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造假不是品德問題，是逼良為娼的結果(圖)
近日又有百篇中國造假論文被撤銷。（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7年4月25日訊】近日，著名出版商施普林格Springer史無前例地決定撤稿《腫瘤生物學》雜誌的107篇造假論文，這些論文發表於2012-2016年之間，全部來自中國學者之手。撤稿原因稱是論文作者編造審稿人和同行評審意見。
換言之，論文作者「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
這並不是中國第一次曝出醫學論文醜聞，僅在2016年9月，《醫學界》就曾發文曝光一起中國最大醫學論文造假案。
當然，這也不是最後一次。
嚴格來說，論文造假在中國早已不是什麼秘密。國內所謂的那些學術期刊，製造的東西80%都是毫無價值的東西。奧，實際上，我說的很保守了。
這還真不能怪中國人的品德地下，要怪就要怪這個萬惡的論文機制。各種提升、評級，都和論文掛鉤，好好坐下來進行科研是不行的，會永無出頭之日。
一句話，逼良為娼。甚至中學老師評職稱，都要求在學術期刊或國家級媒體上發表文章。這簡直是天大的笑話。
管理機制本身，就是有問題的。整個管理體制，就是一個劣勝優汰的過程，就是逼迫人造假的機制。君不見，淘寶上，從寫論文到發表論文，是全套的服務。
可能有人說，你說這些不合適，給點兒建議啊。我的建議很直接了當，讓工作的評價體系回歸正常，不要領導和一堆外行進行各種評級和評定。
教師的職責是教學生，醫生的職責是給病人看病，作家的職責就是寫出好作品，這些，和發表多少論文一毛錢的關係都沒有。
具體而言，取消職稱，從而取消和職稱掛鉤的論文機制。中國的職稱，就是個折騰人的工具，是扼殺創造的工具，也是那個逼良為娼的工具。
重要的話要重複三遍：取消職稱，取消職稱，取消職稱。
為此寫篇論文？得了吧，體制內的人，對職稱的弊病，全都一清二楚。只是，大家要麼從中受益，要麼還指望著從中受益，不敢說而已。
我不能在反對論文造假的情況下，拼湊一篇論文，對吧？
就拿2011年給《中國青年報》寫的一篇文章來給大家看看論文造假的轟轟烈烈吧：
2011年3月28日，英國皇家學會的報告說，中國在國際科學刊物上發表的論文總數已躍居全球第二位。
數據顯示，中國的科研論文1999年至2003年間位居第六(佔總數的4.4%)，2004年至2008年間超過日本，躍居第二(佔總數的10.2%)，僅次於美國。報告預計，到2013年，中國可能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發表科研論文最多的國家。
這個消息當然引起了媒體的注意。法新社說，中國在科研論文產出上以火箭速度上升至第二；BBC驚呼，兩年內中國將在科學領域超過美國，發明瞭指南針、火藥、造紙術和印刷術的這個國家正準備做一次「全球性捲土重來」。
國內有網站迅速跟上，說科研論文第二「是中國崛起的新信號」，這讓人哭笑不得。如果比數量，中國在大多數領域都可以輕鬆地進入世界前三，可科學是老老實實的東西，是民族創造力的結晶，並非純粹以數量取勝。
法新社說，數量增加並不一定意味著質量提高。衡量科研論文價值的一個關鍵指標是引用率，儘管在這方面中國也有所上升，卻落後於其研發投入率和論文產出率。中國的科研論文要追上西方的質量標準，還需很多年。
《衛報》也稱，美國在1999年至2003年和2004年至2008年這兩個時期引用率都名列榜首，分別為36%和30%。英國居第二位。中國的引用率則從實際上的零上升為4%。
引用率為4%，意味著大多數論文是「垃圾」，這其實和專利一樣，前幾年外媒報導說中國人的專利數量雖然很多，但很多是「垃圾」專利。
2010年1月，《紐約時報》曾邀請一批專家探討中國能否成為科技領導者。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前教授約翰．高認為，中國要想在科學技術方面取得持續不斷的進步，有賴於其將數量優勢轉化為質量優勢的能力。在現有體制下，本土人才和外來人才如何融合，將是一個難點。
華人科學家、美國布朗大學納米科學與軟物質研究中心主任肖鋼認為，在內部和地方的評估程序當中、在資源分配和資金申請方面，主觀因素往往會壓過客觀標準。在地方政府和大學這一級，在提供必要的服務、支持方面，在履行科研資金承諾方面，都可能會有延遲。
英國《自然》雜誌網站也刊發題為《中國科研，發表還是滅亡》的文章說，中國買賣論文等造假行為的市場在2009年達到近10億元人民幣。一系列重大學術造假事件凸顯中國的學術評價系統過於強調發表論文，這促使了學術不端行為的產生。急功近利的文化是造成這種現象的首要原因；其次，是官僚干預學術活動。中國的大多數學術評估——人員聘用、晉升、資金分配等——是由非該領域內專家的官僚主義者執行的，結果，論文的數量，而不是評價研究的質量，成了評估的標準。
委內瑞拉駐新加坡大使阿爾弗雷多-托羅．阿迪的觀察最為深入、透徹。他今年3月初在西班牙《中國政策觀察》網站撰文稱，既看到了中國爭當世界技術領袖的意願，也看到了阻力和困難所在。
他認為，中國缺乏批評性和個性化思維。中國人的思維受鐵的紀律和條條框框的束縛，喪失了自由飛翔的能力。這樣一個社會似乎更適合於在明確指令下的繁榮，即精英負責思考，其他人負責追隨，而不太有利於鼓勵個人的創造力。在當前的教育模式下，中國永遠不能產生像蓋茨和喬布斯那樣的創意天才。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