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東北失落絕望的人太多了(組圖)
《鋼的琴》劇照（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7年3月19日訊】各位好，在下賈行家。
剛才我和李騰博士開心地發現我們撞衫了。這在我們直男界是個不可避免的事情，因為我們每一天都會和自己撞衫。
一席是一個非常神奇的舞臺，很多精彩的人像會發光一樣的靈魂，在這裡給我們帶來一種生活，展示一條道路。很抱歉，我要給大家講的是在上一個時代失去了道路的一批人。
我是東北人，我的生長地在哈爾濱。在我們那兒，從我小的時候開始「下崗」就是一個主題詞。我從小聽大人們一直在講這件事情，但是我不知道今天面對著這麼多人，在公眾場合下談論這件事情，該用一種什麼樣的尺度，有沒有這樣的一個尺度。我打算就講我身邊的人。至於大的局勢、大的形勢，我不是很感興趣，也不會去說它。
整個東北佔到了國土面積的七分之一，但是這些年的經濟數據、人口數據是一直在縮小的。對於東北來說，在「改革開放」以前其實一直都有特別好的運氣。因為建國以後的政治、外交、軍事這些原因，再加上那邊發現了石油和煤炭，所以國家最重要的企業、大學都擺在我們那兒。從我們哈爾濱來說，當時叫「八大軍工、三大動力」。那些有五千職工以上的企業最少有二三十家，像現在大家可能有點印象的只有哈啤和哈藥了。
這些平白無故出現的東西改變了東北的一種景觀。那個時候一大批工廠在遼闊空曠的黑土地上拔地而起，然後才有了城市，所以這些工廠是城市的主幹。即使是在城外，那些林地和農地也是屬於國家的企業所有。在裡面上班的人叫國家林業工人，國家農業工人。誰要是把他們當成農民或者山民，他們會很憤怒。
工廠裡面的生活特別整齊。比方說我父親在哈爾濱飛機製造廠上班，他們那個工廠特別大，覆蓋了整個行政區，號稱有八千工程師。因為電力調度，他們每週星期三是公休日，所以星期二就是全廠人最快樂的一天。整個工廠裡面的生物鐘都是這樣的。
這些工廠有自己的從幼兒園、托兒所一直到廠技校這樣的教育系統，有自己的醫院、公安局，有自己的報紙和電視臺。電視臺的新聞每天就是講廠長干了什麼，書記干了什麼，代替了地方上新聞聯播裡那些領導的行蹤。這在當時叫作企業辦社會。意思就是說，除非企業裡發生了命案，其餘基本上都是由他們自治的。
所以工人們就覺得工廠像個山盟海誓的戀人，對他們許下了養生送死的承諾。工人們看到這個工廠非常非常龐大，它是由堅固的鋼鐵建造起來的，上面每一天都在運行著巨大的數據，他們會覺得非常踏實。沒有人在那個時候會相信，這一切其實像是紙搭起來的一樣，劃一根火柴就可以把它們統統都燒掉。
在我小的時候，整個社會最體面的生活就是在這種大的國企裡面上班。他們自我的心理狀態是自豪的，甚至也可以說是非常自大的。這種自大來自於和當時的幹部、醫生、教師這些行業的一種比較，同時他們享受著大集體職工的那種嫉妒。那個社會剛剛出現的個體戶、出租司機，在他們看來就有點像是七千萬年前的恐龍看哺乳動物一樣，覺得這都是不值得一提的小流氓，都是「嚴打」的對象。
他們的這種精神狀態，和整個東北以體制和權力為中心的價值觀有關係。但是也有特別具體的原因，就是他們享有著正常收入以上的高福利和高津貼。老人看病、孩子上學，這些都是免費的。在醫院的藥房裡頭可以領出高壓鍋，推出自行車。
我妻子是在廠區里長大的。她說他們小時候從來也不知道洗澡、理髮、吃冰棍這些事情還要花錢。她說他們那個廠裡有一種水龍頭，每天到了下午的一個時候，裡面就會嘩啦啦流出來橘子汽水，全廠的人都可以拿著桶去接。我當時覺得這就是一個魔幻現實主義小說裡的場景。但對於他們來說都是真實的。
