭受過如此的折磨,如美學教授朱光潛、東語系教授季羨林、西語系教授吳興華,等等。45歲的吳興華在「勞改」時被折磨致死。劫後餘生的季羨林在後來出版的《牛棚雜憶》中詳細描述了這讓人不堪回首的歲月。
許多被批、被折磨的教授、教師們不堪忍受前所未有的侮辱,而選擇了自殺。據不完全統計,在文革中,北大至少有71人自殺或「不正常死亡」。(王友琴《中國知識份子的四個S》)。
第一個自殺的是歷史系教授汪籛,他在1966年6月11日喝殺蟲劑敵敵畏自殺身亡。其後自殺的還有:數學系講師董懷允、英文教授俞大絪、中文系中共總支書記程賢策、哲學系心理學教授沈乃章、化學系副主任、副教授盧錫錕、生物系教授陳同度、北大教務長崔雄昆、物理系著名老教授饒毓泰、俄語系講師龔維泰、數學力學系教授董鐵寶和教師陳永和、歷史學教授、副校長翦伯讚夫婦……
他們或選擇服毒,或選擇上吊,或選擇在未名湖自溺,或選擇跳樓……他們死的那麼決絕,因為人世已不讓他們留戀。
毫無疑問,大批學者的非正常死亡在北大的歷史上留下了羞恥的一頁。然而,我們沒有看到今日的北大對曾經發生有多少的反思。這麼多人的死似乎早已被遺忘,並在北大的歷史中被輕飄飄地帶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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