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晶垚在卞仲耘夫婦肖像前（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7年4月2日訊】照相機，鏡頭，快門；一隻食指按下快門，「哢嚓」一聲……一組電影語言：「攝下罕見瞬間」，或稱「鏡頭裡的歷史瞬間」，其背後支撐的一個驚人細節是，王晶垚得知妻子卞仲耘被學生群毆致死的噩耗後，產生的第一個念頭，是立刻去買了一部照相機。他要搶在妻子遺體被火化（成為灰燼）之前留下歷史證據。這個念頭，也使得胡傑在三十年後拍攝這部《我雖死去》成為可能。
胡傑的手法，是刻意「紀實性」，甚至不留任何干擾「紀實思維」的多餘鏡頭，在一個大規模銷毀歷史的時代，這無疑一種聰明的抗爭策略；在針對記憶進行洗腦的一個制度下，它也是很珍貴的電影製作。這部記錄片，有許多將來一定會屬於「搶救和解剖文革」的經典話語。一個更加攝人心魄的特寫，是王晶垚從一隻舊皮箱裡翻出受害者遺物，而且是三十九年來的第一次，於是胡傑的鏡頭，又凝固了一種歷史瞬間：校牌、懷錶、手錶，指針停止在三點四十分，凝固了1966年8月5日那天那一刻，彷彿再詮釋了蘇珊桑塔格的那句話：「拍照是凝固現實的一種方式。你不能擁有現實，但你可以擁有影像——就像你不能擁有現在，但可以擁有過去。」王晶垚永遠佔有了師大女附中的文革暴行記錄，暴政可以殺死卞仲耘，但它再也不可能剝奪和銷毀這個歷史。
卞仲耘全家福（網路圖片）
鏡頭裡，他也拿出一包血衣，裡面有帶糞便的褲子；帶血的藥棉，都是從卞仲耘身上的窟窿裡和嘴裡掏出來的；一件柞蠶絲襯衣，後背上還有一個墨寫的「倒」字；王晶垚邊揀翻邊解說，又從那襯衣口袋裡翻出手絹，嘴裡說著：「你看，還有土……」，那竟然就是師大女附中那個廣場上三十九年前曾蕩起的塵埃，如今成了貨真價實的歷史灰燼，又不期然勾出那句「豈容青史盡成灰」的老話。這一切，也把觀眾全部帶回到卞仲耘被毆打的現場，重構了今日中國的受難者言說。
放映胡傑這部《我雖死去》記錄片的現場，是2017年3月25日波托巴克文化沙龍舉辦的活動，題為「遇羅克、紅八月、血統論，離我們有多遠」。影片七十分鐘，片尾是長達五分鐘的「北京市教育系統部分文革受難者名單」，背景聲音是宣讀《中共中央關於文革大革命的通知》，這個男聲在1966年春天曾響徹中國每一個角落；即使今天，它也會喚醒中國一個世代的記憶，這個世代大約是現齡五十歲以上的中國人，他們的記憶裡都鑲進了一段歲月，沒有人能夠拒絕它，區別只在於選擇喚醒還是遺忘。
這份名單的提供者是王友琴。她的著作《文革受難者》新近出了日文版，她在《致日文讀者》中寫道：「在我的調查所及的北京的十所女子中學裡，在1966年8月，有三名校長和三名教員被紅衛兵學生活活打死。又如，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1960年畢業的一個三十多人的小班，大多數人當了中學教員，其中有三人在1966年8月被紅衛兵打死，《文革受難者》中寫入了三人中的二人。在1966年8月，"紅衛兵"組織在毛澤東的指引下興起。據當時的"內部"統計，紅衛兵在北京打死了1，772人，最多的一天打死282人(9月1日)。」
王友琴是最早試圖描述、定性」紅八月「暴行的中國人。她寫道：「在《文革受難者》書的獻詞裡，我用了‘群體性迫害’的說法。那本書裡有659名受難者詞條，我也還收集了更多的資料可以寫《文革受難者II》。文革受難者的死亡都是非常悲慘的。他們不但不是在家中或者醫院的病床上去世，甚至也不是由劊子手的子彈或者大刀一下子殺死。他們被用拳頭棍棒在長達幾小時甚至幾天的折磨中死亡，或者，在遭到酷刑和監禁後‘自殺’。……在歷時三十年的廣泛的調查中，我還沒有發現一座學校，那裡沒有發生過暴力攻擊教員。我也沒有找到過沒有被學生打過的校長（包括大學，中學和小學）。而在歷史上，‘校長’從來沒有像‘盜賊’‘殺人犯’那樣成為一種受到嚴重懲罰的罪犯。」