所有那些大企業都會蓋家屬樓。有一些企業就像是和誰示威一樣，把這個樓一直蓋到了二十層，那是當時城市裡的最高建築。工人們站在新分到的陽台上往下一看，發現省政府大樓就在自己的腳下。這是特別特別直觀的一種主人翁的感覺。
主人翁感覺的另外一面，是有一些工人會像敗家子一樣瘋狂地偷廠裡的東西。比方說在油田，他們會整油罐車整油罐車地偷油；在汽車廠，你開一輛快報廢的車進去能換一輛快下線的車出來。有經驗的採購員都去工廠旁邊那些不起眼的小商店買貨，比工廠銷售科便宜，都是工人偷出來的。這些人是聰明人。他們在什麼時候都能混得很好。在那個時候之前，他們是一些「造反派」；在那之後，他們就是所說的改革的弄潮兒。
絕大部分的工人因為已經心滿意足了，而且老實聽話，他不會做這樣的事情。除非自己家裡幹活需要什麼的時候他去工廠拿一些，這在當時還不算什麼大問題。
所以在那個時代，人人都會努力地把自己的親屬都辦到工廠裡來，然後大家像雞犬一樣升天。當時找對象有比現在還要明確的一個等級標準。連相聲裡都說，「全民」的一定要找「全民」的；亞麻廠的女工，最好嫁給馬路對面量具廠的男工，因為量具廠剛剛分了宿舍樓，那個時候女工不分房。
我們那個時候最讓人羨慕的一個場景，是一大家人全都在一個大國企裡上班，出來進去人人都白白胖胖高高興興的。遠遠看到他們，是有一種特殊的得意和謙遜的表情。走到你面前又會和你很平易近人地打招呼。
我在當時是個小孩兒。說實話它是一個很微小的局部，真實的生活遠遠比這要複雜得多。但是他們也一樣，他們是安穩地生活在這一個微小的局部裡。至於後面的事情，就像萬青樂隊唱的那首歌一樣：「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廈崩塌」。
我們人對自我的認知，基本上來自於一種比較。我們首先會根據所謂的社會階層劃分，根據你的收入水平明確自己的位置。這一點和猴子有一點像。猴子首要的生存是要知道自己在猴群裡的位置，不知道這個位置它的行為會很怪，會很焦慮。而人知道了自己這個位置以後，會去尋找不如自己的人，或者是在心裏輕視他，或者是在行為上欺負他。反正他是領取自己的這麼一點快樂。
我說他們是失落者，是因為他們曾經擁有過這些東西。所以我就想講這樣一個過程：從他們擁有過什麼，到他們失去以後是一種什麼樣。在接下來的這個時代裡，他們就是整個這個時代裡最扭曲最痛苦的人。他們的痛苦，來自於和剛剛過去的這個時代中的自己，和同時代的他人，和這個拋下他們的時代進行了比較。
哈爾濱和平二道街。
一直到現在，很多工人談起當年的國企改革都沒有一個完整的概念。他們反覆問我、問自己一個問題：為什麼到了一九九幾年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樣了，就不能再繼續下去了？他們在當時是這樣想的，認為這都是暫時的一種困難，很快就可以繼續下去。
支持他們的其實沒有什麼理性的理由。一個就是工廠當時向他們許下了這個承諾——有點像現在的小女孩相信老男人在意亂情迷時向她們許的承諾。另外一種，就是他們彼此之間不斷堅信的一個邏輯：第一，我必須活下去；第二，沒有工廠我活不下去；第三，工廠應該讓我活下去。這是一個很糟糕的三段論。
一件不幸只有在你真正理解它的時候它才能夠過去。所以經過了這麼多年，二十年過去了，他們中的很多人還是像當初一樣在這個矛盾裡面打轉。
在下崗潮到來的時候，他們的選擇聽起來好像還是挺多種多樣的。比方說可以先選擇「買斷」。買斷的意思就是給你一筆錢，然後你和工廠就徹底地擺脫了關係了。這個演算法挺複雜的，原則上就是你的工齡越長給你的錢越多，快退休的老工人大概能拿到兩萬塊。
我的姨姥姥是電池廠的車間主任，所以她能拿到四萬塊，這在當時是一筆挺大的錢。可是很不幸，她拿到錢之後，我的姨姥爺就得了心臟病，需要做心臟搭橋手術。心臟搭橋和下崗在當時是同樣流行的兩件事情。正好把這四萬塊都花光了。因為那個時候他的公費醫療都已經中斷了，同時很多很多東西都中斷了。
剛才說的那個二十層樓高的家屬宿舍樓的電梯也停了。那個時候，那些工人每一天到了上下班的時候很恐懼又很尷尬。按照北方話講，他們每天要拽著貓尾巴上樓。所以你再上這個樓的時候，低頭看機關大院就好像在咧著嘴嘲笑你一樣。
總之，我姨姥姥和工廠的一輩子的關係，換了兩個撐開心血管的支架。我記得她家最風光的時候，是當年娶兒媳婦，從廠食堂裡擺了五六十桌酒席，一直擺到大街上。我那時候是個小孩，正看小人書裡的《封神榜》。當時我就想，這就叫酒池肉林。
年輕的工人因為拿不到那麼多錢，所以大多數都選擇繼續留在工廠。他們只能領到原來一半的工資，而且所有的津貼和福利都沒有了。每天要打六遍卡，有的工廠要打八遍，上廁所也要報告。他們發現原來稱兄道弟的這些很熟悉的同事，因為掌握了考勤的權力，可能背後還有把他們趕回家的這麼一種任務，都變得面目可憎，非常凶狠。
他們還發現，在這種血肉模糊的改制裡，一些廠領導很神奇地發家了。工廠三改兩改變成了私產；那些更大的國企，通過複雜的一些財務政策、一些技術，被安上四個軲轆推到境外，隨著交易所的一聲鑼響就不再是全民所有，更加不是他們所有了。
電影《鋼的琴》劇照。
幾年前有過這麼一場討論，說的是這一代企業家和國企改制上市有關的企業家身上的「原罪」問題。他們如果足夠走運或者選對邊的話，現在還是上流人物。但是這一場討論我聽不懂，因為原罪這個詞用錯了。原罪是指你生來就有的罪行，而這些人應該不是這樣。
但是工人們的憤怒往往是漫無目的的。我認識一個人，他就說那個時候最不願意上別人家裡去，要是看到誰還有工作，他就會特別恨誰。
我的一個中學同學，他的父親以前每次下班都要自己喝一點酒，自斟自飲。喝完了之後就笑嘻嘻地看著屋裡，因為屋裡擺滿了當時最時髦的傢俱和電器。下崗以後他喝得更多了。他喝那種散裝白酒，也買不起下酒菜了，一直喝到兩隻血紅的眼睛「在一個很黃的小燈泡底下眨巴」。然後就動手打兒子和妻子。很多人就是這樣，他們只敢把自己的這種委屈、不憤，傾泄到比他們更弱小的人身上。
並沒有一個關於離婚率和失業率之間關係的統計。但是我的印象裡，那些年只要是生活在廠區裡的人，幾乎家家都在鬧離婚。當時的一些事件、一些案件，也都和社會上的這種失業帶來的動盪有關係。東北的很多案件在那個時候是震驚全國的。
有一些人是這樣的，他們會把遭受到的不幸理解為一種豁免權。當他認為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時候，就會漫無目的地把這些東西施加給一些無辜者。然後自己還理直氣壯，覺得這是公正的。直到現在恐怕還有一些人群是這樣的。
那些年，大多數的工人都深陷於一種沒有結果的抗爭裡面。他們中間有一些很聰明的，擺脫這個大隊伍，去跟蹤廠長和書記。他不知道從哪兒弄的一個很破的攝像機天天扛著，東拍西拍去尋找能夠勒索的一些證據。有一些人靠更加下作的手段，不僅找回了工作，而且成為了幹部。
但是多數的工人，在這種漫長的等待和申訴的交替裡，最後選擇了放棄，因為他還要謀生。這樣一個集體的憤懣，開始逐漸分化成了一個又一個的困境。他們當時都是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有很多的負擔，一睜開眼就要面對這些，是不能夠一走了之的。