對教師的虐待和殺戮，強烈反襯了一個儒家治國千年的華夏民族。然而，共產黨這個基本由農民組成、卻靠歐洲來的一種理論所武裝的集團，它的敵人其實是所有人，尤其是有知識的人。1966年的「紅八月」，早就由前面的鎮反、三反五反、反右、四清等等「血紅」所鋪墊。毛澤東用一個外來語「階級鬥爭」掩蓋了壓迫的實質，一直到中國出現了一位具有前衛批判性的青年，一針見血地揭示「紅八月」的性質，是出身、社會身份和地位的壓迫、歧視，是一種前現代的野蠻「血統論」。遇羅克在現代中國的意義，就是馬丁路德金六十年代在美國和西方的意義；他在中國的黑暗時代，先知式的窺破毛氏宗教、大眾迷狂和權力奧秘，他為此付出了27歲的生命。反對和禁止各種形式的歧視，今天成為普世價值。
此刻，沙龍現場的屏幕上，投放了遇羅克版畫頭像和卞仲耘遺像，兩位受難者交替凝視會場。主持人谷安民介紹了這次請來的兩位講員：遇羅克的弟弟遇羅文、卞仲耘的學生張敏，兩位「紅八月」的見證人。
五十年前的8月4日，張敏所在班級裡，開了一場「女學生批鬥會」——她此刻演講，第一次披露了這種「文革奇觀」：教室裡課桌統統靠牆擺放，留出當中空間，「紅五類」一律坐在椅子上，約二十人（這是一所黨中央常委的女兒們必讀中學），「非紅非黑」（教師、醫生、職員出身）的學生們只准坐在地下。這裡的一個「潛規則」是：坐椅子的可以打人，坐地下的只允許批判。
「黑五類」一字排開低頭站在黑板前，一共十名，至少四人的父親是國民黨軍人，還有美國歸來的石油專家、小業主等。他們被勒令逐一大聲報出自己的出身、揭發父母的"反動言行"；同時還要唱歌和念白，歌詞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要是革命就站出來，要是不革命就滾他媽的蛋！」張敏記得，當時的女孩子們還不習慣罵髒話，「他媽的」說得都不流利。期間還伴以毆打，漿糊、墨汁澆頭。如此折騰了兩個多小時，忽然教室門開了，來了一個高年級女生說「可以了」。一切似乎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張敏不懂的是，「紅衛兵」為什麼知道每個學生的檔案資料？
「大操場上煙塵滾滾，所以王晶垚說那襯衣口袋裡還有塵土，人又多，又都在活動，又推又搡，又打又鬧……卞校長他們後來又被帶到小操場挖土……。」張敏接下來敘述第二天她所目擊的現場，她被同班的女紅衛兵押解到廣場上來「觀看」批鬥黑幫。「我離卞校長最近時大概兩米遠，看到這麼多同學，有人手裡拿著桌椅腿兒，上面是帶釘子的，眼看著釘子刮破卞校長的襯衣，打進皮肉，就是一個紫點……我永遠都不會忘記，卞校長的乳白色襯衣，是柞蠶絲的……。」她質疑，8月5日卞仲耘被打死，是眾人失手，還是有指令讓她們可以打死，至今是一個謎。
遇羅文其實是在張敏前面演講，他提出一個極富深意的命題：群眾騷動與權力的關係。他先簡略介紹了「紅八月」中的兩個事件。一個是北京「欖桿市事件」，曾在張學良軍隊做軍需的李文波和妻子被紅衛兵批鬥，李急切中曾抄起菜刀，當場被打死，但這個事件卻被宣布為「階級敵人的反革命報復」，不久國家總理周恩來，又在公開集會上宣布判處李文波夫婦死刑，李的妻子劉文秀後來也被政府處死。王友琴在研究中也指出，「李文波事件立刻在全市範圍內成為紅衛兵掀起更殘酷暴力高潮的藉口」。另一個是「大興屠殺事件」，遇羅文寫過一本《大興屠殺調查》的書，他介紹當時大興縣一個公社就殺死了325人，22戶絕戶，年齡最大80歲、最小才出生83天。
他說，剛才我們看片子裡「紅八月」打老師的場面，好像是學生自發的，好像是政府失控了，其實不是，相反是政府在背後控制的，凡是這一類不可思議的壞事，政府不允許就絕對不會發生。
從五十年前大興縣屠殺，直到近年來的抵制日貨、韓貨，背後都有一根看不見的權力教唆和操控的草蛇灰線。遇羅文說：「在中國這樣一個嚴密控制的社會中，任何民間發生的大規模事件，不可能自發產生，不是當局背後操控，就是默許的，是政府行為；這個當局，也必定是最高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