但是東北直到現在也沒有發展出足夠的替代產業和工業來吸納這一部分就業，所以擺在他們面前的生路就很少。他們只能依據自己能夠承受的勞動能力去選擇，只有打零工、計時工、蹬三輪、發傳單。或者去擺一個很小的地攤，開一個很小的飯店。可能真是當年那個「沒有工廠我活不下去」的邏輯影響了他們的行為，即使他們不怕苦不怕累，但是我真是很少能見到這個人群裡有創業的成功者。
哈爾濱街道。
值得一提的是，這種他們覺得非常難以忍受的困境，其實對於那些一直生活在城市底層的人來說是很習慣的。他們甚至在這種生活裡發展出了市井智慧，可以很平靜地過這種日子。但是這些人剛剛滑入這個階層，他們每一天都會過得極其痛苦。有一些人承受不了乾脆就退回到農村去了。
我的姑姥姥，老兩口和三個兒子都在亞麻廠上班。亞麻廠過去是中國麻紡行業的一個龍頭企業。1987年那裡發生了一次大爆炸，是最凶險的那種粉塵爆炸，死傷幾百人。最出名的一件事，是亞麻廠把那些嚴重燒傷的女工都安置到了兩棟家屬樓裡。
因為這些年輕女孩受傷之後的那種面目，每天到了夜裡，那些樓裡都會發出非常淒厲的哭聲。這兩棟樓一直被稱作鬼樓，這些姑娘到現在如果年輕的話都不到50歲。她們還在。樓也還在。
我的三舅當時是一個很年輕的小夥子。他那天晚上值班，親眼目睹了這個地獄一樣的場景，就在這個場景裡面被嚇得精神失常了。他在工廠裡辦了病休，到了分流的時候最先回到了家裡。治精神病是很貴的，所以他把家裡所有的錢都耗盡了，自己也沒法再去找長期的工作。
到了發病的時候，他會用十年積攢的力量，把家裡僅存的一點東西一件一件很認真地都摔碎了。等他清醒過來，他就把頭緊緊地貼在膝蓋上，坐在椅子上，試圖從地裡陷進去。
我的二舅很幸運，他有一個很好的嗜好，愛喝酒。他高高興興地從廠裡領到了這筆遣散費，高高興興地回家把老婆打了出去，然後高高興興地把他那間宿舍賣掉，全都換了酒喝。他那段時間天天醉倒街頭。現在這個時候，我們那頭是晝夜零下二十多度，但就是這樣也凍不死他。
後來他已經沒錢再在城裡生活，就到了吉林的農村去，在那兒還找到了一個女人。每隔一兩年他會進城一次，到我們這些親戚家裡挨家挨戶地要錢。
所以今天好多人問我，說你們東北人為什麼那麼愛喝酒，喝醉了不行還要勸別人也喝。我的回答總是很誇張。我說我們東北，失落的人、絕望的人太多了。
我的大舅一直留在那個工廠裡。他每年大概有半年的時間能領到工資，因為只有半年的時候才有訂單。他們一家三口就靠著我姑姥姥老兩口的退休金來生活。
又過了些年，地方上找到了一種土地財政的方式。我們的感受，就是國家領著我們一起炒房子。我們那兒的房子後來也貴起來了，所以這些家庭開始收穫到一種應該也是唯一一次的機會，就是老人身後的房產。這種兄弟姐妹之間的鬥爭，在老人在世的時候就進行著。在這種激烈的鬥爭裡面，最後一點的親情、最後一點的臉皮都這麼喪失掉了。
2008年，亞麻廠開始拆遷。
在當時那個時候，應該講社會也盡到了一些努力。比方說「下崗」這個詞，發明得就是很巧的，它代替了難聽的失業，還給你一種好像還能再上崗的希望似的。當時各地還都有「4050計畫」，就是說安置40歲50歲沒有勞動技能的人的一個就業計畫。其實他們有技能，只不過是那些工廠消失了。但是在我們那兒，只能是類似於交通協管、輔警這樣的職務。
為了鼓勵他們，那個時候有一首歌叫《從頭再來》。我是一個理解能力很差的人，我在那個時候聽這首歌的時候，就感覺這首歌的意思是說，你不要來找我，這是你自己的事。只不過說得很文藝而已，用一個非常動聽的歌喉唱出來。
那一年的春晚，有一個人，他在小品裡頭也說了那麼一句話：咱工人要替國家想，我不下崗誰下崗。我印象裡，那個燈火通明的演播室就開始響起經久不息的殘忍的掌聲。這個演員也是哈爾濱人。所以我一直到現在都不理解，工人有什麼對不起他的地方，大過年的不允許他們安安靜靜地過一個好年。
總之，這些努力因為受制於東北這種眾所周知的局面，並沒有發生什麼效果。好像唯一的作用就是一直在提醒這些人，你多麼地無能，你多麼地無助，你多麼地沒有資格。
哈爾濱街頭
那些工廠在其後的關停並轉，改制上市之後，陸續重新恢復了運轉，僱用了新的工人。城市隨著造城運動也開始有了新的景觀。下面這張圖是我從網上找到的，比我自己拍的那兩個要順眼一些。
這個地方是哈爾濱的車輛廠。哈爾濱車輛廠過去是專門生產鐵路交通設備的，後來只有幾個車間被中車集團的孫公司收購了，大部分企業被拆除，被一些上海來的開發商開發成了現在這種高檔樓盤，留了這麼一個街心公園。公園裡有一個老火車頭，一個車間，還有一個水塔。挺不錯的，像一個蒸汽朋克風格似的。畢竟是上海人蓋的嘛。
在這個工廠拆遷過程中，老職工就會出來擺地攤，賣他們的家當。他們賣什麼呢，一小盆仙人掌，舊磁帶，二十年前的舊雜誌，一個暖瓶塞，兩條舊棉褲和一摞前進帽。不大可能有人買，也賣不出幾個錢，只不過是把他們那個一無所有的破家，從裡到外翻出來給別人任意翻看。
我的一個朋友，大城市來的，他看了之後特別難過和驚訝，說怎麼到了這個年代還有人這樣生活，這是他見過最淒慘的一個二手市場。弄得我還得反過來安慰他。
我注意到，這些地攤上最值錢的東西就是一筐一筐的螺絲螺母，扳手和工具，賣廢鐵能賣不少錢。一看就是他們當年從工廠裡拿出來的。
工人村生活館（以上圖片均來自一席）
關於這些老工人有一種爭論。有一種說法是，他們當初把自己最寶貴的東西獻給了這個大工廠，甚至是獻完了青春獻子孫；而工廠和工廠所代表的堅硬的世界背叛了當初對他們的諾言，所以他們是一些不幸的被欺凌的人，被拋棄的人。
另外一種說法是，其實在那個時代他們是既得利益者，他們能夠得到的那種幸運和安定，在那個時代是少數人才有的；而且到了下崗的時候，就像我剛才跟各位講的，他們也不是最貧困的人。何況當年國企改革是不能夠選擇的，那種方式是難以為繼的。
總之這種爭論爭來吵去，這個世界完成了一次顛覆。在這種爭論聲裡，這一群人就散去了，老去了。
我的這些長輩，他們都有一種特長：如果私下去問他這些年代發生的事情，他會很怨毒，比我要憤怒得多地跟你說一些事情；可是如果有這樣一臺攝像機對著他，他就自動切換成了感恩模式，因為他們在這個時候也確實領到了低保和社保。那些和他們無關的事情他們不去關注就好了。
所以作為一個群體，下崗工人好像真的沒有了。現在如果有人問我東北那些下崗職工哪去了，我也可以說我真的不知道。那麼我，今天這個無關者站在這兒，浪費了大家半個小時的時間究竟想講一些什麼呢？
每到了轉折的時代，總會有這樣一群失落者。這個時候，人們追求的東西會像雨水一樣蒸發到空氣裡，然後用一種我們每一個普通人無法把握的概率落下來。時代和人群永遠朝向新的賓客，發出新的頌揚。新的失落者在輸光了一切以後就要走向被人遺忘的路程。
這些人，在當年我的印象裡，他們相信自己完全配得上也守得住這一切。就像今天在大城市裡的精英階層一樣，他們相信自己有資本，有智慧，有能量，相信自己完全能夠Hold住這種生活，永遠不會是輸家。他們也相信這個世界已經合理了，已經足夠合理，任何失敗者不是愚蠢的就是懶惰的。其實這也和三十年前這些下崗的工人想的差不多。
今天，或者通過一種系統的推論，或者是通過直覺，我們都越來越強地感覺到，我們又來到了這樣一個轉折面前。在這種轉折裡，有的人注定會被送到風口，送到浪尖；有的人會被送去水底，甚至在石頭上撞得粉碎。這一次失落的不知道是誰，是不是我，有沒有各位？
我一直很偏執地記錄這些人，甚至到了他們自己都忘記自己的時候。我今天又站在這兒很掃興地和大家講起這些，是因為我不知道很多年以後，誰來講我，誰來講各位？
對不起。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